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诚革命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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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城文化丛书》文选74

余诚革命事略

文/余佩鸿 余品绶

一、余诚早期所受的教育

余诚，湖北麻城木樨河余家冲人，1884年1月2日出生。谱名淑潢，又名仲勉，字简斋、又字剑侪。余诚的父亲余雅诗，是位太学生。年轻的时候到河南商城经商，后来成了当地的富商。

1888年，余诚的母亲带着几个孩子来到商城，和丈夫住在了一起。这时余诚和他的哥哥都到了“开蒙”的岁数，余雅诗便就近请了一位秀才教他的儿子。这位秀才也姓余，号“浩吾”。浩吾的年龄可能比余雅诗小很多，既然同姓，便屈尊自认了晚辈。这样，塾师就成了学生的“兄长”。然而毕竟没有“联宗、合谱”，所以，余祖言在《志士余仲勉传》中只能以余诚的“宗兄”来称呼他。

浩吾教了余诚多长时间，是怎么教的？我们都不知道。但以他师生后来的言行推断，他一定不是个迂腐的“冬烘老儿”，一定不是清朝“后党”的驯良臣民。

1894年1月11日，是农历的腊月初五。这一天是余诚的十岁生日，想必家中自有一番庆贺。然后就是过大年，大年过后是元宵…… 不料，这一连串喜庆的事儿刚过去，家中就遭了不幸——正月二十七，余诚的母亲去世了！

家中遭此变故，生活秩序必定受到冲击。一般说来，受影响最大的，首先是年幼的孩子……

也正是这一年，在南面不到二百里的余家冲豹脑岩，余氏家族办起了一所学校，由余祖言负责管理和教学。家学里最多时有十六个学生，血脉亲疏不一，多数都是余祖言的族弟。

这余祖言的品德和学业都很优秀，乡里乡外，名声极佳。他十五岁中秀才，十六岁便被拔为岁贡。稍后就被大户人家聘为塾师，不到二十岁就开始了教书生涯。又曾数次到黄州和武昌访友或“进修”，譬如“尝应江汉书院试”，被“取列超等”，用今天的话说，叫“充电”。现在受命担任家学的“山长”，自然是愉快胜任的了。

商城家中的变故，故乡开办了家学，两件异地同时、看似不相干的事情，改变了余诚的人生轨迹。

1895年，族中长辈将十一岁的余诚从商城带回余家冲，送进了家学。不论对于先生余祖言，还是对于学生余诚，豹脑岩上这四、五年的教学生活，都是一段非常重要的人生经历。

一方面，作为科试教育的基层实施者，余祖言不得不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带着余诚等人一起去对付未来考棚里必考的那些陈腐的东西，“昔时科试共沉迷”（余祖言诗），无可奈何。另一方面，“甲午”战败以来，全国的有识之士都在思考如何“救亡图存”，作为新兴思想的先觉者，余祖言又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了启蒙者的大任。他反思周秦诸子和汉学，尤其用心于明末清初顾炎武等人明道救世的思想和“西人”治国强国的“法度”，以古鉴今，中西对照，乘着在山外借来的“东风”，充满着激情，辛勤地教育余诚等人，启迪他们的救国救民思想，同时也在教学的过程中不断地提升着自己。

浩吾离开余诚在商城的家以后，是否中了举，“公车上书”是否名列其中？我们都不知道。只知道他确实去过京城，并在1898年那个关键的秋天，来到了湖北这个偏僻的山区余家冲，向余祖言和余诚等人讲述了“变法维新”的全过程。当听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宣称“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大家已是义愤填膺了，听到慈禧、荣禄和袁世凯发动的宫廷政变得逞，慈禧再次临朝“训政”，捕杀六君子，通缉康、梁，废除全部“新政”，变法彻底失败，大家更是悲愤难忍、怒不可遏！其中尤以余诚最为激愤，他“大叫狂骂，欲纠合同志，图恢复。”

一个大山里的文弱少年，如何去“纠合同志”，如何去“图恢复”？其可行性不足深究。但是，小小年纪，爱憎分明，为了国家和百姓，舍得一身剐，敢把“西太后”拉下马，了不起！所以，余祖言在《志士余仲勉传》中，郑重追述了当时的这一场景，就是要赞扬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精神。

