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锦鹏与影帝、天后合作，会不会是1+1=2？

有人说，最会拍文艺电影的导演，除了王家卫，就属关锦鹏。

自处女作《女人心》起，关锦鹏的作品就以其鲜明的个人特点引发关注。1988年，电影《胭脂扣》上映，不仅使张国荣回媚一笑百媚生与梅艳芳的痴情绝对成为银幕经典，也让关锦鹏赢下了第8届香港金像奖最佳导演奖。

张国荣、梅艳芳、关锦鹏

另一方面，观众也逐渐认识并承认了关锦鹏作品的特色——善于表露“情”，诉说爱与欲。如果说王家卫电影里的情总是闷沉沉的，像《花样年华》似的，人物只好闷着诉别情，那么关锦鹏则不同，他的镜头下情是“妖冶”的，为爱的人也是敢冒险的。

如此说来，让关锦鹏来讲一个女人与多个男人之间的情感故事，理应不会差。可为什么人们对这部电影的评价会褒贬不一？

2005年，有一部电影由关锦鹏担任指导，聚集影帝梁家辉、天后郑秀文、吴彦祖、吴军、黄觉等人参演，可谓众星捧月般捧出了一段旧上海女人的命运传奇故事。

这部电影即是由王安忆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长恨歌》。

《长恨歌》出炉后，女主演郑秀文和男主演梁家辉，包括男配胡军等虽都得了金像奖的提名，可惜皆是“陪跑”，关锦鹏也未能如愿在威尼斯电影节上将金狮奖收入囊中。直到今天，电影《长恨歌》在豆瓣的评分也只是刚过及格线——六分，算不上佳。

正面与反面声音

认可它的人，认可了它在讲述一个女人的“情史”时既活色生香又哀婉凄楚。而说不好的人，列出它毛病明显。

其一，选角问题。诚然郑秀文是很会演戏的歌唱天后，可她化身为上海弄堂里走出来的小女人时，显得“水土不服”。小说《长恨歌》里的王琦瑶自然该讲一口吴侬软语，可饰演王琦瑶的郑秀文讲出来的却是港普口音，难免叫人出戏。其实，郑秀文很适合出演港土背景下的现代女士，《瘦身男女》里可以饰“傻大姐”，《盲探》中可以饰精明女警。然而，郑秀文穿上旗袍实在不像摩登至极的旧上海女子。

郑秀文是尽了力想演好，但在某些细节场面上努力过劲了。比如，当得知李主任弃她而去的那一场戏，以哭天抢地趴在地上的姿态来表达内心痛苦，使足了劲，却成了被人诟病的“槽点”。因为，上海女子是精明的，王琦瑶依附权势之主李主任是选择，可她真的会趴在地上哭嚎吗？精明的背后是讲究体面啊，她们懂得“隐忍”，像鸽子一样将翅膀收在屋檐下，才是于乱世中安身立命之本。何况，那时的王琦瑶才19岁，还是孩子一般的年纪，情是痴的，却断不至于像中年丧夫般声嘶力竭。

其二，浮光掠影的镜头与剪辑，道不尽城与人的牵连。用1小时44分钟来描绘一个女人的一生起伏，说长也长，说短也短。长，是因为单从儿女私情的角度看，镜头诉诸情与欲，眼神、动作、画面足以表现男女之情的浓烈与欲的渴求。说短，对于李主任、康明逊、老克，这些不同时期出现在王琦瑶身边又相继离去的男子，他们来也热烈去也匆匆的心理依据和动因交待得不足，剪辑显得零散，造成故事的合理完整性欠缺，使观众对《长恨歌》内容理解产生困惑。

难道《长恨歌》从头至尾就是一个女子的悲情史吗？单单只是为了演绎多情总被无情伤的失意故事吗？

其实，观众不满意的是这段发生在旧上海女儿身上的故事，却缺失了旧上海的底蕴。

尽管影片中出现了舞厅、咖啡馆、照相馆的场景，试图摆置出上海滩的模样，可就实际效果来看，人物与场景关系的证据寥寥淡弱。淡化了上海在故事里的地标性，也就错失了长恨歌的独特性。

