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革风：我的“陕报”情结

在我的写作生涯中，陕西日报给我留下了许多难以忘却的记忆。

1997年7月中旬，由于县委宣传部一位新闻干事突然“下海”，县领导出面将我借调到县委宣传部。年末，前任部长调任副县长，我正欲回原单位，却被接任的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拦了下来。年末的一天，上任不久的部长让我陪他到陕西日报社熟悉熟悉报社和有关部室领导。

虽然新任部长是关中人，却算得上是个“老凤县”，又在几个乡镇任职，可以说我们是老熟人了。于是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诉说起我的难处——

我虽然七十年代在部队就发表了处女作，退役回农村和被招进企业后，有作品变为铅字，但多属文学创作，且多是与不多的文学期刊、中国化工报等行业报及市级报纸和文学刊物打交道。八八年，我从企业小报的编辑调到县广播电视局，才算成为真正的新闻人，除了为县广播站写稿，和在宝鸡日报、陕西工人报、陕西农民、法制周报、陕西政协报、陕西科技报及省市电台，发表了一些散文、报告文学、童话、科普作品和不少新闻报道，有的获奖，有的上了头版头条，有的出现在出版社出版的书中，甚至被宝鸡日报“生活特刊”聘为特约撰稿人，并于九一年元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文集。但像人民日报、陕西日报这样被各级党委、政府看重的党报党刊，我却仍怀有敬畏之心，除了与从凤县广播站调至陕西日报驻宝鸡记者站、后担任站长，经常到凤县采访的云献科，和报社驻宝鸡记者站、后回报社政治部的老记者罗青山有所接触，直到九0年，才借凤县“七六”水灾，与同事在陕西日报上发了几篇“豆腐块”，算是首次登入这个省级党报的大雅之堂。随后几年，才由“豆腐块”发展到不多的千字以上的通讯、调研。九三年3月，我曾送罗青山4篇散文，其中《虚谷斋记》《采金者》于4月初被他推荐到了报社文艺部。可5月初，我却接到报社文艺部的退稿信，来信这样写道：“文字功夫扎实，感情质朴，但文人气过浓，且篇幅长，不宜报纸用，请寄刊物一试。”

九五年3月4日，凤县坪坎乡党委书记兼乡长田建国、坪坎二年级学生沈来学，为扑灭山林火灾壮烈牺牲后的3月11日，由省委宣传部牵头的，有省级所有新闻单位、驻陕中央级新闻单位及宝鸡市新闻单位和有关单位组成的40多人的采访团到凤县，采访两位英雄的事迹，我作为陪同人员，才有幸与人民日报记者孟西安、新华社记者边江、陕西日报社时任副总编李东升及云献科、省电台、电视台的新闻同行有了多日近距离接触。但由于采访繁忙，且我分工主要负责为省电台的同行服务，根本没有向陕西日报社领导求教和深入交流的机会。

那时，能接触上陕西日报社社长、总编和有关部室负责人，只有县上负责外宣和帮助发行党报的县委宣传部人员，像我这样的县广播站编辑记者，只有被评上报社年度优秀通讯员，才能在报社一年一度的通联表彰会上，有幸见到他们，聆听到报社领导和写稿高手宝贵的写稿经验。可是获得“陕西日报优秀通讯员”却有严格的标准，即年度在本报发表的各类新闻体裁作品8篇以上，像凤县这样的陕北陕南边远山区县，也至少要见报5篇，其中至少有一篇头条或获奖作品。但我直到当时，从未达到过这个标准，自然没有接触报社社长、总编和部室负责人的机会。

唯有1997年8月3日，我根据县上一个体户租赁县印刷厂的事儿，写了一篇题为《秦岭深处“蛇”吞“象”凤县 一个体经营者租赁国有企业》的消息，才首次上了陕西日报的头版头条。

可是，部长所请又不好推辞，只好同行。当我们一行3人到报社后，在发行处负责人的引领下见到当天值班的副总编杨剑，他握着宣传部长的手第一句却说道：“你们凤县有个张革风，稿子写得不错······”

宣传部长这才意识到，来报社前我对他所说的并非过谦之辞，急忙指着我道：“他就是张革风。”

这位副总编接着不仅继续对我在陕西日报上发表的稿件表示肯定，鼓励我继续投稿；尤其是让我就《秦岭深处“蛇”吞“象”凤县一个体经营者租赁国有企业》这篇稿子，向《陕西日报通讯》写一篇如何抓头版头条的体会；还向这位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询问我的工作、生活情况，希望组织对像我这样的新闻宣传工作者多一些理解和关心。其言谈话语没有丝毫的官腔客套，透露着发自内心的关爱和真情，至今仍不时迴响在我的耳际。