浩吾走后，余祖言对余诚等人说：“为国出力献身的时候就要到了！”为了继续深造，为了寻求救国之道，第二年一开春，他便带余诚，毅然走出大别山，来到了武昌城。

二、余诚的革命活动

余氏兄弟俩来到湖北革命运动的中心，仿佛来到了一个新的天地。惺惺相惜，道同为谋，他们很快就结识了一些志士仁人。1900年夏天，组建“自立军”拥护光绪的唐才常就在武汉人民的身边被满清政府杀害了，这使余诚进一步认识到，绝不能对满清政府抱有任何幻想，不管是皇太后还是皇帝，都必须被推翻，而且造反的力量必须更广泛更强大。于是他开始走访三合会、哥老会等民间秘密组织。他先到鄂南、湘北，后走宜昌、赴万县、至重庆，继至九江、下安庆，到沪宁苏杭等地。族兄余森炎经商需到南方，于是余诚又与他同行前往广州。沿途每到一处，余诚除秘密访寻革命志士外，也设法拜会当地帮会首领，调查下层社会的情况。他的出访，在广东、上海两地的收获比较大，胡汉民、章太炎、蔡孑民、陶成章等人，就是在这期间得以相识的。

1903年4月，余诚和余祖言北上考察形势。行至河南，见广大人民流离失所，饿殍载道，余诚不禁放声大哭起来！余祖言很严肃地对他说：“何哭之有！图大事者岂若是耶？”到郑州后，便折返回鄂了。

第二年，余诚参与创立了“科学补习所”。这是“武汉的第一个革命秘密团体，成立于一九〇四年四月。最早发起人有吕大森、刘静庵、宋教仁、胡瑛、张难先、田桐、孙武、朱子龙、余诚、季雨霖、曹亚伯等。本是革命团体，定名‘科学补习所’，是为了避开清吏的耳目。”

1904年秋，湖南“华兴会”的领导人黄兴来汉，通报湖南准备发动起义，希望湖北同志配合行动。补习所的同志们热烈响应并立即开始了准备工作。正当湖北的同志紧张地进行准备时，不料湖南的行动还没开始，计划就泄了密。官府搜出文件，发现湖北居然有个“科学补习所”将同时行动，立即电告张之洞。幸亏补习所预先已得黄兴密电，军警来时任何证据也找不到，不了了之。但经此事件，科学补习所也就停办了。

在科学补习所停办前，余祖言就考取了官派留日。此时余诚当机立断，变卖家产，随同余祖言一起到了日本。

1905年夏秋，孙中山先生由欧洲再到日本，主张联合革命势力，统一行动。余诚对孙中山先生的主张非常赞同，于是“时与（孙中山先生）密谋，助成同盟会”，并成为最早的会员之一。

冬季，孙中山先生亲自主持总部会议，商讨委派各省分会会长回国组织机构事宜。湖北省区开始推选的是时功玖，不料时功玖却不肯回国。于是再推选张昉，张昉居然也不肯回国。无奈之下，第三次则推选了陈镇藩，然而，陈镇藩竟然也不肯回国。这时，余诚再也按捺不住了，他拍案而起，愤慨地说：“革命宜在内地策动，聚他人国都，快口耳之谈，庸有济乎！”于是总部同志们一致决定，委派余诚回国。

余诚接受了任务以后，非常兴奋，当天就写出了数千言的《告同乡父老书》，孙中山先生看了以后大为赞赏，并且非常高兴地和余诚等人合影留念。照片中，孙中山先生在前排独自就座，后排五人站立，余诚居中。这照片由余诚的嗣子孙珍藏了四十多年，不料在1951年，竟被人以“公家”的名义拿去了，痛心！

1906年1月，余诚回到了武汉。日本学者川村规夫指出，“东京（同盟会）总部派余诚为会长回省赴任。可以说，‘湖北分会’的历史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余诚审时度势，巧妙地利用了“武昌日知会”这块牌子，迅速开辟同盟会湖北分会的工作。张难先回忆，余诚以日知会为“根据地”，首先就发展刘静庵、冯特民加入同盟会，然后“（余）诚尽力向军、学界阐扬本党主义，均为感动”。由于余诚和刘静庵相互间极其信任，又配合密切，于是革命党人对他们的“好感日增，凡日知会会员，由余诚主盟，加入者多”，“湖北党务，得余、刘和衷共济，加之党人多自田间来，喜与总部通。其进步之速，真有一日千里之势！至五月，法人欧几罗奉总理命，来鄂视察，亦惊叹不已，可谓湖北党务之黄金时代！”张先生还指出：“辛亥武昌革命成功，其种子实播于日知会。”这是对日知会的历史功绩实事求是的评价。

