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强：父亲支前的往事

张国强：父亲支前的往事

1951年初，朝鲜战争第二战役刚刚结束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文中下称志愿军）正在第三战役中，迎头痛击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文中下称美国联军），使其受到重创。

此时，志愿军单凭着脚板在冰天雪地上追敌有四百多公里，后方运输线由原来一百多公里延长到五百公里，部队已经疲惫不堪。本来就是“打过三八线，雪水加炒面”的脆弱供给线，再往前打补给将面临更大的困难，补给线几乎要拉断了。前线的粮食是战士生存的必须物资，如果保证不了，那仗是没法打的。当时美国联军配备了优质的火力装备和优良的供给保障，兵力是志愿军的十倍。志愿军伤亡很大，很多志愿军战士遗体都滞留在前方。

　　在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中，为了保证志愿军二十万人的补给，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了。周恩来总理亲自到沈阳主持“炒面工作会议”，炒面是由炒熟的小麦、大豆、高粱米、玉米用磨磨碎后和盐制成。东北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后方前沿，老百姓都投入到炒炒面的任务中来，仍然缺口很大，只能凑够前线战士所需粮食一天一顿的多半顿。

　　当时，大批援朝物资堆放在安东货场，特别是粮食、药品、弹药等前方必须物资，因运力不足，无法运往朝鲜前线。

志愿军前方战士因物资供应不上，有的因吃不饱或吃不到饭，加上出国时服装单薄，有的被冻死，造成非战斗减员。也有的因医药跟不上，因伤势过重而死亡。更难的是因枪支弹药不足时，有的连队只剩几十人，只有几条枪可用，子弹也时有时无，逼得战士们不得不在枪支弹药断绝时，端着刺刀与美国联军展开肉搏战，还有的抱着成捆的手榴弹扑向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

　　1951年1月上旬第三次战役结束。2月中旬，抗美朝鲜战争进入第四次战役阶段。美国联军总指挥易将，由于麦克阿瑟在前三次战役中连连失利，气急败坏跑回白宫，请求总统杜鲁门启用B一29搭载原子弹轰炸中国东北，由于美国刚刚在日本投下原子弹，造成数十万平民死亡，国际谴责声未平，杜鲁门才被迫取消请求并撤了他的职。同时派李奇微新任美国联军司令取代了麦克阿瑟。

李奇微上任后不久，在美第八集团军动员大会上说：“他们（指志愿军支前队伍）能用牛车、骡马和驴子运送武器和补给品，甚至用人扛背驼。”“你再看看中国军队，他们总是在夜间行军，他们习惯过清苦生活，甚至吃玉米粒和黄豆，对你们来说简直就是饲料，简直是不可忍受的。

”就在这种情况下，心狠手辣的李奇微在第四次战役中，仍对志愿军下了毒手，即在战役中使用了“动手术”式的战术打击，切断志愿军后勤补给线就是其中之一。可见，当时志愿军的补给线脆弱程度和战场上将面临的险境。

1951年1月13日，彭德怀司令员利用美国联军一面备战大仗，一面假惺惺停火谈判的机会。志愿军也积极准备补充一下兵员、粮食和武器弹药，以便休整部队。便离开朝鲜返回北京，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当中央听完彭德怀汇报后，中央立即决定再次加强抗美援朝的交通线。

　　1950年10月底，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根据战场就近原则，安东首先进入支前的征集范围。而到第四次战役打响之后，原有征集范围已经远远满足不了战争的需要，不得不扩大征集范围，就由丹东向西征集。1951年1月底，上级就开始扩大战争运力的征集工作。我们村就在这次扩大征集范围之内。

我们村叫石桥子村，隶属于邵二台乡，哈大道（现哈大高速公路）从村中间通过，位于沈阳与辽阳中间，距铁路长大（长春至大连）线的烟台（现灯塔）火车站约五华里，是由石桥子和蛤蜊河子两个自然村组成，石桥子村富裕一些，蛤蜊河子村穷一些。

1951年2月6日，春节过后，上级就要求我们村出两台大车，四名民工，其中两名驭手。当时正值土改第二年，获得土地的农民正迸发出极大的种田热情，正精心规划着这来之不易的自己土地。就在这个千载难逢种自己土地的第一个春天，万恶的美帝国主义勾结西方势力，继续扩大侵朝战争，并企图以朝鲜为跳板，借以达到把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红色人民政权消灭在襁褓之中，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矛头直接指向新中国。

