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样？

笔者觉得，一个作家的内心，可以从小说里找到端倪。

很多作家都提到，写好一部作品之后，会让自己有一种掏空的感觉。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这是因为写作必须动用自己的全部的思想、体验、内心，描摹三百六十度全景的世界，展现从内心到外界的多维的空间。小说的密码珍藏量，无疑是文字中密集度比较高的一种，如果我说是最高的一种，可能会有人认为笔者把小说捧得太高了，但事实上，我们不得不承认如此。

就像一部《红楼梦》，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个传统中国的无所不包的信息，哪怕是里面涉及到的一个字，都能引申出民族心理与传统情境。

比如，一句焦大醉骂，就可以看出很多历史的、现实的、情感的、伦理的等等诸种内涵。

所以，恩格斯曾经这样评价过巴尔扎克：“我从巴尔扎克那儿学到的，比从一切专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们学到的加起来的还要多。”

这为我们从方方的小说《风景》中寻找她今日的波诡云谲之举的潜因，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笔者在家里翻箱倒柜，找到了一本发霉发烂的《中篇小说选刊》1988年第5期，里面有一篇方方的《风景》。

应该说，方方不是笔者的菜，所以她的小说当时并没有读过。可能读了一个开头，但实在忍受不了她的磨磨矶矶的语言风格，所以没有读下去。总之，笔者知道有一个方方的存在，但她的文字不是属于笔者喜欢的类型。

她在武汉期间以不光彩的表现脱颖而出，让人对她的奇怪的思维方式产生一丝不可理喻、不可理解，觉得此人是不是真坏？还是故意装坏？

凭着这种偷窥的心理，笔者将这本旧杂志中的《风景》硬着头皮，认真地读过，觉得方方在疫情期间的表现后面的真相，都或多或少地潜藏在这篇小说的符码中。

下面笔者细说其详：

一、 小说里的主人公为了上位不择手段的心理，与方方疫情中的策略如出一辙。

《风景》这个小说的标题，可以称之为大而无当。

看这个标题，根本不知道小说写的是什么。

这个小说名字，完全可以换成《眼睛》、《棚子》、《窗下》、《树叶》、《星星》、《月光》等等，因为这些意象，都是小说里与“风景”一样，曾经出现过的语词，现在偏偏把“风景”作为小说的标题，可以看出，方方的思维中，就有这种抓不住要害、以偏概全、见到毛就是鸭的定势。

实际上，她带有一种偏执的心理，可以把一个无关的语词，硬性地插到一个事件中，当成那个事件的核心关键。

疫情中的方方，正是运用了这种思维，让她的行为，受到了人们瞠目结舌的对待。

《风景》描写了一个出生在武汉“下只角”的河南棚子区域的下等阶层一家人的鸡毛蒜皮经历。

这一家人浑浑噩噩，相互伤害，苟且偷生，打造了一幕奇怪的贫民窟的“风景”。

唯有家里的老七，在插队期间，因为有梦游症，而被村民嫌弃，于是，因祸得福，把他推荐上了北京大学，从此踏上了仕途。

从一个极低的阶层闯荡出来，这个老七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小说里描写了这个老七的心理思忖：“七哥觉得他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命运。”

“干那些能够改变你的命运的事情，不要选择手段和方式。……每天晚上去想你曾经有过的一切痛苦，去想人们对你低微的地位而投击的蔑视的目光，去想你的子孙后代还将沿着你走过的路在社会的低层艰难跋涉。”

实际上，从小说的创作背景交待来看，方方并没有与“下只角”地区的人物拥有接触的机会，在这篇小说的创作谈中，方方更详细地剖析了老七为什么会不择手段、投机生存，“生存环境的恶劣，生活地位的低下，必然会使开过眼界的七哥们不肯安于现状。改变自身命运差不多是他这样家庭出身的人一生奋斗的目标。……由此，迫切地向命运挑战的心情促使很多的他们采用了别具一格的奋斗方式和生存技巧。只要能改变地位，成为人上之人，像他们过去曾经羡慕过的别人一样，他们什么都能干。道德品质算什么？人格气节算什么？社会舆论算什么？他人的痛苦算什么？如果需要，这样都可以踏在脚下。”

