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难忘的经历

当知青，讲知青，纪念知青。让我们一起倾听知青的故事，感悟历史中的人、人的历史…...

难忘的经历

——呼市历险记

作者： 范之光

往事如烟，兵团的岁月伴随着青春已一去不复返了。只有一件事仍清晰地记忆在脑海中。

1971年的10月，那是个敏感的时期。我在6连得罪了从2连新调来的刘军副连长。起因是我看不惯他那种不正当的习气，经常用手梳理着自己的大背头，色迷迷的挑逗女战友；暗底里战友们给他起了个外号：红蓝铅笔——色棍。本人有绘画特长，曾随手画了一个他的漫画像，让战友们看看像谁？大家纷纷都说极像刘副。

此事不知怎么传到他的耳朵里去了，在礼堂一次全连大会上，他指着我训斥。我本来就对他没好感，所以他说一句我顶他一句，闹得他下不了台，大丢颜面！于是他对我怀恨在心，开始一步步的报复计划。他假借夜间紧急集合行军，派文书偷我的钥匙，翻我箱子找“罪证”，处处刁难我。

我曾给团里写过信反映这些情况，但信却又被转回连里，这下他更恨我了。那种令人窒息的环境实在无法再待下去了，于是我毅然下决心离开兵团，去外面闯条路子。

我到5连（团篮球队驻地）去和自己最要好的原6连战友秦应雷告别，顺便也和团篮球队几个相识的战友一同辞别。当了解我的境遇和决心后，他们都表示同情、也都担心万一走不成，生怕我被整得更惨！球队原1连的张胜民给我出主意说：“你别走刘召站，从1连那边走乌拉特前旗站，虽远点儿，但可以防6连那个刘副连长带人到刘召站截你回来，就麻烦了！”

后来他设法联系了1连的几个战友，在一个清晨赶着小驴车，趁全团现役军人都集中到团部开会，连内无人管时，到6连悄悄地接上我，带着行李直奔乌拉特前旗。记得半路上我们还在一个老乡家大吃了几十个炒鸡蛋，那时真有种”越狱”的感觉。

我计划先去四子王旗去找插队的二弟，然后两个人一起到河南的邮电五七干校，去见被下放到那里的母亲，然后再作打算。

我到了呼市后，买了去四子王旗的长途车票, 但车要在第二天早晨才开, 只能在呼市过夜了。可身上没啥钱，得省着点儿，别住旅馆了，我决定在火车站候车大厅将就一宿。那时还不知道“9·13事件”已经发生了，整个国家内紧外松。

半夜里，突然来了一大伙民兵，拿着枪，把所有滞留的旅客围起来，挨着个检查有无证件；我当时回答说是兵团15团6连的知青，没有证件，要去四子王旗探望插队的弟弟！因为自己是从连里”逃跑”的，哪儿有什么证件啊! 凡是没证件的，一律被民兵押着带走审查。于是一大群无证明的旅客排了一长队被押着走出了车站，记得其中还有一位穿国防绿带五角星帽徽红领章的现役军人呢。

到了当时的呼市民兵营，那是一个四层楼，有个院子，进大楼后进行逐一审查登记身份。随身带的物品行李，都被拿到另一处房间存放检查。我和另外两个十几岁的年轻人被关在三楼的一个房间，房间里有四张木床， 上下铺的，门上有个一尺见方的小玻璃窗，值班看守就在外面楼道里走来走去；每过半小时就在门窗口上察看我们的动静，屋内不许关灯，难以入睡。于是就拿着随身携带的毛主席语录翻来翻去消磨时间。

第二天，看见那个现役军人和几个人被允许走了，估计是民兵联系核实了他们身份没问题，就放了他们。而我们三个依然被关在房间里，不知何时才能出去。在那几天里，每天早晨还要下楼去院子里操练，我在兵团受过训练，立正、稍息、左转、右转姿态正确, 自然当了领队，可带领的大多是小偷、流氓，回想起来让人苦笑。

