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顺发知青回忆录：怀念已故朋友曾庆福（下乡回忆录二十八）

黄顺发知青回忆录：怀念已故朋友曾庆福（下乡回忆录二十八）

　　1969年3月我还不滿十八岁去了北大荒下乡插队，农谚说：八九雁归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但是在北大荒仍然寒意料峭。

都说四月的风，冻人不冻水真是一点不假，雪化了露出黑土。面朝黑土背朝天，那种身心俱疲，总认为自己前途渺茫、无助无望的苦涩岁月，像一抹橡皮涂擦后留下的模糊印迹留置在脑海里，我不想给人牙慧流水账般的再去描述它。

就在思想迷茫时，身边出现了曾庆福，他是本村优秀青年团员，那一年受到他的影响很深，同时也成了我最好的朋友。

现在只想把已故好友曾庆福，从记忆深刻往事中写出来，以此怀念！

那一年生产队要春播了，由于东北的春天很短，当如铁板似的大地一开冻，化开的土层达到可耕作的深度了，马上就要把小麦种子播下去。

否则，化土层太深对种子生长不利。早不得晚不得，这就对播种的时间要求很高。所以，一开播就要全力以赴，从早上太阳一出土层刚化，拖拉机就轰隆隆地一直干到天黑。

　　生产队长分配我跟随双套马车的车老板干活，（驶赶马车人）往田地拖拉机播种机送麦种，这是力气活，先是从大队仓库里肩扛装满麦种的麻袋，走下跳板几十米，装码在马车上。

一麻袋小麦种有180斤上下，一辆双套马车可拉上三十余袋麦种，送到播种大田地头。车老板是本村青年曾庆福，他比我大一岁，可他已是个响当当的“拿十工分”老社员了。

　　第一次跟着他一起干活，他总是处处照应我，刚开始走在跳板上，哪只脚用力跳板就向那边倾斜，走在上面晃晃悠悠让人不敢迈腿，更何况肩上还扛着一个180斤重的麻袋，需要时刻掌握麻袋的平衡，不要让麻袋倒下来，越向下走越心慌，怕掉下去。

曾庆福扛一袋小麦种很熟练、自然，好象不花什么大力气似的。

当我扛起袋子，他鼓励着我，“别低头”“向前看”“把脚落稳”“好，就这样”“慢点”在他的鼓励下，我终于学会扛袋子技巧，很顺利把180斤重的麻袋扛到了茓顶。

空闲时他还告诉我干其它各种农活的窍门。经过小麦播种期的一段合作，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

每次他赶着双套马大车行驶在乡间路上，我乘坐在大车上总感觉是一种愉悦感。特别喜欢看他舞打马鞭，啪、啪、啪，一声声响鞭，清脆有声，响彻云霄，回响大地。他还手把手，教会我打响了马鞭。

知青食堂伙食不好，他常请我去他家里吃饭，他们全家待我特好，时间长了，我也似乎把曾庆福家当作自己的家了。

　　那年春播结束，中苏边境形势更紧张了，县委决定建设“战备三线”，打通修建县城通往小兴安岭深处的公路。

于是从各公社抽调年轻干部，配合省公路局公路测量技术人员，组成三十多人的探路测量先遗队，曾庆福被选入战备公路测量先遗队。

由于修筑三线战备公路的探路测量，是处于深山僻野的保密状态，自然当时不为大多数人知晓。从松树沟兴亚大队至小兴安岭反修林场三间房的公路，即第二年（70年5月）正式开工修路。

话说曾庆福去县“三线”有些日子了，知心朋友是人生路上最美丽的念想，友谊是彼此相连的心弦，我很想他，于是我决定上小兴安岭公路测绘工地去找曾庆福。

六月天，我找到干岔子公社去三线的送粮汽车，乘车到新兴公社已是中午，司机吃完饭喝了点酒说不走了，明天再走。

我气得无奈，便独自一人往山里赶。六月的阳光照得身上发热，我走的快出了不少汗，感觉又热又渴，于是便趴到白桦树林旁的溪沟边喝了些水，继续赶路。

快到山顶时，天上的乌云遮住了阳光，仿佛把天空盖住了，强烈的闪电伴随着阵阵雷声，不一会儿下起倾盆大雨。没有躲雨之处，我只能冒雨前进，军帽和衣服全都湿透了，只觉得身上很冷，但我走的更快，边走边唱边怪叫着，像神经病似的，反正没有人看见！

