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麦子遇到连阴雨，虎口夺粮能成吗？

收割麦子的当口遇到连阴雨，牟平的说法是“老天爷闹麦市”。生产队那时候，我经历过两次“闹麦市”，每次都要格外受好多罪。

牟平人通常把东西海岸线一带的平川地叫作北乡，把南部山区称为南乡。南乡与北乡，收麦时间大约相差10天。

1972年端午节后第二天，南乡要开镰割麦了，老天爷却开始“闹麦市”，哩哩啦啦下了6天连阴雨。到了第3天，麦子就陆续在秸秆上生芽了。尤其那些熟透了的麦田，成片的麦穗上都长出了小嫩芽，白花花一片，看着直让人心里发瘆。

城关公社的领导急了，把全公社的干部都分派到各村驻点。我们村大队部门前的大杨树上，高音喇叭没黑没白地敦促大家加紧麦收，口号是“虎口夺粮人人有份，能拿上粑粑就算劳力”。

生产队买回塑料纸做雨披，男女精壮劳力在大田里割麦子、运麦子，弱一点的劳力就在麦场上铡麦秸、脱粒。脱粒机用的是牟平收获机械厂生产的“工农2—700”，作业效率很低，只能歇人不歇马，24小时连轴转。几天下来，大伙累得昏头涨脑。

湿麦粒被抬到学校教室、大队磨坊、记工室这些空旷的大屋，厚厚地摊铺在地上，安排劳力赤着脚，一刻不停地转着圈踢踏，帮麦粒散热。

更多的湿麦粒过秤后分到了各家各户，党支部号召“人睡门板麦睡炕，争交爱国好公粮”，于是家家户户都把炕席揭下来，把麦粒摊铺到火炕上。家里各处的地上也摊铺上麦粒，不时和炕上的麦粒倒换一下。每天晚饭后，大锅里和锅台上也摊铺一些麦粒。

就这样，虽然不能让麦粒很快干透，却也遏制了小麦生芽糜烂。到了晚上，人们就睡在门板或其它材料搭起的临时床铺上。一直等到麦粒干透了，再按照折干后的标准过秤，把麦子交回生产队。

1976年，北乡麦收时，天老爷又“闹麦市”了。据《牟平县志》记载，从6月24日到29日，老天爷一连6天“没睁眼”，全县平均降雨118毫米，糜烂小麦488万多斤。

那些日子里，全县各路人马全都分派到各个村抢收小麦。牟平汽车队、牟平第二运输队及牟平发动机厂仅有的几辆汽车都开到了地头，牟平剧场也腾出来了，成了永安里村的小麦脱粒场。所有学校教室及不少机关的办公用房，也都为生产队晾麦粒开了方便之门。

我们城关公社则发动已经结束麦收的城南片那几十个生产队，组织起最精干的青年民兵突击队，支援北乡那些灾情压力最大的小麦高产村。

那阵子，站在高处放眼看过去，蒙蒙雨雾中，一眼看不到边的麦田里，人头攒动，红旗飘飘。夜半时分，还可看到点点灯火在田间闪亮。各村的高音喇叭昼夜不停，一遍遍地给人们鼓劲打气，毛主席诗词里的那句“欲与天公试比高”，成了使用频率最高的口号。

终于盼到天晴了，虽然尽了最大努力，可还是有不少小麦生芽了。按照事前的要求，各生产队全都把好麦子送到国库交公粮，把生了芽的麦子分给了自家社员。

用这种麦子磨出的面粉蒸馒头，酵母发不起来，蒸出的馒头黑黢黢、死贴贴、黏叽叽，还有一股臭脚丫子味儿。但大家心里坦荡荡的，没有人觉得不该这么做。

那个年代的人们视奉献为理所当然，就像《学习大寨赶大寨》那首歌里唱的：“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集体和个人妥安排。先进不忘帮后进，敢把别人的困难担起来……”

文 | 刘甲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