与同屋的两个年轻人聊天时了解到，他们是因为父母不在身边，偷东西被关进来的。其中有一个姓刘的小孩，也就十三四岁，估计家里大人都因文革被关押或下放，就一个人在社会上瞎混，小偷小摸的糊口过日子。我很同情，就劝导他，以后别干这种事了，要学点儿知识，将来人生时间长着呢！这个孩子本质不坏，还能听得进去，直称我大哥。以前可能在社会上没有人如此关心过他，和他说做人的道理。他很是感动，什么心里话都爱跟我说。

就这样又过了两天，因为吃的羁押饭不洁，得了肠胃炎拉肚子，隔不久就要去厕所，但每次都得高喊报告：我要去厕所！看守民兵不耐烦地呵斥说，你咋那么多事？老去厕所！我一边往外边厕所跑一边喊，要早点放我走，就没这事了，你们给的饭菜都不干净，害得我拉肚子。

失去自由的日子太难熬了, 也不知道要等到哪天? 我几次望着窗外的大杨树, 测算着自己能否一下窜到树上, 顺树干下到地面逃出去, 但因为树干上树杈太多, 实在没把握, 只好罢了。

第三天，门外的看守民兵说营长要找我问话，我想这回问题可能解决了，就随着他到一楼办公室去见营长。营长问我：“你是不是兵团的人啊？”我回答：“我是15团6连的，都好几天了，你们怎么还没联系上？”

他说：“你们兵团电话咋那么难打？打了好几次都不通，你等着吧。”他又问我：“看你带的东西里有一些唱片，是不是黄色唱片啊？” 我说都是小提琴练习曲的唱片，因为唱片上都是外文的曲名，他们也看不懂！

他再问：“你还带了把小提琴, 是你的吗?”“当然是！”我答道。我走时随身带了一把小提琴和一叠唱片, 那在当时可都是我珍贵的精神食粮啊! 被关进来时都被他们收走了。

“去把他的琴拿来！”他吩咐一个民兵去取来我的小提琴，让我拉上一曲听听；想看看我是不是真会拉提琴，提琴是不是我的。几天没碰琴，手指都发硬了。我定好弦，稍活动了一下手指，心说他大概听得懂《白毛女》吧，于是我就给他拉了段《白毛女》的北风吹那段。

他听完后，惊讶地说：“拉的还真行! 你先回屋里等着吧，我们尽快联系你们单位，证实了身份就叫你走！”他似乎对我放松了警惕心，让我自己回屋子去，也没叫人跟着我。

这时我一看，楼大门外一个人也没有，身边也没民兵看管，好机会啊！三天受够了失去自由的憋闷，也不知道他们何时才能联系上? 不如我自己去兵团司令部找我认识的干事为我证明一下，因为我曾代表二师去司令部搞过展览，认识那里的几个干事。于是, 转身就往院外跑。

我不认识路瞎跑了一段, 忽然听到后面有人大喊：“快站住，不然开枪了！”我回头一看, 原来他们发现了, 追了上来。有个人还举着手枪，边追边喊抓小偷。我爱好体育, 经常打篮球, 那些追我的人哪儿跑得过我啊，一会儿就把他们落得老远。但没想到跑进一个民居宿舍的大院里，穿过几排房子，前面竟是一堵高墙，窜了两下, 墙有点太高了，窜不上去。

这时, 后面几个民兵追上来了, 大声吆喝着，还跑，看你跑哪去! 这时院子里的居民都围上来问怎么回事? 那个拿手枪的说:“我们在抓小偷。”我对周围群众说：“我是2师15团6连的知青，就因为没带证件已经被他们关了好几天了！” “别废话，把他铐起来！带回去！”那民兵小头目急了大叫。

他们掏出一副手铐拷住我双手，那时我已饿得很瘦了，又有干巴劲儿，一用力居然把手从铐里脱出来了。那小头目见状大喊：“你他妈还会脱铐术啊！有绳子没有? 把他绑起来。”原来他们用的是个老掉牙的手铐，只能铐胖人。当时把他们也吓得不轻，生怕我再跑了，负不起责任。

我对他们说：“我是个知青, 不是坏人，我就是想去兵团司令部找个人证。你们不用绑了，我跟你们回去。”