下午五点多，雨停了，我也到了筑路测绘队，我找到了曾庆福，两人抱得紧紧的，就像几年没见一样，那天和庆福挤在一个被窝里，睡得甜甜的，香香的。

新兴公社原来就有通往三间房林场一条山路，窄得像一根羊肠，盘盘曲曲，铺满了落叶，而且时不时遇到积水的草甸子，还要顺草甸跳跃前进。这样，湿漉漉的脚底下直打滑。

公路工程测量队基本在原来的山道上进行测绘改动，测量队每天的主要任务用三脚架立的光学经纬仪，测量方位角、水平角、竖直角和距离。进行平面控制测量和地形图测绘：测定公路中心线方向和垂直于中心线方向的地面高低起伏情况，并绘制纵、横断面图。

曾庆福的工作主要帮助技术员架设测量仪器和观测标尺，精确放线以后，对直线或曲线段的位置，砍树打上红色边桩，我也跟着庆福砍树打边桩。

　　秋天的小兴安岭，天气说变就突变，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年的第一场秋雪。

1969年9月18日下了一晚上的暴风雪，第二天早晨，棉帖帐篷的门被大雪厚厚的盖压着，好不容易才打开帐篷门，望外一看太美了，林海山川全都笼罩在白蒙蒙的大雪之中，我才真正知道了怎么叫林海雪原。

因大雪停工一天，大家都在棉帖帐篷内打牌，火炉烧的帐篷内热乎乎，谁都不愿意出去。

曾庆福对我说，你是否喜欢东北森林的野兔，这与上海的白毛红眼兔不一样。野兔又叫革兔、山兔、黑兔、满洲兔、山跳猫等，头部和身体背面为棕黑色，由棕色长毛与浅灰色毛相间，毛皮可以御寒，兔肉白嫩鲜美。

如果你喜欢，我就送你一只。我说当然喜欢了，可你没有呀，他听了笑笑说：“你跟着我去雪地套野兔去”。

我俩吃了早饭就悄悄进入离帐篷不远处的山林中。

路上，我禁不住问庆福带了多少钢丝套，他却说没带那玩意，只拿了两根麻袋绳带。

我很吃惊，忙问“那能行吗？”

庆福并不在意我的吃惊，而是笑着对我说，到时候你听我指挥，配合好就妥。

进林子后，我们在山脊背阴处转了一阵，庆福很快发现了三点式兔子脚印。因为刚下过雪，他用手指在兔子脚印上试了一下，说“这是新走的，脚印发软。旧印是硬的”。

随后，他说：“你在后面沿这行兔子脚印一侧慢走，不要踩碰兔子脚印，我绕到前面把兔子截回来，就利用这行脚印把它捉住。”

说完，他敏捷地疾步穿到前面十几米外，从衣兜里掏出麻绳带，做成活套。我正怀疑他如何能让软软的麻绳带立起来？只见他把麻绳带放在嘴边捋了两捋，沾湿的麻绳带一冻，立即像铁丝一样成了可塑物。他把麻绳带做成的兔子套绑好，放在兔印要害处。盖雪伪装一下，麻绳带在雪地里很难分辨。

做完这一切，曾庆福喊了我一句，你慢慢跟着吧！就拿出他的登山本领，三步并作两步消失在雪雾中。

过了二十分钟左右，我听见了前面传来的雪地急促的脚步声。

曾庆福在后面飞跑，他的前边几十米处，果然有一只灰黑色的野兔沿着那行兔子脚印跑了回来，还不时停下回头张望。

我见状，怕惊扰了兔子，连忙跑向一侧的一棵大树后藏了起来。

被曾庆福紧追不舍的野兔，拼力回逃，慌不看路，终于被伪装的麻绳套子套住。庆福跑到近前，用戴着棉手闷子的双手摁住了挣扎的野兔，谁都知道兔子急了也会咬人的。

他攥住兔子耳朵和后腿，叫我上前帮忙。

我从他的衣兜里掏出另一根麻绳带，帮他把兔子后腿紧紧系好。

这么快就活捉了一只四五斤重的野兔，我真是大开眼界，对庆福的本事佩服得五体投地。

曾庆福还告诉我，这样捉野兔要有好体力，比较累。还有一种方法，那就是在兔子常走的“主道”上布下活套。要找一根半米长的结实木棒，把钢丝套系在上面，放在狭窄隐蔽处，兔子夜晚被套住后，会拖着木棒跑一段，最终会被树木卡住，一般情况下兔子不会被勒死，可以捉活的……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和曾庆福在一起很快乐，才会更多体味人间那点点令人动心的美。

