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男同性恋风气盛行的原因

明清时期男风盛行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 是明清时期的纵欲思潮的盛行。明初太祖朱元璋下令尊孔崇儒、以朱注四书为科举取士的标准, 理学“存天理, 灭人欲”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但到明朝中期, 随着阳明心学的产生及流播, 一反之前的肃穆之风, 纵欲之风开始兴起。心学反对程朱理学的观点, 认为人欲就是朱熹所说的天理, 它鼓励人们打破纲常名教的束缚, 追求个人的自由幸福, 由个人欲望的极致压抑转向追求思想的彻底解放, 最后造成了纵欲主义的盛行。王左心学的后期代表人物李贽曾公开宣称:“一日受千金不为贪, 一夜御十女不为淫。”而作为明清时期纵欲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 男性同性恋现象风靡整个社会, 并在晚明纵欲思潮堙没之后依然一直得以延续。

其次, 享乐的社会风气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息息相关。明朝中晚期之后, 经济恢复和财富的聚集使得社会上享乐风气抬头, 士人阶层长期被压抑的欲望开始从沉闷中挣脱出来, 造成了晚明社会人欲横流的情形, 士人纵情享乐, 沉溺其中。清朝时, 满清统治者意识到明末人欲横流对社会秩序的破坏, 必须整肃风气以安定社会。清政府不但禁止官员狎妓宿娼, 还一度取消妓院, 禁止卖良为娼, 至此, 晚明以来的纵欲风气逐渐堙没。但男性同性恋风气没有随纵欲风气一起消失, 而是一直延续到清末, 并且愈演愈烈。

清兵入关以后, 血腥镇压使得士人们糜烂的生活一时间沉寂下来, 但是男同性恋的风气却并没有因此而消失, 有些士人们满怀亡国之痛, 又因救国无望, 遂常常转而沉溺于歌童男色之中, 晚明的男同性恋风气由此也便得以一直延续到清朝, 并且毫无阻碍地融入了清朝初期的社会中。其后, 随着清朝政府的稳固和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 社会又重启奢靡之风, 士人们狎优蓄童之风比明朝有过之而无不及, 许多官员士绅对此十分沉迷。官员的行乐总是离不开娈童, 甚至将其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乾隆时期曾出现过一个名动一时的秦腔花旦魏长生, 俗称魏三, “名动京师, 一时不得识交魏三者, 无以为人矣”。卷三,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据记载他与当时朝廷显要人物和珅“有断袖之宠”, “车骑若列卿, 出入和珅府第”。卷三,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当时豪贵士绅聚会, 绝少不了娈童, 王倬《今世说》曰:“翁逢春游临安, 辇橐中金二千于寓庑下。一日, 被酒归, 蹴金, 伤其趾, 遽怒呼曰:‘吾明日用汝不尽, 不复称快’, 遂遍召故人游士及妖童艳唱之属, 期诘旦集湖上。”

还有就是士人阶层的推动作用。相较于明清之前的男同性恋现象, 明清时期上至皇族贵戚, 下至士人乡绅, 都不同程度地习染了同性恋行为。其中最主要的群体和起推动作用的, 就是士人阶层。

明中晚期士人对于同性恋的认可和推崇首先表现在文学家、诗人和名士的言行举止上。汤显祖在《牡丹亭》第二十三折《冥判》中, 描写了关于好男风的李猴儿在冥间所受到的戏剧性的审判, 表明作者对同性恋者所持一种宽容态度。晚明名士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概括自己早年生活为:“少为纨绔子弟, 极爱繁华, 好精舍, 好美婢, 好娈童……”, 堂而皇之的宣称自己“好娈童”, 且颇有炫耀的意味。张岱在《陶庵梦忆》中的《祁知祥癖》一文中, 以祁止祥的一段同性恋情事表达了自己对祁止祥坎坷而执着的同性恋经历的赞赏, 认为这就是十分宝贵的“真情”, 表明晚明士人对同性恋行为的推崇和褒扬。小说家冯梦龙在其所编著的《情史》一书中, 搜集了自古以来的各种文献所记载的同性恋故事并加以点评:“男女并称, 所有来矣。其偏嗜者, 亦交几而未见胜也。世故有癖好若此者, 情岂独在内哉?”他明确地将同性恋与异性恋相提并论, 认为两者之间不存在所谓正常与反常的区别, 这种观点几乎与现代同性恋理念相同。