石桥子村稍微富裕些，孟和关两大姓户，地主富农也多些。而蛤蜊河子村只有高姓一户，还是经营地主，因种苗上地，因剥削量够才定上的。当时，村里由大户人主事。就做出了一村出大车，另一村出人的决定。因实际上蛤蜊河子村出不起大车，就只能出人了。结果由石桥子出两台三套挂的胶轮大车，由蛤蜊河子村出四人，即家父、于永臣、高德明、高德贵。

　　1951年2月16日，农历正月十六，他们四人随着辽阳支前大车队，离家经大三道坝、红土崖子等地，经甜水出辽界，再经本溪下马塘、草河口、凤城，直奔安东。在途径三道坝时，还是孩童的我三姑奶孙子孟宪安，正在路边看热闹，无意间看到了家父，眼泪刷得一下子流出来，对我父亲说：“大叔，你也去啊？”我父亲点点头。家父就这样随支前队伍淹没在甚嚣尘上的支前路上。

在赴朝支前的日子里前夕，我家也经历了一场生离死别的痛苦折磨。我奶奶几乎把眼泪哭干，虽说有三个儿子，可谁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上前线啊，人之常情。那时，我刚满二岁，尽管我母亲含着眼泪劝我父亲说：“既然上边已经定了，那你就去吧，我会把孩子带好，等着你回来的。”平常不善言语的父亲，那时只是低头不语，一言不发，心情即沉重又复杂。

临行前，母亲还给父亲赶制了一双袼禙底布面棉鞋。直到晚年，父母才道出了当时的心里话，母亲说：“上前线，子弹是不长眼睛的，万一回不来，也算留个念想。”父亲说：“当时我去就没想活着回来。”

过了鸭绿江，一进新义州就是另一番景象，自战争爆发以来，美国联军就对交通线频繁轰炸，使公路、铁路、桥梁严重受损，一些道路被炸成几截，大坑比比皆是，小的几米，大的十几米到几十米不等，工厂、商店、学校等都被炸的面目全非，沿路两侧的房屋也被炸的东倒西歪，有的已被炸的只剩下一个大坑，看到的只是朝鲜老百姓在废墟上建起来临时暂设屋，说是屋，其实就是马架子，很难抵御寒风的，那景象很凄惨。

我父亲这批支前人员的主要任务是补充前方补给运力不足。我父亲是辽阳支前大车队5中队2分部管理员，因家父念四年书，算半个识字人，主要是负责运送物资或烈士遗体清单的登记。往前线运送粮食弹药、被装救护等物资，往后方运送烈士遗体。

每次都晚上装车，去时，从安东出发，在前导车辆引导下，经新义州向朝鲜前线进发，将物资送到志愿军后勤指定地点。回来时，再按志愿军后勤部要求，他们到指定地点装运志愿军烈士遗体。由于天气原因，烈士遗体都冻得棒棒硬，每车装32具遗体，上面蒙上白布，防止脱落，用老绳划好，再用绞根把老绳搅紧。然后运回国。运送烈士遗体，从入朝一直拉到到阳历4月底，天气转暖，遗体解冻就改为就地掩埋了。

　　运输的道路是后勤保障的生命线。那时，却被美国联军的飞机炸的伤痕累累，坑洼不平，断断续续的。尽管中朝两国军民组织了抢修队，对被毁道路进行了抢修，也没有美国联军飞机轰炸的快。

美国联军见修好就来炸，就这样，炸与抢修交替进行。经过抢修后的路，回填土疏松，重车得在回填土上铺些柴草、树枝、植物秸秆，才能使车不陷进去。有时刚修好，敌机就又来轰炸，就只能修好一段过一段，抓紧时间抢着过，以免道路白修。他们就这样与敌机轰炸赛跑，把前方需要的物资运上去，抢在开化前，把滞留在前方的志愿军战烈士遗体从前方运下来。

从前线运下来的烈士遗体运到安东墓地，交由专门人员进行掩埋。据父亲回忆，当时，大家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谁也没见到过这么多尸体，而且还是战死的，有的怒目圆睁，凝视前方；有的浑身是血，身首异处；有的缺胳膊少腿的；还有的被烧焦，黑黑的。

他们先通过所在部队提供的牺牲人员名册把遗体登记造册，按顺序装车，再把大车编上号，每个遗体衣兜内都放一个卡片号码，回国后，到墓地，按车序号和遗体编号卸车。每个墓坑前卸八具遗体，每个车卸四个墓坑。

美国联军发动的侵朝战争，给朝鲜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由于美国联军对城市乡村狂轰滥炸，使朝鲜人民失去了家园。一路上，随处可见没有家的老百姓，在零下三十多度的数九寒天，不得不在废墟上搭起马架子，即用三根叉木，一头一足，上面放根横梁，上面披上秸秆，外面搭上稻草帘子，这是房子。再用一个用木杆架起的三脚架，上面悬下一个锅，用它烧水做饭，这是灶。这就是他们饥寒交迫的家。

