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行西：多少残垣沙海中

作者：马行西

来源：《民主与法制》周刊2021年第35期

作者简介：马行西，资深法律人，长期从事政法管理和检察实务。近年来履职新疆，本职工作之余，致力于边疆历史文化及社会建设考察，努力促进依法治疆和文化润疆有机结合。

广袤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吞噬了很多古城，也收藏了很多古城。环漠地带就是一个收藏圈——楼兰、米兰、安迪尔、且末、精绝、于阗、圆沙、热瓦克、疏勒、苏巴什，都被撒上一层又一层柔软的细沙，小心翼翼在藏到了地下。也许，这正是古人故意给我们留下的信息库和档案馆。

我喜欢访古探幽。这些沙埋古城，也曾到过一些。残垣断壁之间，与先人对话，每每收获震撼和启迪。

震撼最大的是探查精绝国遗址，又叫尼雅遗址，因为精绝国都城位于尼雅河尾闾。我是2018年8月25日造访此地的，同行七八人，高底盘越野车4辆，携带对讲机、救援工具并足够的食品饮水。

道路十分艰难，从民丰县城向北，沿尼雅河故道进入大漠，地上没有道路，全凭地方向导的记忆前行。一会儿上沙丘，一会儿过沙坑，车辆几次抛锚。常常是，一辆车陷入流沙，施救的另一辆车也陷入流沙，车轮飞转就是不动地方。

这时只好找来些干树枝甚至背包衣服塞到车轮前面，几辆车用绞盘钢索连在一起，所有人都下来推车，这样一起用力，才能把车从沙坑中拽出来。天上不但没有飞鸟，也没有手机信号，只能靠卫星电话和对讲机。没有这些必要的通信和救援设备，是不敢冒险的。

比道路艰难更让人震惊的，是那一路奇形怪状的干死胡杨。这些胡杨大呀，很多树干两三人抱不过来，坠落在地上的树枝都是合抱之木。有的独木擎天，气宇轩昂；有的几棵一丛，参差嵯峨。所有的胡杨树早没了树皮，袒露着灰白色的光光的木质，甚至也没有了细小的枝条，就那么几个遒枝枯干，张牙舞爪地伸向天空，像跳神作法的巫师，又像绝望求救的溺者。

人们都说胡杨树“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但我们看到，更多的胡杨树倒了、朽了。上一代老树死了，又长出一棵新树，后来新树也死掉了，倒在了老树上面。就这样一代代一茬茬，形成一堆堆树冢，几千年的时间压缩在了一起。

再看看四周，高高低低的沙丘鳞次栉比，上无飞鸟，下绝人迹，仿佛史前的太古洪荒。面对此情此景，谁能相信，一千四百年前这里还是草木繁盛的大泽！

唐初玄奘取经东归，路过此处，看到的是：“泽地热湿，难以履涉。芦草荒茂，无复途径。唯趋城路，仅得通行。”后来——凡事就怕后来——尼雅河水量减少，流不到这里了。失去了水的滋养，一切生命走向终结，芦草焦枯，胡杨萎靡，城池圮废，人烟灭绝！尼雅古城啊，你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给人带来多少繁荣昌盛的遐想，但摆在面前的，却是几座模模糊糊的基台和一片东倒西歪的梁柱！

震撼之余，作句三章：

其一

沙山累累到天边，

枯木森森满旱滩。

谁信眼前不毛地，

文明曾驻两千年。

其二

片羽不飞回太古，

群魔乱舞诉洪荒。

几多慨叹发人省，

地狱曾经是天堂。

其三

五星神锦出此间，

东土圣僧有遗篇。

今我涉沙登临处，

残梁败柱对青天。

比起尼雅古城，安迪尔古城就好走多了。因为这里离有人居住的绿洲很近，这就是民丰县安迪尔乡。安迪尔绿洲很小，距离县城约有150多公里，周围大漠环绕，形成独特的干旱气候，这里的甜瓜有名的好吃。

从安迪尔乡政府到安迪尔古城遗址，大概有15公里左右，步行有点远，汽车又进不去，只能乘一种独特的交通工具——拖拉机！那种轮子有一人多高、轮胎有二尺多宽的巨型拖拉机，才能在松软的沙丘上行走。两辆拖拉机开进沙漠，轰轰隆隆地颠簸前进，有时爬上高高的沙梁，有时扎进深深的低谷，反正没有路，司机全凭记忆前进。我们在后面的挂斗上或站或蹲，骨架几乎被晃散了。

