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沙漠凿泉

当知青，讲知青，纪念知青。让我们一起倾听知青的故事，感悟历史中的人、人的历史…...

寒夜闭门读禁书，自古以来便是高级享受，莫大快乐。在文革潮水席卷而来，来势汹汹，势不可挡之时，个人被裹挟着冲来冲去，感到绝望，无能为力，身不由己。但是从自己的生活里还是得到了一个启示发，有如神示，照亮了我的人生之路：即使在大势所趋的潮流下，即使你什么都左右不了无法决定个人命运的时候，你依然有败中取胜的机会，只要不轻言放弃。记住，唯有一件事是你可以做主的，这就是读书。

1968年冬，我面临了人生第一次选择。廉根茂同学报名到黑龙江858国营农场，他说：“国营农场至少有每月32元的工资，旱涝保收，每年还发军装，总比到农村插队强。”我选择了自由，不愿为那区区32元被关进遥远的冰天雪地的旷野。三线工厂远在青海，想去，人家不要，说你家里有问题，政治上不可靠，于是便与北英、之华、到广阔天地去了。梅海已上了北航，休学在家，也跟我们一起到山西插队。他的加入对于我们日后生活的改变至关重要。下乡时，我们随行李托运了整整一木箱子的书籍，这些书是我们每人各自捐出的，成为我们日常生活里最宝贵的共同财产，滋养我们的心，并引导我们度过难以忍耐的日子。

刚下乡时，我们真的像社员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疲乏一天天累积，从来没歇过劲来，总是处于疲劳状态。一天夜里躺在土炕上，忽然想起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我们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顿悟：反正现在我们已经是最底层的劳动者了，要当一辈子的劳动者，可是我们还没有什么文化，大好年华，趁着精力旺盛，记忆力强，学习应当是第一位的，一寸光阴一寸金，过了这村没这店，将来后悔就晚了。1969年开春从北京回来，我们就立了规矩，每天晚上集体读书一个小时，书目自定，要求写读书笔记。然而一开始便遭到严重干扰。对于过着千篇一律单调乏味日子的村民们来说，知青点是他们可以串门闲聊的好去处。

我们的一切他们都觉得新鲜好奇，总是问这问那，加上扑鼻的旱烟味，我们根本不能安心读书。每天晚上，我们这里都是人来人往闹哄哄的，村民们可找到了从未有过的快乐。梅海说：“不管来了多少人，不管人们说什么，我们都不要理睬，坚持一阵子，老乡们就会明白原来这就是知青的生活，也就慢慢习惯了，自觉无趣也就不会再来干扰我们了。”果然如此，十几天后，屋里便清净多了，每天晚上，我们围坐在杨子朝老汉从自家搬来的八仙桌旁，各把一方，展卷而读。记得我写过一篇关于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的文学评论，粘贴在我们“读书园地”的墙报上，北英写了篇恩格斯关于婚姻论述的读后感，他是带着问题学的，他与女友两地相思，遥不可及。

这年麦收过后，秋收之前，我们做了一件当时任何人都不敢去想的事：为了争取更多的读书时间，跟队里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洽商。北英已经是政治副队长，就由他主办，我们帮腔。队长冯喜财长得太像电影《平原游击队》里的李向阳了，咧着大嘴岔，始终保持着憨厚的笑容，听我们解读那段毛主席语录。事情不像预想的那么难办，喜财听明白了，“是毛主席的意思，咱还有啥说的！”最后定下了双方的条件：我们每天出一晌工，十时以后不再下地，队里给我们记七成工分。这事跟谁说谁都不信，这哪儿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啊？1999年到榆次常家大院游览，我发现山西这个地方自古以来便有崇尚耕读的传统，把耕田与读书相提并论，彰显了儒家的精神，所以山西文化厚重，渗透到世代农夫的意识中。

喜财队长不一定能说出这些道理，是潜在的山西文化支配使然。我们争取到的这块生存空间，当时不是独一无二也是屈指可数。由此，再次印证了我的思考：凡事一旦聚能成势，便形成大势，到了这个地步，势比人强，人不能与势抗，是谓大势所趋，顺昌逆亡，在势不可挡的大环境下，结合所处环境，经过主观努力还是能达到想达到的预期目的。

