大家好,我是马香玉。
用手机拍电影,早就不是稀奇事了。
陈可辛的《三分钟》,贾樟柯的《一个桶》,西奥多·梅尔菲的《女儿》……都是手机拍的。
《女儿》
曾惊艳圣丹斯电影节,在好莱坞引起不小反响的《橘色》,由于预算有限,也是全程使用手机拍摄。
尽管手机拍出来的画质,不如专业的电影摄影机。
但是,也有独属的优势。
其便携性决定了即时性,即时性带来了临场感。
可以第一时间捕捉到各种突发情况。
随时随地记录各种惊心动魄的事件。
今年就等来了一部完全由手机拍摄的纪录片,那个震撼,到现在香玉还心有余悸。
《午夜行者》
Midnight Traveler
各评分网站,给出一致好评。
豆瓣 8.2。
烂番茄新鲜度 100%。
还获得了第35届圣丹斯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的「世界电影单元纪录片」大奖。
一部手机拍摄的纪录片,何以获得如此高的评价?
下面就让香玉带大家一探究竟。
漫漫逃难路
丈夫法齐利和妻子法蒂玛,两人都是导演。
2015年,法齐利拍了一部关于塔利班指挥官的电影,讽刺和声讨了这个组织。
没想到,这部电影激怒了塔利班组织。
他们残忍地杀害了电影中饰演指挥官的演员。
并且向导演法齐利发出了格杀令。
为躲避塔利班的追杀,法齐利一家逃到塔吉克斯坦,寻求庇护。
但申请了14个月,依然没人同意保护他们的安全。
那厚厚一沓的庇护申请书,也全部作废。
法齐利和妻子,以及两个女儿娜吉丝和扎赫拉,被遣返回阿富汗。
回到阿富汗稍作停留,他们决定再次寻求庇护。
这回将目的地锁定在了欧洲。
逃离阿富汗,就此开启了一段生死未卜的奥德赛之旅。
3年,3500英里,6个国家,25小时的录音,300小时的视频录像,最终浓缩为这部90分钟的纪录片。
从某种程度上讲,《午夜行者》像是一部家庭日记影像。
也可以说是一支超长Vlog,或者说是一部纪实公路片。
只不过它的内核,并不是家庭温馨的日常。
而是逃难。
正如电影开场,大女儿娜吉丝的画外音如是说:「这是一个通往地狱边缘的故事。」
离开阿富汗后,法齐利一家就基本处于「无国籍」的漂泊状态。
这也意味着,他们的基本人权被剥夺了,在很多时候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法齐利盯着脚下逡巡的蚂蚁说:
「他们是生物,有权利呼吸、行走、生活。」
这些蚂蚁,就是他们自己。
在后来的影像中,法齐利多次向观众展现拍摄所用的设备。
手机,和一个章鱼三脚架。
他和妻子时而会互相拍摄对方。
一个人拍摄着另外一个人正在拍摄的画面,形成天然的画中画,元电影。
手持,剧烈晃动,夜间噪点大。
这是电影画面给人最直接的感受。
在这些粗粝原始的影像中,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穿越伊朗、土耳其、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到达匈牙利。
他们辗转于各个国家的难民营,迎接他们的无不是严酷的挑战。
在田野和森林中跋涉,在潮湿的地面露营,钻过铁丝网,睡过烂尾楼。
受限于手机拍摄的深焦镜头,所以在任何时候,人物和环境都是融为一体的。
在这部电影中,短板变优势,反倒更加应景了。
我们还目睹了发生在保加利亚,对移民的暴力事件。
那天法齐利一家走在街上,突然有一群小混混冲出来想要打他们。
事后妻子法蒂玛说了一句:
「我们来到了一个跟阿富汗一样糟糕的地方。」
随后有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法齐利。
记者要求法齐利把手中的手机放一放,不然会挡住他的脸。
他却回答:「我是一名电影工作者,我正在拍摄我的作品。」
然而可笑的是,刚有警察和记者愿意为这些难民主持正义,结果第二天晚上,就变本加厉。
又来了一群保加利亚人在他们的楼下抗议,大喊着要把这些难民驱逐出境。
就算警察赶来维持秩序,也是和这群混混站在同一边,甚至还打了难民。
但这些痛苦的时刻,都不及在无尽的等待中,难民营每天的烦闷来得震撼。
影片最引人注目的冲突,来自法齐利和妻子偶然爆发的一次口角。
有种无声处听惊雷的力量。
法齐利和邻居打了个招呼,夸她一天比一天漂亮。
关上门后,妻子就生气了。
两人为此争论了起来,妻子还让他把这段掐了,别录。
这突如其来的争吵,像极了剧情片中的桥段。
可那分明就是真实生活中发生的。
嘴上笑嘻嘻,心里骂咧咧。
—「我在电影里和上千个女演员合作过,我还在电影里亲吻了别人,这要怎么说?」
—「那又怎么样?我也在电影里和很多男演员合作过,还饰演过他们的妻子。」
夫妻两有来有回,谁也不肯让步。
然后妻子总结了一句话,其实也相当于是整部电影的一个角注:
「我做这些只会在电影里,但在现实生活中不会发生。」
这种不确定性包裹下的日常,串起了整部电影。
他们既要忍受着反移民的种族主义,也疲于应付各种可能发生的矛盾和意外。