一小时左右来到古城跟前。眼前的情景好像不是一座已经毁弃千年的古城，而是一座三年前才放弃的旧村落——遗址保存的太好了！一座座房屋不仅墙壁完整，房顶的木架大多原样存在，那梁、那檩、那椽、那柱，都保持着本来的样子。哪是人住的房子，哪是牲口圈，哪是街道，一清二楚。

特别是那座南城门，千年之后依旧挺立，七梁八柱卯隼穿插，粗壮的门框上那厚厚的门扇似乎还能转动。南门之外是一条河流的故道，很可能就是安迪尔河，原来这是一座河边的城市，想必当初风景优美，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

史料记载此城建于汉代，那么距现在就两千多年了，灭于宋代，距今也已一千多年了。毁灭的原因是生命之水——安迪尔河断流，使这里从绿洲变成沙漠。有人考证，玄奘也曾来过这里，这就是他笔下的吐火罗城。

最好走的是热瓦克佛寺遗址，位于和田市以北50多公里的沙漠之中，下阿和沙漠公路行驶半小时即到。佛寺院落基本上是一个边长50米许的正方形，大多建筑毁损沙埋，看得清楚的，只有一座佛塔。

此塔为典型的印度复钵式样，上圆下方，形同京城北海的白塔。虽然年代久远，斑驳脱落，但佛塔依旧彰显雄伟之姿。塔基为四级正方形台座，边长15米，高5.3米。塔身为上面略粗下面略细的圆柱形，平均直径近10米，现残高3.6米，估计塔身高度怎么也得15米以上。

据考证，热瓦克佛寺存在于公元二世纪到十世纪之间，这是佛教在西域的盛期。这么宏伟的寺院十世纪后为什么毁灭？很可能是宗教战争，因为十世纪后伊斯兰教入侵西域，给当地的佛教带来灭顶之灾。遗址埋藏丰富，近代以来，每次发掘都出土很多东西。

我所去过的沙漠遗址中，值得一提的还有麻扎塔格戍堡，也就是红白山遗址。浩瀚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势低平，腹地只有一条山脉横亘东西，这就是麻扎塔格山脉。

此山虽然不高，由于四周没有遮拦，倒也十分显眼。绵延几百公里的山脉止步于和田河西岸，好像被纵贯南北的和田河截断了一样。和田河岸边是贯穿沙漠的南北通道，是古代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因其地势要冲，唐朝在此山的东端顶上筑堡守卫，即为麻扎塔格戍堡。南坡山势陡峭，难以攀登，北坡稍缓，可拾级而上。

堡垒年久坍塌，近年做了适当维修，其颜色和山体一样，都是赭红色。从远处看，山体好像是石头，近处端详，用手摸摸，原来是泥土，准确地说是一种黏土。这种黏土见日则硬，犹如顽石；遇水则溶，成为泥汤。幸亏这里降雨量小，否则早就没有麻扎塔格了。

神奇的是，这座山岭是红色的，而与其相距百十米的平行山岭则是白色的，一红一白对比鲜明，此红白山所以名也。其实那所谓的白也不是山体白色，而是上面落了白色的沙子，好像敷了一层粉。站在旧堡处远眺，只见大漠茫茫，长河淼淼，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这些沙漠深处的古迹，同中原地区那些人来人往的遗址不同，很少有人问津。并不是人们不感兴趣，而是艰难的道路阻却了来访的脚步。上面提到的这几处遗址，我十分荣幸到此一游。十分凑巧，100年前它们都被同一个知名人物拜访过，那就是奥利尔·斯坦因，那个在中亚考古界鼎鼎大名的人。

1901年年初，斯坦因作第一次中亚考察之旅，从喀什出发经于阗到达尼雅遗址。此行被描述为“发现”尼雅遗址，因为在此之前没有现代学者到这里来过。他这次来一口气呆了半个多月，挖掘文物660件，运至英国研究，成果就是《沙埋和田废墟记》，又名《古代和田》。此行此书使之一举成名，成为中亚考古的翘楚。本来出生奥地利的他被授予英国国籍，从此以英国人行世。1913年，他第二次来这儿，又得到一批佉卢文简牍。