十月末公路测绘工作将要结束回生产队。曾庆福告诉我，回家准备准备，过年他要与季淑琴结婚了。

原来生产大队的马车队队长季国祥，是出色能干的车老板，是当之无愧的“村中能人”，他很喜欢赶马车的小伙子曾庆福，因能吃苦耐劳，聪明才智，心眼又好，想把曾庆福当女婿；季国祥的女儿季淑琴，在生产队里也是非常有气质，有内涵，不爱讲话更显的很文静。但干农田活也是好手，谁都比不过她。

曾庆福也很喜欢她。我听了很高兴，恭喜庆福找到了今生唯一灵魂之伴侣，在往后的幽幽爱河里，愿他与淑琴相亲相爱，同心同德，培育幸福的花朵，祝新婚愉快，百年好合，永结同心！

我决定过年不回上海了，闹闹庆福的新房过大年。

　　曾庆福和季淑琴要结婚了，曾家杀了二头大肥猪，庆福的大哥开拖拉机从胜利大队拉来一车的江鱼。

但这次婚礼也是好事多磨。季淑琴的妈妈身体不好，要回河北老家。季国祥把女儿嫁出去后，带着老伴迁返老家去。

所以婚礼一半是黑龙江风俗、一半是河北农村风俗。

一提亲仪式：即男家委托媒人到女方家提亲，若女方同意议婚，则男家再去女家求婚，俗称“说媒”。

二是办庚贴，认为门户相当，男女两家就各办庚贴。庚贴有用红纸做的，上写成婚子女的姓名、年庚、三代、籍贯、俗称“四庚贴”，

三是成婚前，要选择成婚日，择正双日，正月初四，通知亲友婚礼日期。并开始清整院落，粉刷、布置新房。

正月初四结婚，曾家好热闹，没有回沪的上海知青也来了不了，邻舍居家的大妈们从头一天就开始忙，得一直忙到下午撤席，农村嘛，就这样邻里邻居才有机会一起热闹，累也开心！

我也不例外，年终分红得了一百七十元，曾庆福结婚送礼一百，从曾家杀猪日开始，一直住在庆福家，幸福无比！

季国祥带着老伴过了正月十五，离开革命大队迁移河北老家，全村人送他们到村口。

庆福赶着装满行李的马爬犁，送老丈人老丈母娘去县汽车站，我也跟着去送了，那一天母女俩离别哭的很伤心…

　　1970年春节过后，边境形势不容乐观，随时备战与苏修军队打仗。

干岔子公社各大队接到公社的通知，抽调部分社员上深山建后方三线，每个生产队都有春节没有回上海的不少知青报了名，继续上山建设“县三线”，我也报名了。

准备行李中我还穿着已旧破的棉胶鞋。在北大荒冬天脚下的一双鞋子是很重要的，尤其是上深山野林更重要。

我穿的棉胶鞋还是去年离开上海时，市政府给我们知青每人发的一双棉胶鞋。

曾庆福妈妈看到我穿的旧破棉胶鞋心痛，说庆福“不关心”我，话音刚落，庆福马上拿出了一双新毡靴说：“我妈量好你穿鞋的尺寸，用毡一针一针给你缝纫的，你试穿看是否合脚”。

那是我来东北第一次穿上北方少数民族的毡靴。我自然想起：“没有缝好的小毡靴，怎能穿它见情郎”，这是俄罗斯非常有名的民歌《毡靴》中的一句，我过去拉手风琴很熟悉的那首歌曲。

毡靴是一种冬鞋，对于北方少数民族人而言，是每年严冬不可缺少的保暖用品靴子。

我用毛巾脚布包上了脚，穿进毡靴内，感觉又合适又暖和，不知怎么啦，心情很激动，鼻子一酸，眼眶一湿，我怕眼泪掉下被老人家发现，一转身擦干眼泪。

但庆福早就看见了，他笑乐乐地说：我和你一起去“建三县”。

“那不行，你刚结婚不能离开嫂子”我正说着，新嫂子季淑琴插上一句：“没有关系，你们去吧”！

　　说起那一年我穿的毡靴，现在这些城里人很少见，连网上老照片也难搜到，只存在记忆里了。

随着人民生活的提高，如今已经很难看到了，寻找快要失去的记忆，我常常沉浸在北大荒与庆福的旧梦里。

当年我很自豪，大队所有上海知青中我第一个穿上舒缓的毡靴。

第二天和曾庆福去奇克照相馆拍了合影照，也特穿上毡靴拍了一张全身照，寄给上海的父母，让她们放心，我在北大荒生活很好，还有好朋友照应着！

　　我们上山建“县三线”一共二十多人，大多数是上海知青。

那天晚上下了一夜的雪，雪后的早上我们出发了，54型链轨拖拉机拉着大雪爬犁，我们的行李都放在爬犁上，都穿着厚厚的知青绿色棉大衣，头戴皮绒帽，脚穿棉胶鞋，佝偻着像棉花团似的，倚靠在自己的行李上。