到了民兵营办公室，那个小头目气急败坏地向民兵营长叙说我如何逃跑又如何脱铐等所谓“犯罪”事实，还恶狠狠地说：“拿电炉来, 烫他脚, 让他再跑！”我也急了, 对他说：“你敢烫！我不是坏人，你把我烫坏了你要负责养我一辈子！”

我又对营长说：“我母亲在河南干校病了，我急着去看她，你们已关我好几天了还没结果,　我只能自己去找证人。”营长似乎对我有些好感，吩咐道：“算了，让他回屋里去吧。”

我会拉提琴，还会窜墙脱铐，逃跑回来后居然还不受惩罚, 这个消息不翼而飞，很快传遍全楼的各个房间。我一时间成了民兵营里在押人员的英雄了。后来几天里，那些被关的各路“豪杰”见了我都毕恭毕敬、佩服得不得了。那年代，像我这样的行动后果，一般抓回来肯定是一顿暴打躲不过的。所以我这样正常地回来，他们尤为惊讶而从内心敬畏我。

特别是那个我多次劝慰让他学好的少年，更是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大哥长大哥短的，告诉我他马上就要能出去了，他家住在什么地方等。后又悄悄告诉我，在屋内一个上下铺的床缝间，有根用一段段电灯开关拉线接起来的长绳，等他出去后，晚上听好外边他拍手三下，就把绳子拿出来，从窗子放下去，他打算给我送些食品和香烟来，用绳子吊上去。我嘱咐他不用了，千万别冒险，再被抓进来就麻烦了！他说：“放心大哥，不会的，我知道怎么办。”看来他不是一次干这种事了。

第二天他果真被放出去了。当晚天黑以后，我听到楼窗外有拍三下巴掌的声音，从夜色中看到他躲在院围墙后面，露出个脑袋向我招手, 就赶紧到床缝中掏出了那根绳子, 让同屋的另一个人看住门的小窗，防止民兵巡视发现，把绳子放了下去；他灵活的翻过围栏墙把一包东西绑在绳子上，向上扬手示意可以拽了，我一边拉绳子一边向他摆手，让他赶快离开，他点了点头就飞快的翻过围墙，消失在黑暗中。

拉上来一看，一个手绢里包着两盒香烟和将近一斤多的牛奶糖，真是好东西；于是我和同屋另一个人轮流放哨和享用。那可是蒙难中的一大享受，至今难忘! 同时，也在思索，小偷也是讲义气的，是什么造成了他们去偷呢？

又苦等了几天后，终于迎来了曙光。第七天的晚上，营长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一进门见他坐在办公桌后面盯着我看。我心里七上八下，不知是凶是吉? 他卖了个关子，等了一会儿，突然说：“我们已经联系上了你单位。你们单位的电话太难打了，我打了多少次，今天才打通。你是个好人，可以走了，马上走吧！”

我心里这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于是，我对他说：“谢谢，我明天走行吗? 今天晚了，我出去后也没处过夜啊！还得去车站，弄不好又被你们的人抓回来啊！”他立刻说：“不行，让你走你就马上走，你去哪儿我们不管，到车站也不会再抓你了。但是，出去不要与同屋的那些小偷流氓联系，他们都是坏人。”

在那个年代，在他们眼里，人只分为好人和坏人两种。于是，我取回行李，结了账（住民兵营是要付饭钱的），我这个“好人”被关了七天后，终于离开了呼市民兵营。出去后我看了一下手提包，里面几包牡丹牌香烟没了，肯定是民兵们拿走抽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联系的电话打到了团里，恰巧是团里卢参谋接的。卢参谋是我在团里搞展览时认识的，跟我很熟。他接到电话立刻说：“范之光是我们团6连的，我认识他，没问题。”通话就这么简短，我立刻获得了“新生”。如果这个电话打到连里，那个刘副连长接了，后果如何发展就难说了。

果然，卢参谋接完民兵营的电话后，又给我连打了电话，刘副一听立刻对卢参谋大叫：“范之光可是逃跑的，你怎么说他没问题呢！”在我离开民兵营的第二天，他就带人赶到呼市，想把我带回去好好整治一通。但他扑了个空，民兵营长对他说：“你们团里说范之光没问题，我们就放人，别的我们不管！”