上面加粗的话，仔细地读一读，会觉得这恰恰是方方日后在疫情期间所作所为的心理注解。

当然，你会说，这是方方对现实生活中的一类人的揭露，并不代表方方自己就是这种人。

但问题是，小说里的人物的所思所想，恰恰是作者揆情度理的一种推演。

小说里的人物，看起来是外人的，但却是作者想象的，而在这一过程中，作者也是把自己的最强烈的感受，赋予了人物。

所以说，小说里的人物心理，其实是作者的。

这一点，我们可以看一下《自卑与超越》作者阿德勒的一个观点，他认为人的梦境是千奇百怪的，但是后边的心理支撑是统一的。

其实在作家的想象中，可以编织出不同的人物形象，但背后的心理支撑都是一样的，都是源于作者的内心构思。

这也是一个作家写不同的题材，里面的人物都似曾相识的原因。

这就是因为文学作品，都是由作家的固定的意识，投注到不同人物身上的缘故。

现在我们再由作家笔下的人物反过来回溯作者的心理，就可以洞观到作家心里的心灵波澜。

这样，我们从方方在《风景》里的对主要人物的心理忖度中，感受到方方最浓烈的思考，恰恰是如何不择手段地上位。她有了这种内心思考之后，再看到类似的人，她总会把自己的内心附着到这个人身上，写出这个由她自己忖度出的人来。

这可以视作女作家方方的一种独到的叙写模式。在其他的女性作家如王安忆、铁凝的作品中，就缺乏方方笔下的这种踩着人而上的人物，她们可能在其他方面，写出人物的复杂性，但却没有方方笔下的这种后来一直体现在她的生活原则中的这类人物来。

因此，当我们对照方方日后在疫情中的表现，对照她剖析人物的这些判断：“只要能改变地位，成为人上之人，像他们过去曾经羡慕过的别人一样，他们什么都能干。道德品质算什么？人格气节算什么？社会舆论算什么？他人的痛苦算什么？如果需要，这样都可以踏在脚下。”就可以感受到，方方恰恰不打自招地招供了自己，活画出了自己的内心秘密。

二、 从死者身上获得的高人一等之感，再次在方方疫情期间的表现中返祖

“吃人血馒头”，是方方在疫情期间被人们指责最多的一个口实之一。

在死者面前，方方找到了自己的道德制高点，找到了可以悲悯与同情的着力点，找到了可以压制与敲击别人的火力点。

在《风景》里，方方大面积地描写了死亡，随机地摆布死亡，几乎在每一个人物身边，都弥漫着死亡的阴云。

小说的“叙述者”就是一个死者，是家里的老八，小说中写他生下八个月就死了，然后就埋在“窗下”，所以，这也是笔者在上面所说的，《风景》也可以叫《窗下》的原因。

这个家里的老八借着“窗下”的有利地位，看到发生在家里的所有的喜怒哀乐。而实际上，作者通过一个死者的眼睛，获得了一种全方位、无死角的优胜权，因为一个活着人，哪怕是错讹百出，也比一个死者要高明许多。现在方方把自己等同于一个死者，立刻可以让小说的叙事，变得不受约束，胡天海地。

在接下来的小说中，方方通过大面积的死亡，来体现出她所立足站位的舒适与居高临下。

在死者的面前，方方能够言说的优势，使自己获得了一种不容置辩的优胜权。

我们大略看看小说里的死者：

这个人家的大哥，在铁厂当锻工。其母与邻居男不明不白，大哥却与这个男人的妻子枝姐关系暧昧，枝姐比大哥大九岁，还为大哥意外怀孕，后来此事被发现，两个人断了关系。枝姐后来被卡车压断大腿，流血而死，死前仍叫着大哥的名字。此是大哥相关的女人死了。

二哥文质彬彬，学习很好，他结识了一个教授的女儿，单恋这个女孩，但在插队的时候，这个女孩用身体作本钱，攀上了高枝，二哥忍受不了打击，割腕自杀。这是二哥直接害死了自己。

三哥可以说是一个黑道人物，习练过几天武艺，有一点武功。后来在船上当水手，与船长经常切磋游泳技艺，两个人关系还不错。可是后来船长在一次翻船事故中沉到江底而死， 这是三哥相关的一个人，也死了。

四哥又聋又哑，但在作家的笔下，却是最幸福，说他“生活得这般和谐和安稳”。

五哥、六哥是双胞胎，干倒卖衣服的营生，还算正常。

七哥幼时捡菜叶，遇到一个邻家女孩够够，两个人有一点同病相怜的意思，后来有一天七哥却听说这个十四岁的女孩，被火车碾了。此是七哥童年时相关的女人也死了。

可以看出，在作者涉及到的几个人物身上，都与死亡如影随形，作者以如此高密度的死亡，来衬托出这些低层民众的廉价的生命，反衬出的是作者高高在上的一种悲悯情结。

这对应于疫情期间，作者再一次在猝不及防的初期疫情期间的死亡事件中，找到了她的悲悯的借口，把自己塑身成一个为民请命的代言人。

可以说蹭死者带来的悲情，在方方的小说中就是她的一个选择性策略。在展览别人的悲惨中，她获得一种冷眼看世界的超然自得与悲天悯人的道德自封。

疫情期间她的表现，在她的想象中，自己俨然成为代民立言的话语巾帼，而她的话语中的那种伫立在死者悲泣上的得瑟情调（如自己有吃有喝、送亲戚出城），正是她的疫情日记，让人感到厌恶的地方。