曾有评论家这样说，“《长恨歌》里的王琦瑶是上海弄堂里走出来的典型的上海小姐，她似乎被动地被上海所塑造，所接纳，自然而然地、按部就班地走着上海女性走过的或期望走过的路，而在这漫长的路上，她领略并保存着这城市的精华。她的存在是一个城市的存在，她时时提醒人们回望日益阑珊的旧时灯火，即使当王琦瑶飘零为一个街道护士时，她依然能复活人们的城市记忆。”

说到底，《长恨歌》是上海的沧海桑田。王琦瑶是上海的王琦瑶，她是上海的选美小姐，是土生土长的弄堂女儿，她的爱恨痴缠必然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变迁血肉相连。

所以，倘若不能让人物与城市面貌紧紧拥抱，就会导致情节“悬浮”，与故事背景隔着一段间隙，而隔开城市演变的脚步去堆悲欢，无意间就也使一个女人的命运背影显得单薄了些。

原著小说的魅与魂

关锦鹏的作品有“上海情结”。在他执导过的电影中，有不少与上海有关。有《阮玲玉》，有《白玫瑰与红玫瑰》，改编过《长恨歌》，亦有以制作人身份参与的作品《做头》。这些电影中的主人公都是女子，都是生活在上海这座城的女子。

关于电影《白玫瑰与红玫瑰》，有人评价说这是最接近张爱玲文字的影视化呈现。的确，关锦鹏似乎最擅长再现张氏文字的导演，可这不代表所有“上海情感故事”都能以张爱玲风格套用。

张爱玲和王安忆是两个不同的作家。尽管外界总给王安忆贴上“张爱玲接班人”的标签，但王安忆本人却未必接受这种设定。毕竟没有两片树叶完全相同，对两个作家而言，谁能是谁的复刻版？

作家王安忆

王安忆的祖籍不是上海，也非生在贵族府邸。一岁时，她随父母移居到淮海路附近。如果说张爱玲是在家族荣华中长大，孤冷高贵的贵小姐。而王安忆本身的成长经历则像《长恨歌》里的王琦瑶，是住在石库门那类弄堂里，浸染了世间烟火的小家碧玉。

穿过淮海路，与小姐妹牵着手去上学。亲见过旧上海物质茂盛的景象与摩登男女，可将这个城市美好一面深存心底，日后由笔尖流出。在代表作《长恨歌》中，王安忆不仅描写了上海滩纸醉金迷乱人眼的一面，也用了大量篇幅细数普通人家屋檐下的平凡光景。

例如，在小说《长恨歌》开篇，有很长一段散文式文字描绘寄居在弄堂里的流言与鸽子，这是背于热闹外滩的琐粹，却也是真正了解上海人茶米油盐的观察。旧上海的风貌何止是“百乐门”与咖啡馆，它是外露奢华的，也是日常隐秘的。

更重要的一点，张爱玲在动荡中离开了上海，书写无奈别愁的多；而王安忆则坚持留在上海，她的人物离不开上海。

在小说《倾城之恋》里，白流苏于不安局势下告别了上海这座城，把生存寄予他乡。现实中，的张爱玲也带着回忆远走。而王安忆虽在文革中离开上海，却又靠文学力量回到了上海。这段经历自然造成她的“上海记忆”与张爱玲有很大不同，亲历过历史的变革后，她与城市一起感受安定并见证浦江新辉煌。

《长恨歌》中的王琦瑶也是这样，不得已短暂告别后，终究回到上海，努力在上海扎下根，即便苦难重重，却从未想过离开上海。王琦瑶死于上海，可她何曾对这个城市死心过，仿佛她在上海一日，就总能遇见十九岁的好光景。白流苏走了，可王琦瑶不会走。王琦瑶是这片土地上选出来的“三小姐”，离开上海，她便不能是王琦瑶了。

因此，就《长恨歌》而言，王安忆用爱情故事表露的是一颗女人心的“魅”，而关于上海这个城市曲折起伏的史诗才是整个作品的“魂”。无魅的女人不风情，而失去魂的城市故事就难动人。得意失意是感情的事，谁来谁去一座城不动摇。