每逢遇到敌机轰炸，他们都有组织地转移到相对安全地点，因成年男子都上了前线，只有部分女人还在家里，转移就靠这些人，他们带着随时被炸死的危险，不顾一切地扶老携幼把人们隐蔽起来。美国联军每次轰炸都是几十架飞机同时来，有来不及隐躲蔽的，瞬间就被美国联军军机炸的家破人亡，伤残与死亡阴影始终笼罩在朝鲜人民的心头。

朝鲜人民同仇敌忾，粮食互相周济，生活物资不分你我，以人能生存下来为原则，从他们眼神中就能看到他们对和平生活的渴望。他们不畏惧强盗，不怕牺牲，积极参加人民军，连孩子都积极要求上前线。如果发现有成年男子在村中转悠，一定是特务，因为家中已经没有成年男人了。妇女老人经常在道路被炸后，给支前车队带路走别的路。

妇女和老年人也积极支前，他们背的背，扛的扛，一走几十里，参战热情都很高，恨不得一下子把美国侵略者赶出朝鲜。夏天时，一次雨后，志愿军支前车队一台运粮大车，从安东出发，刚进入新义州时，陷入泥泞受阻，当地老百姓立即过来帮忙，卸车、抬车、装车忙个不停，直至使车走上好路。并对被毁路段进行抢修，保证后续车辆继续前进。刚进朝鲜时，因道路不熟，经常由当地鲜族人给当向导，走近路，节省时间。

　　每个支前民工都把“完成运输任务”当成参加“保家卫国”的自觉行动。他们不顾天寒地冻，昼夜兼程穿梭在支前路上，有的冻伤了手脚，有时吃不上饭，只能等到喂牲口时才能休息一下，或者得道上级指示白天有敌机轰炸，他们才可以抢时间睡一会觉，那时才知道什么叫“人困马乏”。

有时还可以在马车上眯一会，还不敢深睡，因为敌机常来，又容易冻伤。每逢装车，大家都抢时间，争先恐后地干，赶上吃饭时间，就顺延，啥时候装完，啥时候再吃饭，一切服从运输任务。每台车俩人，一个萝卜一个坑，遇到有病也只能硬扛着，因为装车有时间限制，你不装完，影响整个车队的出发时间，所以只能带病工作。牺牲也是常有的，据父亲回忆，当时一个东沟县的大车运输炮弹，黄昏时到达卸货地点，美国联军飞机来空袭，一枚炸弹正好落在车上，引爆车上炮弹，驭手和跟车的双双牺牲，车马也全部损失。那时，大家只有一个念头，赶快把物资平安地运到目的地。

　　偶遇老乡，却成了永别。赴朝参战的战士们都以抗美援朝立功受奖为荣。在通往前线的路上，有一支抢修道路、桥梁的部队。一次，父亲他们从安东出发，途径鸭绿江大桥时，这支部队正在抢修这座大桥。父亲无意中遇到了这个部队的一个熟人，他就是我们邻村——腰结子村的汪维礼，在朝鲜战场上能遇到老乡，那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见到汪维礼后，俩人简单聊了几句，都有公务在身，谁都很自觉，最后分手时，汪维礼对我父亲说：“近期敌机轰炸频繁，在路上要多加小心。”并告诉我父亲说，他已经立一次三等功了，还要争取立个二等功，为祖国争光，为家乡添彩。父亲也嘱咐他说：“您也得多注意呀！敌人专门轰炸您们抢修的目标。”汪维礼说：“您说得对，我们俩都得注意。”然后俩人就握手分别了。

时隔二十多天，父亲在从朝鲜回来的路上，又遇到了这支部队，特意打听汪维礼消息，他的战友悲痛地告诉我父亲说：“您老乡已经在两天前牺牲了。”我父亲惊讶地问：“是真的吗？怎么牺牲的？”汪维礼的战友说：“是在上次抢修鸭绿江大桥时，遭敌机轰炸，因撤离未及时被炸牺牲的。”父亲立刻两眼湿润了，一时没说出话。沉默一会后，才嘱咐那位汪维礼战友，也要多加注意，随后就赶路了。

五年后，即1956年秋，我上小学时，我们班有一位女同学叫汪占英，班主任介绍说：“我们班汪占英同学是烈士女儿，他父亲是为了保卫新中国而牺牲的，我们大家要多关心与爱护她。”我回家后，就把这事对我父亲讲了，父亲叫我打听一下他父亲的名字，汪占英告诉我叫汪维礼，我回家跟我父亲讲过后，父亲感慨地说：“还真是他呀，好赖还给他留条根啊！”汪占英免费读完小学后就参加农业社的生产劳动了。