他们的生活,其实比电影更像电影。
电影很肮脏
不过,就算一路充满坎坷,《午夜行者》仍有其温柔的一面。
这是属于家庭电影的品质,在全球移民危机中,展现人性。
法齐利说过,拍摄使用的手机,构成了他身体的延伸。
相当于是多了一双眼睛。
目的就是要打破观众与屏幕间的壁垒。
观影的过程,会有一种亲密感,令人不安的亲密感。
如见其人,感同身受。
好想你成了这个家庭的第五个成员。
你会出现在这个家庭每一个关系或紧张或平淡的时刻,听见尖锐的争吵和凄厉的哭泣。
而一旦达到这种效果,同时也意味着,导演本人在这部电影中消失了。
整部电影,最大的缺失就是法齐利自己。
尽管导演既是这部电影的创作者也是亲历者,但他尽量隐藏在镜头后面,把时间留给妻子和孩子。
他在一个采访中说:「在这部电影中,我的家人遇到的问题越多,我看到的痛苦就越多,这部电影也会越好——但是我不知道,当时我的责任是什么。父亲,丈夫,还是导演?」
导演本人没有表达作为创作者的想法,可能会削弱电影的情感力量,但守住了纪录片的底线。
他给自己的定位,首先是一位导演,其次才是一位难民,一位父亲和丈夫。
但。
这样的身份,在电影中有过唯一一次例外的反转。
这次例外,堪称神来之笔。
也留下了整部电影最温情的片段。
那便是在小女儿扎赫拉失踪的时候。
法齐利感到非常不安,发动了整个难民营的人一起去寻找。
在那一瞬间,他心想:
「我竟然会在大晚上,带着一群人在树林里找一个小女孩。这不就是电影里最棒的画面吗?」
他觉得应该带着手机,打开摄像头,然后去寻找扎赫拉,说不定会拍到前所未有的画面。
女儿失踪,他的第一反应竟然是为电影收集素材。
事后法齐利说,当这个想法冒出的那一刻,我非常憎恨自己。
他通过画外音回忆:
「我很庆幸自己是一名电影工作者,我很热爱电影。但有时候电影很肮脏。我恨自己,我讨厌电影。」
在打消这个念头后,寻找的过程没有被拍摄下来。
下一个镜头,是小女儿扎赫拉的微笑。
原来她没有失踪,只不过一时走远了。
这是整部电影最令人动容的瞬间。
法齐利说,「有时候,电影很肮脏。」
就算拍摄的环境再乱再脏,但只要创作者的想法是干净的,电影就是干净的。
反之,如果想法是肮脏的,电影也会是肮脏的。
是电影让法齐利成为了难民,也是电影让他留下存活过的印记。
他当然不希望这部电影变得更糟,也不指望能拍得多好。
他只是希望,这部电影能尽快结束。
在塞尔维亚的难民营,等待了475天。
法齐利一家的名字,终于出现在获准进入匈牙利的名单顶端。
他们继续前往匈牙利,处理庇护申请。
唯有通过非法偷渡,到达欧盟边境,他们的庇护申请才得以受理。
何其讽刺。
他们顺利进入欧盟,此时距离离开阿富汗,已经过去了594天。
不过这还没完。
在匈牙利边境的转介区里,他们又被监禁了三个月。
申请依然没有回复。
他们的征途还没有结束,只是电影不得不提前结束了。
法齐利说:
「我想象着,我们已经抵达了目的地。待在一所公园里,然后我拍摄了电影的最后一个画面。」
然而,这个愿望,不过一次妄想。
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仍有人飘零无依。
发声即价值
如果有人问,拍摄这样一部电影,有什么意义?
是不是在刻意卖惨?
香玉想说,发声,就是它最大的价值。
据联合国估计,2018年有7080万人被迫离开家园。
其中将近2600万难民,超过一半的人不到18岁。
就像《午夜行者》中的家庭一样,颠沛流离,寻一隅安身地。
由于此次疫情,更是导致难民的危机加剧。
他们的力量和声音都很微小,很少有机会讲述自己的故事。
这就意味着,他们的遭遇仅能依靠他人转述,容易被不应有的敌意误读。
如果说,在这之前,难民的困境只停留在新闻报道的文字。
那么,这部电影让难民的生活,变得真实可见。
到底有没有在卖惨,你可以亲自看一看,再做判断。
《午夜行者》的即时性和稀缺性,完全弥补了它视觉上的局限。
它值得被肯定。
至于很多人关心的,法齐利一家人后来的处境到底怎样了?
直到这部电影播出后,他们的旅程还未结束。
自2018年4月以来,他们一直滞留在德国的北威州,等待德国批准他们的庇护申请。
谈及对未来的期待时,法齐利说:
「我觉得自己像个寄生虫,极度卑微,也想过放弃。
但正是这部电影给了我希望,给了我活着的感觉。
所以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到达的。」
又一次,我们见识到了,电影的力量。
足以对抗时间和偏见的力量。
页面更新:2024-05-04
本站资料均由网友自行发布提供,仅用于学习交流。如有版权问题,请与我联系,QQ:4156828
© CopyRight 2020-2024 All Rights Reserved. Powered By 71396.com 闽ICP备11008920号-4
闽公网安备3502030203490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