清代的男同性恋风气与明朝相比, 有更多士人痴迷、沉溺男风。清初一些经历两朝的士人, 尽管家破人亡, 却难以放弃蓄养男色的爱好, 甚至有一些士人将沉溺男色作为一种消极抵抗和摆脱痛苦的手段。如《清稗类钞》收录的律诗:“江南才子杜秋诗, 垂老心情故国悲。金缕歌残休怅恨, 铜人泪下已多时。春风作态栋花飞, 清醥盈觞照别衣。我欲复巾施梵咒, 要他才去便思归。”[20]第三十八册《倡优类·王紫稼风流儇巧》对伶旦的眷恋和对故国的怀念交织在一起, 表明士人在追忆故国繁华的同时, 狎优蓄童也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清朝中期, 随着男性同性恋风气的深入, 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传统的异性恋的地位, 在京城一度出现了“有歌童而无名妓”的现象。黄均宰的《金壶遁墨》中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描写:“京师宴集, 非优伶不欢, 而甚鄙女妓。士有出入妓馆者, 众皆讪之。结纳雏伶, 则扬扬得意, 自鸣与人, 以为某郎负盛名, 乃独厚我。”

最后, 是文学及戏剧等作品的催化作用。一个时代的文学及戏曲作品通常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社会风气。随着男同性恋风气的泛滥, 晚明开始出现专以男同性恋为题材的小说, 形成了一个同性恋体系。这一表现从世界文化史的范围来说也较为罕见, 因此具有重大的文化价值。

其中最早且专门描写同性恋题材的小说, 为万历天启年间的小说家邓志谟的《童婉争奇》。书中将男院置于和妓院完全平等的位置, 且通过具体的描写显示, 男院似乎更受欢迎。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虽然并不是多高, 但其却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当时人们对于同性恋行为的看法, 并因此引发了当时男同性恋文学的蓬勃发展。

崇祯年间是中国同性恋小说创作的成熟期和旺盛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为京江醉竹居士的《龙阳逸史》和笔耕山房醉西湖心月主人的《弁而钗》、《宜春香质》, 其对同性恋风气的描写相对深入, 尤其是关于同性恋男妓阶层的内容表现非常丰富。这三部小说构成了晚明颇具规模的同性恋文学写作系统, 其丰富的内涵和广阔的生活内容向读者生动地展示了晚明生活中关于同性恋风气、道德观念和审美倾向等多样的信息。

明末清初的小说家李渔在《笠翁偶集》中提出:“或是娇妻美妾, 或是狎客娈童, 或是至亲密友, 思之弗得, 与得而弗亲, 皆可以致疾。”他认为娈童可以被视作是一味“一心钟爱之药”用来治疗心病。在他看来狎客娈童和娇妻美妾一样平常。清代著名学者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就有描写与狐鬼神怪、因果报应有关的同性恋故事, 其中值得玩味的是精怪颠覆了传统的女子形象, 它们常常多以男童形象出现:“有书生僦住京师云居寺, 见小童年十四五, 时来往寺中。书生故荡子, 诱与狎, 因留共宿。天晓, 有客排闼入, 书生窘愧, 而客若无睹。俄僧送茶入, 一若无睹。书生疑有异, 客去, 拥而固问之, 童曰:‘公勿怖, 我实杏花之精也’。”[22]卷八此外《阅微草堂笔记》还有关于同性恋本质的探讨, 指出同性恋风气之中娈童的不幸命运, 纪昀认为当时社会为追求男色而迷失了人性, 它的意见具有深刻的批判性意义。

明清时期的同性恋风气在戏曲中也有一定的体现。当时出现了不少专写男风的单本戏曲, 如黄方胤的《陌花轩杂剧·娈童》、王骥德的《男王后》和《裙钗婿》、茅维的《双合欢》和《金门戟》、吴礼卿的《媸童公案》、沈璟的《分甘计》, 等等。这些戏曲多以历史上的同性恋故事为蓝本进行故事演绎, 如王骥德的《男王后》, 其即以南朝陈子高的故事为蓝本。历史中的陈子高本为贱民, 以姿容美丽为陈文帝所宠, 位至高官, 王骥德对该史实加以渲染和改编, 以文帝册封陈子高为后、“古有女主, 亦当有男后”作为主要情节, 描写陈子高艳冠群芳, 宠夺六宫, 连公主也不顾一切地追求他的动人魅力。剧中一再突出陈子高“身为男子, 貌似妇人, 天生成秀色堪餐”的女性化形象, 可以突出和强调了其为士人最为迷恋的男性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