刘副扑空后又去逛呼市的商场，后来听说他在商场摸一位妇女的臀部，被当流氓抓住。也许是因为是现役军人，又自称是无意碰的，就把他放了。多年来，我经常在想，冥冥之中一定是上天有眼，关键时刻总会保佑好人，惩治坏人。

我出了民兵营的第一件事是找了个澡堂，痛痛快快地大洗了一通。然后买了点儿烟和牛奶糖，按照同屋那个“小偷”留下的地址，找到了他。他家里空空荡荡，只有他一个人。我们随便弄了点儿吃的，边吃边聊。他应该是个本质不坏的孩子，我鼓励他多学点儿知识, 将来做个有作为的人, 千万别再干坏事儿了。后来就与他没联系了，真想知道他现在如何了！

与他告别后，我就去火车站过夜，准备第二天坐长途车去四子王旗找在那插队的弟弟。刚进车站, 就看见一个经常出入民兵营的女警察，换了一身花棉袄坐在候车长椅上。我问她：“你咋也来这儿, 要坐火车啊？”她不耐烦地低声说：“别和我说话，走走走！”这我才明白她是化了妆在执行任务呢。

于是我找了个椅子躺下，准备睡觉了。夜里，只听得乱糟糟的, 民兵又来查旅客身份了。我就闭着眼，装作睡着了。有个民兵走到我身边对同伙说：“这还有一个没查呢。”另一个回答：“这个是刚出来的，不用查了。”我眯着眼一看，又被带走了一大队人，看来形势很紧张啊！

第二天，我坐长途车离开了呼市，前往四子王旗。我坐在车的最后一排，身边坐的也是一个在四子王旗插队的知青，聊了起来，才知道发生了大事儿，林彪在蒙古摔死了。我恍然大悟，在呼市的遭遇都是因此而生！

到了四子王旗库伦图公社，见到了弟弟，村支书还拿了鸡蛋请我吃。据说，村里的年轻妇女都被他睡遍了。那是个令人心碎的年代！随后, 我们来到了河南邢集的邮电部五七干校与母亲团聚。

在干校休整了一段之后，开始了我人生第一次闯荡。先是去报考河南新乡的一个文工团，给那里拉提琴、画佈景。但是户口问题解决不了, 兵团那边没“路子”，不放人。后又去了云南昆明，我舅舅在那儿工作。我两个表哥都已从插队的地方转了过去，但我还是因为户口问题解决不了, 无法调动。

那时候走后门儿之风已很盛行了，如我连的一个知青，智力明显有障碍，却被他在军队当官的父亲弄去当了光荣的人民解放军。还给我们寄来了一张穿着军装的照片，看了真让人哭笑不得！

到了1975年，兵团当年的知青中一些人开始走向领导岗位，我与连里的干部关系好转，母亲也于一年前调回北京。那时上山下乡的知青正盛兴“病退”热潮，我也加入潮流当中，曾主动回连三个月；除了为连里画展板和出墙报外，就是和其他战友谋划如何办理病退的各种有效方法。于1976年终于“因病”把户口转回了北京。

因为我有绘画的特长, 在闯荡的那几年中, 为了谋生，曾给北京工艺美术厂画过彩蛋、灯笼等工艺品。回京后马上分配到北京工艺美术工厂，但我还没等办手续，邮电部的一个单位急缺美工又找上了我，我选择了这个“中央单位”。

“文革”结束，处处展现生机。我在工作之余，参加西城文化馆、工人俱乐部的美术培训班，开始正规学画。那时这种学习班都是免费的，而且都是从高等美术院校聘请来的老师，真怀念那个年代！

1980年代初，美术院校开始对成人招生，在成千上万的考生中，我被首都师范学院美术系录取，真正走进了美术的课堂。

潜心求索，锲而不舍（我的座右铭），多年的努力，使我成了一名职业油画家，作品多次入选全国各种大型美展。作品《历经沧桑》还于1991年荣获北京市优秀作品奖；当时北京市只有七人获此奖项。

回顾走过的路，深感：

人生如梦，那是一个充满辛酸苦辣的梦！

人生如歌，那是一首充满沧桑的“信天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