但我穿的是毡靴，曾庆福穿的是军人大头鞋，当然大头鞋和棉胶鞋都不如我的毡靴暖和。

虽已是阳春三月，南方早已一片春色，北大荒还是冰天雪地，尤其是上深山的路，那年路边积雪有一米多高。

乘坐在爬犁上人很冷，有些知青睡着了，曾庆福叫大家不要睡着了，冰寒雪冻的在野外睡觉很危险，要生病的，大家手脚冰凉一定要活动起来。

说着自己先示范起来，又拍手又拍脚，把自己穿的大头脚拍打的叭叭响，很有节奏，引起大家一片笑声。

有个知青看着他的大头鞋问：“曾庆福，为什么叫大头鞋，不是叫大头鬼吗”？

　　庆福笑笑说：“是的，也叫大头鬼子鞋，伪滿时期日本军人鞋，日本投降后，留下大批的日本军鞋改姓了，给解放军穿了。

这种帆布面里面是羊毛的皮鞋，前后都有皮子包着，棉线缝合，铝制鞋带扣，既保暖又坚固耐用，行军作战十分管用，因有很大的头，所以大家都是叫它大头鞋。胶底也特别厚，显得非常笨重，我也是第一次穿它”。

我坐在庆福边上，对大家也自然介绍曾庆福野外捉兔子、打野鸡的真实故事，大家听了故事又惊讶又好奇，重新加大了对庆福的敬佩。

　　这次建县后方基地“小三线”是大队干部石良带队的，山上很苦，我们盖起了土窨子，在库尔滨河两岸架起摆渡船的钢丝绳，临时住在林场费弃的仓房。

石良大叔给我们讲起仓房的故事：

这个被费弃的仓房原来是日本式的三间房子，后被留用一间改为林场仓库，1969年也被费弃，林场盖起了许多砖房，其中有较大的砖木结构的仓库。

1937年，日本开拓团进驻松树沟吴氏族地营子，被日本移民改为“新亚”垦地，并进山砍伐林木，开始掠夺森林资源。

因深山交通不便，就在此地，即库尔滨河上游盖建三间房子作为伐木场休息所，原木砍伐之后，放在急流河水里，然后顺着水就会流到下游“新亚”垦地。

在森林中采伐的原木用普通的马车是运输不了的，所以就只能用这种方式，因些三间房子都住满了日本人。

　　1946年春，苏军强行将松树沟新亚维持会缴械解散。堆积原木归苏军所有，称“三间房”堆木场。

建国后，黑河专区设立林业局，隶属黑龙江省森林工业总局，三间房堆木场改为三间房林场。

　　三月的小兴安岭，夜仍是寒气逼人。 仓房内二旁我们用树干搭起大通铺，大通铺之间用空油桶做成炉子，装上烟筒烧起了木柈子。

大通铺晚上睡觉人挤人，有人半夜起来后，再回原来的位置，就会发现没了你的地方。

最有趣的是，山上的小松鼠也来我们的仓房里过夜，有时会猛地跳出来，吓人一跳。

干了一天活，大家的棉胶鞋里外都湿透了，睡觉前把棉胶鞋和鞋毡垫都挂在炉子上方烤干，因为明天还要穿。

每天晚上睡前，曾庆福都要在炉子上放一桶水、炉子旁再放一桶水。一是早晨起来水是热的，可供大家洗漱用；二是防火。

有些知青还不理解，会着火吗？

　　那一天大家都熟睡了，半夜突然有人大叫：“着火啦！着火啦！”

原来炉子上方挂的棉胶鞋掉到烧红的炉子上，胶鞋一旦着火又烟又臭，滿屋子烟，眼睛都睁不开，很危险大家慌了神。

这个时候听到曾庆福大声叫着，大家不要慌！同时听到次拉次拉、火被水浇灭的声音。

火灭掉了，但水吸收热量生成水蒸气在仓房雾蒙蒙，大家得救了。

原来曾庆福备用的二桶水起了作用。 第二天石良把庆福灭火救人的事迹汇报给指挥部，曾庆福得到了表扬！

开冻春暖，山下生产大队春播了，知青们都纷纷下山回到生产队。

除了曾庆福被重用，留下当指挥部通讯员，我被调到县知青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其知青们都返回了各生产大队。