回到凤县后，我便写了一篇《小记者如何抓头版头条》的文章，刊登在1998年第3期《陕西日报通讯》上。1998年，《秦岭深处“蛇”吞“象”》被评为1997年度陕西新闻奖“好标题”。无独有偶，我写的《小记者如何抓头版头条》也被评为《陕西日报通讯》九八年度优秀论文奖。2000年元月，我发表在陕西日报1999年4月5日“法纪专刊”头条的《官告民：为辍学少年讨说法》又获得报社“法纪短新闻大赛”一等奖。

陕西新闻奖是陕西省新闻工作者协会设立的行业权威奖项，是全省报纸、广播、电视、刊物等新闻媒体年度优秀成果的集中反映，为全省优秀新闻作品的最高奖项。也许在省市媒体记者眼中，获此奖并不稀奇，可像我等这样的县级小记者，有的甚至一生可望而不可及。

提起我获得的这个陕西新闻奖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我发现省记协主办的九八年第八期《新闻知识》在公布的获奖名单中，将这篇报道发表的标题及内容均为我原创的作者误登为他人，我即向报社写信说明情况，很快便得到回复，同时通知我到报社领取了获奖证书，向我表达了歉意，还在《新闻知识》第九期作了更正。

记得最初县委宣传部同志让我申报主任编辑任职资格时，但当我看到省委宣传部文件还规定，必须具有陕西新闻奖二等奖以上才可申报时。我便打消了申报的念头，并笑称：“像咱这样的‘小记者’，能有个中级职称就算烧高香了。”直到单位领导接到宣传部电话，以“责令”的口吻支持我申报后，我又电话征询了老朋友、新华社记者边江，他告诉我：“陕西新闻奖“好标题”就相当于二等奖，你完全可以申报。”我才有幸于2002年12月，获得了这一县级媒体人很难得到的副高任职资格。

也许是九七年这次报社之行和这位副总编的激励，以及有幸获得梦寐以求的陕西新闻奖，使我首次以“陕西日报优秀通讯员”的身份于九八年参加了报社的年度通联表彰会，接触了报社和部门的领导及许多省内有名的写稿高手，获得了不少“写稿真经”，也对报社由敬畏变为亲近，更激发起我为其写稿的不竭热情。我虽于九八年四月返回县广播电视台，但县委宣传部仍将我视为单位一员，常约我参与重大活动和写稿。此后多年，“陕报”这一称谓，也成为我写作生涯中对陕西日报最为亲切、提及频率最多的热词。

尤其是党报党刊实行每年向基层下达征订任务后，某些党报党刊没有了发行的后顾之忧，便渐渐丢弃了群众办报、为基层服务的传统，不像过去那样层层建通讯报道网络，为基层一线开辟专栏，让基层一线的好稿上头版乃至头条，年年评好稿、表彰优秀通讯员那样接地气，使报纸头版成为上层和报社记者的“专利”，基层通讯员几乎与头版无缘，更别说上头版头条，使报刊渐渐疏远了基层，疏远了群众。而“陕报”至今却保持着老传统，通讯员的好稿同样上头条，乃至头版头条，年年召开通联会，表彰优秀通讯员，让全省通讯员有了相互交流长见识的机会。通过一年一度的“陕报”通联表彰活动，我也结识了户县杨涛、秦岭发电厂史应照、西安航天六院秦东风、宝鸡市县的赵智宝、张华刚、谢红江、白玉劳、梁会平等不少高手朋友，有的至今仍与我保持着联络。“陕报”记者云献科、曹陇生、韩冰浪等到凤县采访，多邀我合作。程伟、高洪波、麦亚军等也不时与我电话联系和约稿。有重要信息，我便以电话或直接到报社求教，使我与晁阳、韩秀峰、贾玉峰、薛向群、王向华、侯晓林等农业部、通联部、财经部、记者部、新闻调查部、政治要闻部等部主任多有接触或合作。2016年，西安出版社出版省作协会员、高级记者、时任“陕报”新闻调查部主任的韩秀峰《掀过一页·韩秀峰新闻作品选》一书之际，我和秦东风等老“陕报发烧友”应作者之约，对该书上下册的10个章节的每一章节的亮点及作者的独具匠心进行剖析，以使读者从中获得更大的收益。我则借为该书《风云年代篇》和《雪域高原篇》2个章节写评之机，有幸在该书出版前，先睹了作者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积大成之作的别样风采。由此可见他对我们这些基层通讯员的信任和我们之间结下的友谊。