1901年4月11日至18日，应是发现尼雅遗址返回途中，斯坦因顺访安迪尔古城和热瓦克佛寺遗址。安迪尔古城，向达教授将其译为“安得悦”，实际上是同一个地方。斯坦因在这里逗留数日，挖掘到一些木质古物。在热瓦克佛寺，斯坦因发掘八天，得到一些佛像和壁画，能带的都带走了，91尊较大佛像无法搬走，拍照留档。1906年9月，斯坦因又来热瓦克，发现泥佛多被本地寻宝者破坏。他又挖掘了不少文物，并核对了1901年的绘图。

1907年3月，斯坦因到达麻扎塔格戍堡，这是他完成第二次中亚考察归国途中的一站，携带着从楼兰、敦煌获得的93箱宝贵文物，其中一些就是从王道士那里得来的敦煌文书。归国之后写成《西域考古记》，此书图文并茂，内容详尽，已被商务印书馆作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一种介绍东国，译者为造诣精深的考古学者向达先生，文风精雅。1913年到1916年，斯坦因第三次西域考古，归国时再次经过麻扎塔格。这次他不但重访尼雅、楼兰和敦煌，而且重点考察了吐鲁番，剥离了木头沟石窟壁画，挖掘了阿斯塔那古墓，所得文物共装182个木箱，另有28皮箱摄影胶卷。这次所获巨丰，回国后作《亚洲腹地》一书。

我们今天怎么评价斯坦因的探险发掘行为？他是文物大盗还是文化大使？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斯坦因本人当然认为他从事的是一种高尚事业，所以一生出入大漠，风餐露宿，皓首穷经，苦心著述，以至于无暇婚姻，终身不娶，最后死也死在了中亚考古途中。

但是其志愿也罢，荣誉也罢，都是他自己的事情，毫无疑问，斯坦因以及同时代的斯文·赫定、伯希和等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肆无忌惮地挖掘古迹、掠夺文物，深深地侵害了中国的文化主权，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但如超越国别局限，从对人类文化的保护来说，似乎又可做别样评价，他使文物摆脱了险恶低劣的环境，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和研究。斯坦因发掘运走的文物车载斗量，但未私有一物，悉数捐给公共博物馆，供大众参观及学者研究，“斯坦因敦煌文书”至今仍是大英博物馆的珍藏。“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欧洲”，就是这么来的。

当然这是一种遗憾，也是一种无奈。100多年前的中国，社会落后，官员愚腐，并没有把这些文物古迹当成什么大事。即便那位今天广受嘲讽批判的敦煌王道士，也并非是一个天生的卖国贼，他发现秘密藏经洞的大量文书之后，首先向甘肃省政府作了报告，请求运回省府官库或拨款保护，但官府以路远钱紧为由未加理会。王道士只得以一个民间志愿者的身份来看护这些文物，连自己的生计都成问题。当斯坦因他们来到这里出资购买经卷的时候，王道士以古物换柴米的行为，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其实斯坦因身边还有一个更可恶的“帮凶”——蒋师爷，作为他掠夺文物的参谋和助手。斯坦因认识汉字不多，也不会讲汉语，对古城遗址出土的版本文牒的鉴别和鳞选，包括跟王道士的交易谈判，都是由蒋师爷完成的。这位师爷“工作十分勤勉”，获得斯坦因的高度认可和充分依赖。他的忠诚只是献给了作为雇主的斯坦因个人，而不是这些文物典籍以及他的祖国。

还有，斯坦因每到一处遗址发掘，不仅得到了地方官员的同意，而且都为其雇用三五十名民工。这些受雇的土人也都踏踏实实地为这位“洋大人”工作，有的甚至因多次受雇而成了发掘老手。他们不厌其烦地刨开一处又一处遗址，并把挑选的文物妥妥帖帖装上驮队，再小心翼翼运出大漠。这些，《西域考古记》中都有详细记载。这就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现状，民智未开呀！

正是这些西方探险家一次又一次的考察发掘造成的中华文物的流失，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警觉，上书政府吁请制止。斯坦因的第四次西域考察之所以流产，其他外国学者的西域探险也逐渐止步，就是缘于这种背景。也正是这些西方探险家一次又一次对这些沙漠古迹的光顾，才唤醒了国人的重视并进而催发了自己的考古事业，才产生了以王国维、罗振玉、黄文弼等人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否则，对国人来说，这些沙埋古城还不知违和多久呢，当然文物的外流也会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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