《长恨歌》究竟“恨”的是什么？

在阅读原著小说和观看电影时，我都在思考一个问题，《长恨歌》里的王琦瑶恨的是谁，她的恨指的是谁？

按原著小说内容概括来说，四十年代末，照相师傅程先生发现了弄堂女儿王琦瑶的美丽，但王琦瑶并未爱上程先生。天生丽质的王琦瑶参选“上海小姐”，得来第三名，被唤以“三小姐”。于十里洋场，她认识了军政大员李主任。李主任将王琦瑶收为金丝雀，可在李主任自身难保时只留下一箱金条便消失不见。王琦瑶的少女时代结束，第一段情感经历不明不白地结束。

建国初期，王琦瑶蜗居在上海箱子里，以替人打针为生。在麻将桌上，王琦瑶与富家子弟康明逊情愫渐生，后又怀上了康明逊的孩子。然而康明逊不敢娶王琦瑶为妻。为了掩人耳目，王琦瑶与混血儿搭伴，艰难产下一女。这是王琦瑶第二人生阶段。

六七十年代，幸而有老朋友程先生帮衬，王琦瑶守着清贫养活了女儿，程先生却在文革中郁愤自杀。这是王琦瑶第三人生阶段。

改革开放后，风韵犹存的王琦瑶与钟情旧上海腔调的年轻人“老克腊”发生了一段畸恋，后又仓皇收场。因为绰号“长脚”的小年轻一时贪念，偷盗金条，王琦瑶一命归西。

原著中的程先生虽说是最长情，却不是陪伴王琦瑶走到最后的人。小说里说的明白，王琦瑶本就不想耽误程先生一生，程先生也清楚他与王琦瑶终究是无法“再往前迈一步”。而在关锦鹏执导的改编电影中，叙事视角发生了转变，让程先生从头至尾承担起“串讲人”角色，眼睁睁看着所爱的女人一遍遍为他人爱了、痛了。如此一来，王琦瑶的恨似乎转嫁到了程先生身上，更使得观众必须隔着程先生的心境再去体味王琦瑶的恨。

此外，原著中几个重要人物面貌也被明显的戏剧性“整容”。以康明逊为例，“没担当”的公子哥在原生家庭中本就是个可怜虫，他是二房生的儿子却不得不喊大太太为娘。幼时撞见亲妈委屈的泪水，给他留下心理创伤。他很清楚，他不可能娶王琦瑶当正房太太，反而只能把王琦瑶推到如他亲妈一样的境地。何苦奔向没有未来的明天呢？

王琦瑶当然也有自知之明，只不过是爱了就认了。可电影改编硬给康明逊安排了妻子，还安排王琦瑶、康明逊、康妻，“和和气气”一桌吃饭，这种安排且不谈常理和合理性，生生突显康王两人关系不耻性，情淡了，恶重了。

再来说王琦瑶的死。在原著中，“长脚”与老克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在电影中，两人被捏合成一个杀人犯。“老克腊”只不过是太年轻，担不起王琦瑶的风烛残年而逃跑。“长脚”的贪念是生活所迫，鬼迷心窍，却与王琦瑶谈不上情感纠葛。而电影改编将这两个人捏合在一起无形中就让王琦瑶跳入“畸恋没有好下场”的因果论。

王琦瑶这辈子，用情不止一个人，受过不止一次伤。终其一生，她的经历只为证明一个多情的女子终究毁在寡情的男子手中吗？

不，王琦瑶恨得不是某一个男人。她恨的是，一段情难以天长地久；她恨得是生不逢时，旧时代的上海淑媛的虚华被历史前进的车轮所遗忘。她耀眼的很短暂，孤独的很悲凉。一个城市永远不会苍老，而一个女人抵不过岁月磨砺。所以，这恨绵绵无绝期。

王琦瑶是时代浪淘下的小人物，她的经历与生活有着时代的烙印，她的每一次人生选择也脱不开当时历史背景下人们所特有的一些价值观念，她的“命运传奇”能帮我们理解过往，更能提醒我们把握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