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不是阳光水土，而是“产权明确”的账面生意

资本无对错，资本主义如水，流动无形，为了增值、增效必须制造等级差序，让多数人“自由竞争，自愿出局”才有市场活性。从资本生成机制看，社会越不平等，多数人被置于洼地“无明妄行”（现在叫信息不对称），就越有助于资本主义独享优势，进而保证其意识形态居高临下，搞定万千游商散户。所以，自由与平等“逻辑悖反”就意味着这一命题仅仅是文艺想法而缺少事实根据。

殊知，在现代政治实务中，权力和有效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市场配置关注的是：谁有交易能力，谁有议价筹码或拳头更大。因此，所谓民主及其公共政策的多数议决，表面看文法和说法都动听，也颇让一般“靠纸上教条”想事做事的人对味口，以为只要遵循基本教义就能翻身作主，百事亨通。实则只要稍具历史眼光和生活经验即可知，民主自由肯定不是社会变好，德性高尚的原因，而是国家组织效能和财用充足的结果。试想，能用文明议价获得预期收益，谁还会傻到有失体面搞阴谋诡计，动粗夺权？所以说，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自由民主不是无缘大慈的阳光水土，而是产权明确，谁也吃不定谁的博弈结果，它既无关法律允诺的理想，也不是政客哄人的口号，而是实打实的账面生意。

尤其是现在，一切由资本赋权的游戏中，多元主义想象，如仅限于文艺偏好，则尽可以“脑补”其救赎的可能性，想怎么着都行，既不影响公共决策，也无所谓政治正确，但若进入交换和社会体系，则其成本与收益的预算肯定要排除无力购买者，结果是，自由只供“吃饱了撑”的文人遐想，供少数运气好的人随意消费，多数人仍然只能被驱使着“不自由”地挣钱讨生活！

尤其现在，呼求公正的社会动议，不仅缺少持续的民意支持，还因缺乏明确的投诉主体而让当事人不知道反抗谁？支持谁，既看不到欺行霸市的当事人，也无法理会反抗的正当性，但却被无所不在的政治正确，法制、理性主张与大众传媒修饰的文明概念规定着什么可以作，什么才值得认真对待。

结果是人们被货币决定着行动的维度，被媒体引导着怎么想。由此，利他主义精神被置换成满脑子“理性算计”，人们只能在“告别革命”的规劝下借助言论自由在社交媒体相互鼓劲过嘴瘾，梦想获得官方执照在街头喊口号，按司法定“愤怒”。所以，安.南德说“政治是资本主义；哲学是客观主义；伦理学是个人主义”（据说婴儿潮一代多受此鼓舞）。深究当今全球化生态和普遍性差序，不仅让人沮丧，吊诡的是还看不到谁在压迫谁，谁在反抗谁！

众所周知， 现代“主流”政治文化的哲学基础是马基雅维里和利维坦主义，缘起“理性经济人”，故一般不受道德约束，认定政治就是野心驱动，就是欲望抑制欲望。反之，中国式的政治伦理依然在周公开启的“历史延长线上”，其缘起是“尊贤尚功，敬天保民”的道德关怀，赓续了古老政教应有的善意、尊严和道义力量，承接了中华天下主义的“王道”品质。

据说，当年李鸿章等人对“国际政治”背信弃义不仅颇多“领教”，而且有清醒认识，只因国力暗弱而被迫打太极，搞花招。

上世纪科学发现也显示，人类演化得“非连续性和无方向感”决定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可能同步进化变好，就现有文明格局来看，几乎所有得势者都会基于国家、族群和个人主权至上原则，利用其资本、知识技术，甚至诉诸“非法”政治手段把持高位垄断，以防范后来者破局抢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