这样超常的安排，东胜庄的父老乡亲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宽容。我记忆里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场景：早春，黄河东岸各县的土地引黄浇灌，我们负责看水，在挖好的水渠边巡视，一旦跑水，便铲土填堵漏洞，确保黄河水正常流佈到每一寸土地上。春寒料峭，陈齐贤老汉靠在田间的草垛上，风从身后刮来，他用两片黑色石头片似的火镰相互撞击出火星，打着了棉絮做的火引，按到装了烟丝的旱烟袋锅里，猛吸两口，蓝色的烟随风飘散，老汉笑眯眯地看着我，像慈父，像大叔。

他说：“你们都是干大事的，别听报上说的，你们在咱村呆不长，不信你们就等着看。”他说得那么断然，不由你不信。在寒风里，我们感受到了暖意。老汉一锅烟将熄时，脱下布鞋，把余烬磕到鞋里，续上烟丝，把烟锅凑到余烬上，吸几口，火光一亮一亮的，又抽上第二锅了。这样抽旱烟的程序，像是古法传承，不知在农民穿上西服，打火机大普及的今天，此法是否还有人沿用吗？

晋南厚土上世世代代农耕的乡亲，我永远都忘不了你们，是你们的善良、宽厚、仁爱和父亲般的呵护，给我那一段岁月注入了回味无限的乡土人情和人文滋养，有你们的陪伴，此生不虚。

我们的耕读时日一直持续到北英、志民参军，梅海回炉北航，就自然而然地结束了。半耕半读的这段时日，我开始转向外语学习，带来的中文书几乎读完了，梅海带来了不少俄文原版书，他不限于粗粗的阅读，而是把原文译成中文，我记得他开始翻译高尔基的《三人》，译文优美。把一种文字转换为另一种文字，此间之苦乐远不是母语阅读所能获得的全新的体验。梅海在我的读书生活中起的作用，好一似岸上的灯塔，这一点不夸张，恰如其分。我初高中学的是俄文，有基础，再提高一步，切实可行，因此我没有赶时髦像当时许多人那样一股脑儿地都学英语。我的选择得益于鲁迅先生致友人的一封信，先生主张学一门外语，最好先把已有基础的学好了，再学其它的。我因此没有走弯路。

俄译中的过程和结果带给我更多的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带有创造性思维过程：咀嚼原文之妙，解疑释惑的苦思冥想，寻找中文表述的词语搭配，有时为一个词的本义和贴切的中文表达，大伤脑筋，甚至在梦中也在思来想去。从那以来的几十年的实践，我深有体会，对原文的词根解析，以及由词根派生出来的新词的准确理解是翻译的第一步，否则将因误读而走偏，译文与原文大相径庭。是为译事大忌。以前我读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中译本时很觉费解，主人公皮却林的所作所为怎么配得上英雄两个字呢？而皮却林，奥涅金这些文学形象在俄罗斯文学史上是十分重要的典型。有了相当的翻译经验后，我觉得原著的书名跟中译名一定有所区别，我仔细看阅了刘泽荣《俄汉大辞典》和另一册俄汉双解词典后，发现问题出在中译者对原文没有深入理解，按字典上说的字义,译成“当代英雄”一点儿也没错，但是仔细研读小说里的这个人物，再全面分析字典里词义，就不会草率而为，译成“当代英雄”了。

据词义，俄文СОВРЕМЕННЫЙ 可以是“当代的”，但也有“和时代同步”、“与时代相符”的涵义，而ГЕРОЙ 是“英雄”，也是“主角儿”的意思，所以准确的翻译应是“时代的主角儿”， 就很符合主人公皮却林。“主角儿”和“英雄”相比没有褒贬之意，而是中性表述，风云时代的主角儿是英雄，例如李大钊、陈独秀；荒唐时代的主角儿是荒唐的人，例如蒯大富、张铁生。反过来说，从时代风云人物也可以照出时代的影子。这些都是后话了，而当时我还是个门外汉，成天捧着大字典啃原文，逐字逐句地读《盖达尔选集》。昏灯伏案，苦思冥想的时候，做梦都不会想到将来有一天我会真的成了一名外国戏剧的译介和研究者，而且成为了中国翻译家协会会员。当时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凭着对文学翻译的浓厚兴趣，沉浸其中，度过每一天。