　　时间过得真快！

1976年我在黑河师范学校提前毕业留校，当年黑河师范中师班在逊克县“五七大学”内，派我去逊克县“五七大学”黑河师范中师班，执教几何学，史好赟也是这个班的学生。

（史好赟是我下乡东升大队一个村的，原是革命大队）

我问史好赟，曾庆福目前的近况？他告诉我曾庆福现在不是村党支书了，刚刚调入干岔子乡担任乡政府司法所。

器材：HUAWEI BAH2-AL10

　　星期天休日，我和史好赟一起来到干岔子东升村，特看望曾庆福和嫂子季淑琴，到家作客，二个女儿也在家，星期天学校放假。

离别重相逢是最美好的，我们举杯对酒，拉家长里短，数儿女情长、谈笑风生、肆无忌惮，倾诉的是真情，珍藏的是友谊。

庆福告诉我，他已调入干岔子政府司法所担任司法助理，主要协助所长做好信访，维稳，以及乡镇刑满释放人员的对接工作，普法宣传之类等，工作很忙，但也乐观乐意。

可家务事以及田园子的活，都是你嫂子一人打理，她太辛苦了。

谈话中我知道曾庆福九月份刚从大寨参观回来，下半年虽不当东升村党支书，但还是很荣幸以村党支书身份参加逊克县农村干部赴大寨学习参观团，并且也去了北京。

曾庆福能力很强，担任东升村党支书期间，还在干岔子乡司法所做义务司法助理（临时员）

干岔子乡政府司法所去年被县司法局评为县先进司法所、庆福也获得1975年度县先进义务司法员；同年也获取县优秀党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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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酒饭太长了，说不完的话、唠不完嗑。嫂子季淑琴也不断地送上桌一盘又一盘下酒菜。

申时过，我要回去了，突然想起背包里还有相机，我要多拍几张照片。

虽说酒逢知已千杯少，能喝多少喝多少，但喝醉了拿着相机，拍摄对景老是对不准焦距，又把光圈放大，结果拍摄的许多照片都模模糊糊，太遗憾了。

唯一张照片是清晰的，曾庆福穿的司法警服和大女儿曾美晶合影，那时美晶也是高一学生了。

　　曾庆福生病了。

2007年7月初，曾庆福在大女儿曾美晶陪同下到上海华东医院治疗。

7月12日我知道后特地从常州赶往上海，和叶爱齐去华东医院看望庆福，曾庆福已做完手术在重症病房，不让探望。

没有见到曾庆福，我去医生办公室，找姓陆的主治医师，他说把曾庆福的腹腔切开，发现胰腺癌已大面积扩散，已无法切除，我们重新把腹腔缝好，可能还能多活一段时间。

我听了很难过，想哭又不敢哭，痴呆呆地站着，心里上上下下翻滚折腾，五脏六腑都仿佛挪动了位置。

陆医生下面的话根本没有听下去，当听到叶爱齐说，我们可以走了！我才“醒来”知道自己也很无奈。

　　那年十月初我参加一次教育部在沈阳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三天会议结束，我马上赶往黑龙江逊克县干岔子乡东升村看望庆福，庆福见我来了，紧紧抱了我一下。

我知道他的笑容含着苦涩，他的全腰围都疼的厉害，但还强坚持着笑脸！

他告诉我，今天晚上陪他一起睡，有话可说，我答应了！

但到了晚上他安排我在他妹夫魏清友家住和晚餐。

可我心里明白，他不让我知道他现实的痛苦。

第二天一清早，庆福在家等着我，他问我睡得好吗？

我晓得自己能睡好吗？千头万绪想了一晚上，心情低落，但还是对他说睡得很好，怕他难过。

由于工作性质，我还要赶到哈尔滨机场飞回常州。

临离别庆福紧紧握着我的手，讲了最后一句话：“老弟你很优秀，优秀是一种习惯，生命是一种过程，放弃是一种智慧，缺陷是一种恩惠，笑而不语是一种豁达，痛而不言是一种修养悟透这些，你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没想到最后一次离别，竟和庆福哥永别了，伤心欲绝!

2018年6月28日是庆福哥逝世十周年，我又来到第二故乡为庆福哥扫墓。嫂子季淑琴把我带到庆福墓地前，在墓碑祭台上放好祭奠品，然后向庆福哥三叩首、焚香、敬酒、说说心里话，大哭一场。

冥镪焚香风中酒，

泪花渐欲眼中泅。

悲从风来怀中搂，

告慰知友志相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