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为光明就在前方终能成为“上等人”，但是社会不允许贵族不允许

揭开《红与黑》的篇章你会发现 “一八三零年纪事”，这是一个年代也是本书的副标题，那作者斯丹达尔为什么要将一个年份作为这部名著的副标题呢？斯丹达尔生活在这个时代，这个法国大革命后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斯丹达尔一直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公职人员，在政府工作使他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变动感受颇深，所以才能在《红与黑》中对朱利安的“政治生涯”描写刻画如此细腻生动。

朱利安是个出生卑微却心怀野心的角色。他梦想着有一天自己能和拿破仑一样征战立功走入上流社会，摆脱下等贫困的地位，为此他可以不顾一切。

可是但是的政治形势与拿破仑是不一样，并不是你想杀敌立功就能取得，当时的王政复辟时期，平民是没有资格穿上军官服的，更别提通过立功走向上等社会。但是朱利安发现教士的地位在当时很高而且可以拥有很多资产，一个小小的教士能将一个德高望重的老法官在一场无赖的纠纷中打败，一个四十多岁的神甫就有三倍于拿破仑手下著名大将的收入。于是他不在将成为拿破仑为目标，他开始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读神学中去。不得不说朱利安是那种“识时务”的人，他知道：在一切事业里，都需要聪明人……在拿破仑统治之下，我会是一名军官；在未来的神甫当中，我将是一名主教。

为了这个“梦想”，朱利安拒绝了朋友富凯为他提供的一条平稳的致富之路，他不想一辈子那么平平淡淡，如果按照富凯的建议，要到二十八岁他才能实现他的“伟大的抱负”，拿破仑在二十八岁的时候早已干出伟大的事业了，所以朱利安坚决的踏上了他的“追梦之路”！

但是现实并不是如他想象那般顺利，朱利安在心里是不相信上帝的存在的却为了学神学将整整部拉丁文《圣经》和《教皇论》读到能够背诵，为了当教士硬装出一副虔诚的信仰上帝的样子，明明憎恨贵族的特权，却不得不用保藏着“痛苦的野心”的热枕去料理侯爵的事物，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为反动贵族的秘密会议送情报……可笑的是尽管朱利安如此费尽心机的想要挤入上流社会，在那些贵族的眼里，这一切都不能填补等级的鸿沟，那些贵族顶多只当朱利安是个比较合心意的仆人而已。

贵族社会将出生作为划分等级的依据并且严格遵守礼仪，与贵族相处中他们的冷淡轻蔑的表情，餐桌上的末席地位……这些无不在刺激着朱利安敏感的心灵，加深他的痛苦和嫉恨。这些“苦难”是朱利安成为那个腐朽的贵族社会中一个以“冷眼”看着一切的人。他鄙视贵族阶级的僵化保守，平庸无能，痛恨耶稣会教士的伪善，贪婪和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寡廉鲜耻，他把巴黎视为“阴谋和伪善的中心”，把神学院称为“人间地狱”，在内心咒骂瓦勒诺之流是“社会蠢贼”和“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

但是，朱利安并非真的是那种热血愤青，他咒骂，唾弃，是因为他不能得到，不能进入上层社会。他对社会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个人受屈辱的感情出发，他对统治阶级的特权表示愤慨时，并不是不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他责骂官场的腐败时并不是不想当官；当他获得十字勋章时，他想到的反而是“我当遵照给我勋章的政府的意旨行动”；当他为父亲谋求官职而损害了一个政治人的利益时，他反而想“这不算什么，如果我想成功的话，我还要做出许多不公道的事来”；而当他征服了侯爵小姐，接受了侯爵赠与的领地，封号和骑士头衔，以为即将实现自己的愿望时，他就开始得意忘形了。虽然才刚刚当了两天的中尉，他已经开始幻想自己能在三十岁当上司令。

就这样一步一步，朱利安又有了新追求，并且为之“奋斗”，他又开始追求那些曾经他“深恶痛绝”的被自己否定过的东西，他口上指责的却又是他费尽心机去争取的，二者形成了尖锐的对比，而他自己也成为被讽刺的对象。

以为光明就在前方，以为终能成为“上等人”，但是社会不允许，那些贵族不允许，在这样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朱利安来自所谓的“下层”，虽然他的才智受到某些人的赞赏，但更多地是招来仇恨。人们千方百计给他的成功设障碍，终于完全粉碎了他的幻想，迫使他在绝望中公开与统治阶级决裂。“我是一个反抗自己卑贱命运的农民”，他尖锐的指出，统治者之所以如此严厉的对待他，只是为了使那些出身贫贱但是有幸收到良好的教育的向上流社会“进军”的年轻人永远丧失进取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