　　美国联军对中朝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十恶不赦，史不能赦。

在父亲入朝不久，一次在运输途中，在行至平安北道九松里的坦克厂附近时，遭到美国联军组成的B—29轰炸机联队的空袭。数十架轰炸机，霎那间向那里投下几十吨炸弹，侥幸的是事先得到了上级的防空指示，迅速躲到坦克厂背坡隐蔽起来，才平安无恙。那次空袭区基本都是民房和工厂，空袭后，道路全部损坏，房屋所剩无几，有的房子着起了大火，有的树木连根拔掉或拦腰削断，也有的被剥下树皮，露出白嫩的树干，大家先救火，然后再绕道赶路，防止敌人二次空袭。美国联军空袭时，有时专炸老百姓，有意避开中朝军队的地面对空火力。

美国联军在朝鲜战场上，用上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杀人武器。1951年4月的一天，父亲随车从前线下来，行至到新义州时，正赶上新义州被凝固汽油弹空袭后，那场面惨不忍睹，公路两侧的沟里，居民房前屋后的地里都留下了许多被凝固汽油弹烧焦的尸体，有的尸体还没烧尽，冒着烟，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燃烧人体的气味。有的人还没有被烧死，发出撕心裂肺的呻吟声，那声音凄惨，透着阴深。

一个被母亲保护下来的小男孩，大约有十二三岁，在自家门前望着已烧焦的母亲在不停地流泪，眼睛里流露出无尽的伤心与无助，同时也在那孩子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对美国联军深仇大恨的种子。

当他看到大车队赶过来时，原来那对未来渺茫无助的眼神似乎看到了希望，凑近我父亲他们车前，讲了很多话，通过翻译才知道，他的父母都已经被美国联军给炸死了，已经没有亲人了，他想参军上前线，给父母报仇。翻译跟他讲：“你要参军，得找你们人民军去，我们是志愿军。”那小孩才告别了我父亲他们，转身又跑回了自己的“家”。后来，那孩子怎样就不知道了。

据父亲讲，凝固汽油弹炸开以后，弹体内的凝固汽油物资就到处四溅，把胶质状的汽油粘到人和物上，因为固态，体积小燃烧时间长，越用手拍打它，火势越大，若在地上打滚，就会滚满全身。如果拍打或挣扎，甩到别人身上就立刻燃烧别人。更可恨的是这种炸弹里还含有剧毒化学物资，有助燃剂白磷，进入人体血液里，可以使人的眼睛失明，使人得脑膜炎等。人碰上就是没辙，能渗入到皮肤里继续燃烧，使人毒气归心死亡。

　　我父亲讲，美国联军使用的B—29型轰炸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有空中堡垒之称，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研究发明制造的，有四个发动机，航程近六千公里，最大航速每小时近六百公里，携弹量达二吨多。1945年8月初，投到日本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就是由B—29型飞机执行的。

美空军还在地面派了许多***间谍，趁人不备，在志愿军重地，如指挥所、炮阵地、工事等地方，在周围撒上荧光粉，给美军夜间空袭提供目标指示。

　　我父亲名字叫张金学，1922年1月生于本村，逝世于2009年8月，享年88岁。在本村读完初小后，又考上吕方寺高小，因交不起学费，被迫中断学业。父亲老实厚道，不善言辞，习惯吃亏，不削一顾。政治面貌是非党一般群众。

解放后，一直在家务农，直至去世。到了本世纪初，当得知赴朝有待遇时，我们才找到民政，费了好大劲才使父亲赴朝支前得到待遇。由每月十几块钱到几百十块钱的晚年补助，老人非常知足。并说：“国家还没忘了咱们这些赴朝支前的民工，非常感谢党啊！”。

每当提起赴朝话题时，原来因保密问题，他经常是回避。因为过去志愿军牺牲的197，653名烈士这个数字，国家都是保密的，运送志愿军烈士遗体是属于保密范畴。晚年再谈到时，似乎放开一点，但也不愿意全讲出来，有时我们问深了，他会不耐烦地地说：“那些过去的事，你问它干啥？”我们也就只好不再问了，因此，我们知道的也就很有限。

到晚年时，他对我们晚辈说，抗美援朝的胜利完全是用人填出来的，共产党的天下来之不易呀！这也是他一生经常爱讲的一句话。因此本文谨以此做为笔者对父亲赴朝支前（1951年2月16日—1952年初1月初）七十周年的纪念。

2021年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