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国企混改陷入私有化的误区

国企私有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 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根本指导, 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的一场改革浪潮。从1979年英国撒切尔夫人上台开始推行大规模国企私有化开始, 直到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国企私有化浪潮持续了近30年, 波及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西方很多学者对私有化进行了大量研究、总结和反思。例如,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和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让·梯若尔早在1993年就指出:从理论上讲, 私企比国企效率更高的说法是不成立的。企业的产出效率和所有制没有必然联系。斯蒂格利茨也曾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中指出, 至少有一位东欧国家政要曾经明确表示:支持私有化的论断是缺乏说服力的, 之所以搞私有化是出于政治原因。另外, 很多经济学家也明确指出, 支持私有化的诸多论断不仅在理论上缺乏说服力, 在实践中也是缺乏客观事实依据的。然而, 在当前我国推进国企混改的进程中, 仍然有一部分人以多种理由、各种方式大肆鼓吹国企私有化, 主张“国退民进”, 企图将国企混改引向私有化改革的道路上去。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警惕。

在这方面, 俄罗斯私有化的教训值得我们深刻反思。俄罗斯推行以私有化为核心的“休克疗法”后, 很短的时间内将国有资产量化均分, 后来又对国有资产“改分为卖”, 大型国企或被低价抵押, 或被委托给私人经营管理, 庞大的国有资产被集中到少数寡头和国际垄断资本手中。私有化改革使得少数人一夜暴富, 却让很多人丧失了工作岗位, 失去了收入来源, 愈加贫困, 表面上看起来公平的私有化却没有带来公平的结果。据统计, 1992年当年的俄罗斯通胀率即达到2501%, 至1999年, 81%的居民已经没有储蓄存款, 所有的劳动积蓄被彻底洗劫。私有化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俄罗斯社会面貌, 瓦解了原有制度的经济基础, 改变了社会阶层结构, 催生了私人资本特别是大资本的形成, 导致“财团、寡头”参政局面出现。

20世纪70年代以来, 拉美国家的私有化改革同样教训深刻。以私有化为核心推进经济改革是“华盛顿共识”给拉美各国开的“药方”, 以此对新自由主义的主张进行全面实验, 但实验的结果却是拉美经济出现了“两个失去的十年”。拉美国家的私有化改革涉及生产、服务、金融等几乎所有领域的国企, 其中阿根廷的私有化最为彻底, 不仅卖掉了竞争性领域的国企, 还几乎卖光了包括铁路、石油、煤炭、天然气等战略性行业的国企以及交通、通信、电力等基础性领域的国企。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 对30多家国企实行了私有化改革。阿根廷私有化改革不仅没有促进国家经济的繁荣, 反而使国家陷入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深渊难以自拔。具体表现为经济动荡、制造业遭遇沉重打击、失业率和贫困人口上升、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等。据世界银行统计, 21世纪初的阿根廷所欠巨额外债达1300多亿美元, 财政赤字严重, 全国30%的人口陷入贫困, 失业率超过20%, 近10年来, 基尼系数由0.43上升到0.55 。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认识,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 私有化与提高经济效率之间并无必然联系, 反而极有可能导致经济衰退和发展困境, 单纯地认为通过私有化提高经济效率不是天真无知, 便是别有用心。今天在推进国企混改过程中, 少数人有意曲解混合所有制的含义, 试图将国企混改引向私有化的歧路。或者过分强调非公资本参持国有资本, 却忽视不同资本主体参持对方股份的双向性和平等性;或者过分强调国企的微观经济效率, 却忽视国企的宏观效率以及国企承担的改革成本和履行的社会责任。这些错误思潮不仅曲解了国企混改的科学规定和实质, 而且误导了人们的思想和舆论。国企通过混改不断提高效率、增强竞争力、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实现国企做强做优做大, 从而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 这不仅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根本要求,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因此, 在今后的国企改革中, 一定要坚决防止国企混改陷入私有化的误区, 坚守住国企混改的目标和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