而这种利用死者的悲情定调，来获得她的高高在上的超人感，还会长时间地笼罩在她的想象中，让她自己觉得是抗击疫情的一股强大的话语力量，并且持续地为此沾沾自喜，大有“天下皆醉、唯我独醒”的古典风范的龙袍加身。

她在现实中对死者的利用，在小说《风景》中，早已炉火纯青地运用过。

只不过以前在小说中，她的这种手法，只是让小说读起来有一种阴森扑面之感，而当她如法炮制到现实中来的时候，引起了更多受众的警醒，也让她的叙事策略被公众识破。实际上，她的曲高和寡的小说里，早已埋伏了她的今天在现实中的利用世界、透支悲情的方略与态度。

疫情让她的局限在文学圈里的生存策略，暴露在更多的民众的眼中，再也无法掩藏她的招摇与成为人上人的动机所在。

三、 道听途说的构思习惯，使方方的文本中存在剽窃之嫌

在《风景》的创作谈《仅谈七哥》中，作者有一段对小说的素材是从哪里来的说明：“河南棚子我虽去过几次，但小说中的故事却实未曾亲睹，通篇乃虚构之作。其实，那个地方实在不必多此一举的去采访抑或深入生活之类，更不必以某一家典型事例作为原型。那地方只要你路过时或办事时不经意地看过几眼，你便会知道那里的人们是怎么个活法。”

这一段话的腔调是不是很熟悉？

简直就是疫情期间她的所作所为的预演。她写日记，可以套用她的这个创作谈：“日记中的事情却实未曾亲睹，通篇乃虚构之作。其实，那些事情实在不必多此一举的去采访抑或深入生活之类，更不必以某一家典型事例作为原型。那些疫情真相只要你不经意地看过几眼，你便会知道那里究竟是怎么样的。”

就这么凭着路过时的看过几眼，方方便如有神助地打听到那些低层民众的心理秘密，并煞有介事地写成《风景》，而且她自视甚高，认为她写的就是真实的社会与生活，如此功力，以及附着在这种功力之上的自信，是多么让人叹为观止啊。

而在疫情期间她的这种自信风格，更达到了变本加厉、无以复加的程度。

在《风景》里，作者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向了“下只角”的低层民众的生活中，怎么恶心怎么写。

在《风景》里的家庭里，父母亲经常性地吵架殴打，母亲竟然以被父亲殴打为乐事：“尽管她同他结婚四十年而挨打次数已逾万次可她还是活得十分得意。”

有这样的以挨打为乐事的女人吗？方方说：“听说的。”

儿女对父母毫无情感。小说里写到：“他想他对父亲的感情仅仅是一个小畜牲对老畜牲的感情。”

有这样的儿女辈吗？方方说：“听说的。”

父母对儿女也没有情感。父亲打儿子往死里打，小说里提到在老七被打之后二哥对父亲的话：“他还是条命。你也不要太狠了。他的腿伤口烂了，长了蛆。你要想让他活，就不能让他再睡床底下。里面又湿又闷，什么虫都有。”

有没有这种毫无人性的父亲？方方说：“听说的。”

而兄妹之间同样是乌眼鸡般的仇恨。小说中写道：“七哥最仇恨家里的三个女性，尤其是以小香姐姐为最。七哥曾发过一个毒誓：若有报复机会，他将当着父亲的面将他的母亲和他的两个姐姐全部强奸一次。”

天下有没有这样的残酷的男孩？如果有的话，笔者估计是唯一出现在方方的笔下。

方方没有那些生活体验，怎么能写出来低层民众的生活？

一方面靠她的听说的、看来的、想象的片枝断叶来编造她的耸人听闻的小说情节，另一方面，是从其他作家那里抄袭现成的语言模板。

在《风景》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方方对莫言小说的袭仿：

《风景》：“熊金苟总是哆嗦。不管父亲怎么辱骂他都不停止这个活动。”

莫言《红高粱》：“王文义咳嗽不断，虽连遭余司令辱骂也不改正。”

《风景》：“这日子，是七哥最美丽和善良的日子。它在无数黑浓黑浓的日子里微弱地闪烁几星绚烂的光点。”

莫言《红高粱》：“他们在高粱地里耕云播雨，为我们高密东北乡丰富多彩的历史上，抹了一道酥红。”

在方方的笔下，“历史”换成了“日子”，内在的寓意的构成是完成等同的。

方方生于1952年，写作《风景》的时候，她36岁，我们可以看到，她的一些思维方式，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浓缩在她的小说文本里，从小看八十，我们可以发现，方方在疫情期间表现出的践踏别人的痛苦而获得自己的话语权的独立高标，与《风景》里的那种居高临下的高人一等姿态如出一辙，而她采取这样的动机的目的，在小说《风景》中已经借对别人的心理刻画，而作出了招供式的画影图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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