上图为作者退休前在陕西日报发表的部分作品。

这诸多因素，促使我在“陕报”连续保持多产丰收的势头，不仅有消息、图片、新闻故事、通讯、调研；还有言论、长篇案例纪实、游记、散文等；2004年，我见诸“陕报”竟达27篇。我不仅报道宣传凤县，还将触角伸向市省部门。如2009年，我在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中心了解到，宝鸡市从2006年就率先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经过几年总结完善，探索出了全国首创的“宝鸡模式”，便立即赶写了《宝鸡多种形式探路“新农保”》，很快刊登在“陕报”头版头条。事后，县农保中心负责人告诉我，稿子见报后，市上部门领导高兴地对她说，他们正计划请记者写报道，想不到凤县记者却这么快就让“宝鸡模式”上了“陕报”的头版头条！

正由于“陕报”保持不变的传统，以及自身对忠实记录社会变迁的责任感和对写作的痴情，许多老通讯员即使退了休仍坚持为“陕报”写稿，“陕报”也对此给予特别的关注。

曾历任凤县黄牛铺镇党委副书记、人大主席团主席的索明义，退休回到家乡宝鸡县（现金台区）蟠龙镇索家村后，仍笔耕不辍，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全镇25个村，常因聚精会神写稿烧透了锅底，蒸干了水壶。我根据他的事迹写了《古稀老人的方格情》，就被登在2002年《陕西日报通讯》第6期上。也是这年8月18日，“陕报”三版，还报道了我的长篇小说《山地子孙》在当年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家世纪论坛年会上获得全国作品评比（小说类）一等奖的消息······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2009年，我虽然退了休，却难以割舍对写作的独钟，一边被县人行聘为特约撰稿人、被县文化馆聘为文学创作室顾问、县老年学学会副会长······一边继续着我的作家梦。我觉得，人到老年应知足常乐，更应懂包容和感恩，干些力所能及且喜欢的事挺好；还常暗暗告诉自己，继续发挥余热，争取多写稿、写好稿，以获得参加“陕报”优秀通讯员表彰的资格，不断与朋友们交流提高，使老年生活充实而多彩。

古人有云：“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人行虽看重的是金融时报等金融保险类报刊，但“陕报”仍被其高看一眼。按市中心支行的考核标准，发表千字以上的深度报道和调研，“陕报”与金融时报等央行报刊同等计分。虽然长篇采写、发表难度大，但我却看重其比“豆腐块”、“巴掌文”以一当十乃至数十的份量和得分，确定以深度报道和调研为主攻目标，并注重选题的“新”、“深”、“特”，“陕报”依旧为我最爱，使我的深度报道和调研，大多被刊登在“陕报”的“经济观察”、“金融周刊”“投资理财”等版面的头条。也被我退休前几乎从未涉猎的中国保险报多刊登在二版（企业版）头条位置，和被金融时报等采用。由此引来省市人行和保险公司纷纷约我为他们写“大块头”。

于是，“陕报”上便有了我撰写的反映人行宝鸡中心支行的《上半年宝鸡金融机构贷款增量位列全省第二》、反映宝鸡“人保”的《从“一元民生险”到价格指数保险——宝鸡农业保险助力精准扶贫》、反映中华保险陕西公司的《陕西苹果的保险担当》······；中国保险报上有了我撰写的反映中华保险宝鸡支公司的《霜冻为何沒让保险公司退缩》《求解农险“长、广、大、难”》······。由于按行业考核要求，发表作品只有署上本系统人员的名字，才可列入考核。退了休，没有了在岗时的许多欲望，只求达到发表、宣传的目的。我写的文章不仅署了县人行人员的名字，甚至有的文章发表，只有报社记者和市县人行人员的署名。我受聘县人行特约撰稿人10年间，共发表各类金融保险类作品200余篇，其中不乏我在“陕报”发表的作品。

2015年7月23日至25日,一年一度的陕西日报通联表彰交流大会在凤县召开，史应照、李世居、柏建华、李志有、赵智宝、李进林6位白发老者获得了“陕报”为退休后仍坚持为报纸写稿的老通讯员新设立的"特别铭记"奖，使我又增添了得到这一殊荣的愿望。

一年后的2016年，在我的第4本书——20万字的散文集《凤州漫记》出版的同年，我终于在“陕报”于商洛镇安县召开的通联表彰交流大会上实现了自己的夙愿，捧得了“永久铭记奖”杯。每当我闲暇时面对奖杯，翻阅几大本剪贴本，就不由回想起与“陕报”难舍的情结；回忆起一次次通联会上与老朋友们的长谈和友谊；回味“陕报”在我写作和文学追梦中的许多难忘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