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富春：如何理解原则？

■ 文| 彭富春

当人们思考一个事物的时侯，就是追问事物的根据。我们采用的最一般的语言句式就是疑问句，即追问“为什么”事物如此存在。“为什么”也就是“为了什么”。这里的“什么”也被表达为本质、原因、目的、本体等。因此思想的使命便是所谓的盘根问底、探本访源，亦即人们所追求的透过现象看本质。哲学的本体论就是这种思想的典型形态。但作为对于本体的探讨，本体论不仅是哲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而且是哲学思想的一般倾向，只要它宣称自己揭示本体、追问事物的根据的话。包括了本体论在内的形而上学自身表明，它要探讨事物之后的第一原因或者是最高的原因。这些原因是不同于形而下的形而上。而作为探讨形而上的学问便成为了形而上学。
追问根据的意愿表明：思想不仅要思考事物，而且要思考事物存在的根据。人们认为，重要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它的根据。但不管根据具有何种形态，它也是一个事物。不过它使事物成为事物，因此具备特别的意义，是第一事物或者是根本的事物。尽管如此，根据并不是思考的事物本身，而是事物之外的另一个事物。当人们将根据作为事物本身的时候，无疑是一种错误的置换。虽然根据被揭示出来了，但事物本身却遮蔽了。
思想对于事物及其根据关系的揭示主要借助于逻辑的推理论证。推理是由一个以上的命题构成的，其中从某些命题可以推演出另外的命题出来。作为根据的命题就是前提，作为事物的命题就是结论。鉴于前提和结论之间的关系不同，推理一般分为演绎和归纳两个类型。从一般命题推论出特殊命题是演绎推理，相反，从特殊命题推论出一般命题就是归纳推理。同时演绎推理由于从其前提可以必然地得出某种结论，因此是必然性的推理，而归纳推理由于从其前提不能必然地得出某种结论，因此是或然性的推理。
尽管演绎和归纳逻辑两者论证的顺序和结论的性质不同，但它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将事物本身的说明绝对地建基于根据之上。但这里存在许多疑问。首先，作为根据的前提要么是具有普遍性的公理，要么是具有个别性的事例，它们自身是自明的，没有被追问的。这也就是说，所谓的前提是没有说明根据和建立根据的。其次，根据和事物之间的关系在根本上是同一性的，而不是差异性的。但问题不仅在于事物和根据的同一性，而且在于事物不同于根据的差异性。最后，一个事物虽然根据大前提和小前提得出了结论。但结论本身作为一个具体的事物究竟是如何显示自身的，这却完全被忽视和遗漏了。因此演绎和归纳逻辑在根本上只是指出了一个不同于事物自身的根据，而没有揭示事物自身。
中国传统思想当然具有一般思想的共性，也采用了演绎和归纳推理。但大多认为，中国思想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本性。它不是理性的和逻辑性的思维，而是经验思维。如所谓的诗性智慧、形象思维、象思维、比喻等。其实，这种独特性不过是特别发展了归纳推理中的类比方法。它从一事物和另一事物的类似性出发，由一事物的某种特性推论出另一事物的某种相似特性。人们惯于将天地与人类相比，同时将古人和今人相比。在这种类比的关联中，天地是人类的根据，古人是今人的根据。由此中国思想发展了自然性思维和历史性思维。

当人们究天人之际的时候，就设定了天人的类似，并由此将自然的特性赋予人类。如阳和阴是天与地的特性，但也是男与女的特性，又如天尊地卑、男尊女卑等。比起人类而言，自然具有一种无法超越的优先性。这也就是说，自然成为了人类的根据。它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存在。在天地人的结构中，天地亦即自然对于人具有绝对的规定性。人生天地间。人在天之下、地之上。因此天地是人存在的绝对界限。第二、思想。人首先从自然中思索出尺度，然后将此尺度给予人。第三、语言。汉字作为象形表意文字给汉语的文本表达的自然性以现实的基础。在具体的文本中，人们首先描写自然，然后描写人，如同诗歌中的先写景再抒情。
基于这种思维的自然性，中国的思想也发展了其历史性的特征。所谓历史在此主要是就编年史的意义而言，而且突出地表现为历代王朝的变迁。一种历史性的思维并不在于对于历史回忆的兴趣，而在于将古人作为今人的根据。但古人之所以是今人的根据，是因为它们因循了天地自然之道。作为榜样、典范、模本，古人为今人开辟了道路，今人不过是步古人后尘而已。于是在中国思想的等级序列中，首先是天地自然大道，然后便是所谓的圣人。当然圣人除了他的功德之外，就是他的言说。圣人之言最后成为了经典。因此毫不奇怪，所谓思想的历史成为了注经的历史，而注经自身则演变为历史的叙述。
然而这种中国式的思维的合理性是值得怀疑的。一方面，作为根据的天地（自然）只是自然而然，没有建立根据和说明根据。另一方面，人与天是各有差异的。与天相比，人甚至是特殊的。因此天与人的关系不具有一种必然的推论关系。自然不是人类，并无人类的特性。自然所具有的人类的特性，不过是人类将自己的观点投射给它，将它拟人化。在此存在一个循环，人以自身的立场设定了自然，然后用自然作为自己的根据。此外，自然性思维重在自然，历史性思维重在古人。由此与自然不同的人类、与古人不同的今人只是具有次要的意义。人本身的存在并没有得到展示。

本文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教授，著有系列学术专著“国学五书”(《论国学》、《论老子》、《论孔子》、《论慧能》、《论儒道禅》，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与发行）。本文选自《论大道》，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