在临猗东胜庄和后来的临汾地区水泥厂的那些年，文学翻译占据了我精神活动的相当一块地盘，也占据了日常生活中的部分空间和时间。文学翻译，一方面，在异国文字的密林里穿行徘徊，一方面，又要在母语的词丛里寻觅斟酌，雾里看花，渐次分明，山重水复，柳暗花明，这样的精神活动带来了无限的乐趣，也屏蔽了社会上各种音色和频率的干扰，什么“批林批孔”，“评法批儒”，什么“阶级斗争新动向”，“翻案不得人心”统统如耳旁风，其奈我何？我只要一进入文学翻译的状态，就象走进了茫茫沙漠中的一块绿洲，这里有绿树芳草赏心悦目，有甘泉清洌滋润心田。

我至今还保持留着当年在水泥厂时的一本译作，那是一个中篇小说，作者是格拉吉林，六十年代苏联文学的新秀，我译的是他的代表作《过眼烟云》。我是利用工余，伏在宿舍里的床铺上，或是在值夜班时（我的工作是班后清扫车间并留下看门过夜）在工具间的铸铁长条凳子上，完成这个译作的。译文写在八个横格本上，装订成厚厚的一册。史翔善绘画，用硬纸壳画了一幅油画：蓝天下的几棵小白桦树，作了封面，还复制了几幅原版书里的插图，为我的译文增色不少。拿起这册堪称海内孤本文革遗物的手抄本，久远的回忆便会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空荡荡的车间里，陪伴我的是那本厚厚的词典和一册练习本，外面北风呼啸，吹得窗户啪啪地乱响，我的思绪飞向冬夜的天空，飞得很远很远……

格拉吉林的这段话似乎是专门为我写的：

人，真是个奇妙的造物！他似乎给武装上了先进的理论。他似乎知道生活就是斗争，要准备迎接各式各样的考验。

七十年代初，可看的书多了一些，最显著的标志，是上海办了一份杂志《摘译》，开始介绍当代外国文学，先后出了几部外国文学作品，虽然是内部发行，但却是公开阅读了。那一阵子，我一连看了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柯切托夫的《落角》和《你到底要什么》，西格尔的《爱情故事》（附《海鸥乔纳森》）。

不知为什么，这时候的阅读却没有了六十年代末疯狂夜读时的新奇、喜悦与快感。我一直记得，知青点的同伴们相继离开后，我独自一人在深秋夜半落叶的萧瑟声中，在村舍昏灯下，沉浸在《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字里行间，竟然为安多纳德这个姑娘感动得泪流满面。今天再看这段文字，铺叙近乎絮语，表述多于形象，真不知道当年它何以让我如此动心，如此脆弱。但我知道干涸的心灵正是在青春的泪水中得到了滋养。

文革以来出版界最引人注目的是郭沫若沉寂多年后推出了新著《李白与杜甫》。此书一出即引起热议，有人说郭老是迎合毛泽东好恶，扬李抑杜。记得当年看这本学术著作，确实看不懂郭老的真实用意，只是从文中又多读了若干首李杜诗篇而已。

这本书第一版的出版时间是1971年。四十年后偶然翻看，顿有所悟：这本书没有附参考文献书目，文内考证多有失据，主观臆断，甚至判断也牵强，难以服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仔细检阅，郭老无非是凭着他丰厚的学识与积累，追溯李杜，特别是李白的身世浮沉来寄托自己的某种情怀，或借题宣泄胸中块垒。而我当年并不知道彼时郭老是表面风光，内心凄凉，正在经受着丧子之痛。他老人家也是躲进文字的密林自我安抚吧？或许笔墨流淌之间，心有所寄，神有所安。

文化沦为沙漠的年代，以微薄之力凿泉者并非少数。

郝一星 2013年3月3日于京西翠微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