著名的“武昌日知会纪念碑”是一件非常珍贵的革命文物，遗憾的是我们只能看到碑文的拓片了：“……不久会址迁高家巷，圣公会又商办东游预备科及江汉公学，广事号召。至是昔之补习所所员多麇集于此。其他来者亦众，统计著籍者万人。如曹亚伯、余剑侪、季雨霖、梁瀛洲、朱松坪、冯特民、李亚东、吴贡三、李长龄、成邦杰、何季达、徐竹坪、梁钟汉、殷子恒、张难先等其最著也……”这文中的“余剑侪”，就是余诚。

余诚的公开身份是文华大学教授、武昌翻译学校校长。他不仅直接吸收教育界的同志加入同盟会（文普通中学的董必武就是这时入盟的），并且发动有影响的人士王季芗（葆心）等筹组“湖北教育会”。余诚《日记》记载：“王季芗来访，我适他出，未遇，为教育会事也。”第二天余诚就“发信至东京，为组织湖北教育会也。”依据合理的推测，余诚在发信前必定回访过王，就教育会事听取了他的意见并进行过研讨。

由此一事，我们即可窥见余诚与东京总部之间的联系是多么的及时和紧密。

余诚等人还开办了“东游预备科”和“江汉中学”。东游预备科与江汉中学是以同盟会为依托的机关。它的任务是短期培训那些准备留学日本的青年学生、散布书刊、宣传革命。以同盟会会员余诚为中心人物，此外还有李长龄、李亚东等参与其事。

日知会不仅在学界广泛地开展革命活动，并且很快就向军界发展。军学两界，这是余诚和很多革命党人心里非常清楚的两大方面，因之格外倾注精力，积极而周密地开展工作。梁维亚回忆：“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我就到第八镇第三十一标第一营前队当兵，因军队中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对我思想有所启发。那时同乡余诚从日本回来，成立湖北同盟会，我即由他介绍作同盟会会员”。

杨玉如回忆：会员们在外创办了很多社团，“皆与日知会相呼应。先是湖北军界仅有少数志士入伍，与学界不相结合，自各社成立后，情谊始得沟通。于是吾鄂莘莘学子，桓桓武士，皆充满革命朝气矣！”

在孙中山先生的感召下，法国新内阁表示支持中国革命，遂派员来华考察，余诚《日记》记曰：“初八日（6月29日）欧君极乐（即欧几罗）由燕来鄂。庆武所绍介也”庆武就是黄兴。初十（7月1日）在日知会机关“开会欢迎欧君”。刘静庵主持会务，余诚致欢迎词，欧、刘相继演说，与会者均大为感动。

在欧几罗来汉后，据余诚的嗣孙余品安说，秋瑾女士也来过武汉。“这是石磴坳述斋六姑爹于1946年在希俊二伯行里直接跟我说的，他当时就是亲眼目击者之一。他向我说那番话时，时间已过四十年了，还表现出对秋瑾烈士钦佩的神情。”事情究竟是怎样的，只有看以后是否有确实的佐证发现了。

关于“同盟会湖北分会”与“武昌日知会”的关系，冯天瑜有着很精辟的论述：“余诚和刘静庵所吸收的同志，名义上是日知会会员，实际上也可说是同盟会湖北分会成员。正因如此，孙中山派乔义生陪同法国人欧几罗到湖北视察时，是把日知会作为自己的组织来考虑的。总之，‘同盟会湖北分会’不是一个严密的有确定机构和成员的组织。它由同盟会东京总部派遣的余诚主持，以日知会会员为基本队伍，其主要活动也就是上述日知会的活动。”

名称或牌子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同盟会湖北）“分会”也好、“日知会”也罢，在实质上它就是一个“合二而一”的实体（套一句今天大家都熟悉的话，叫做“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它就是中国同盟会在国内卓有成效的、因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省级机构，是“自己的组织”！这，早已是国内外学人一致的看法了。

更为重要的是，湖北的革命运动——自然，也包括伟大的武昌起义——是孙中山先生和中国同盟会领导的全国革命运动的一部分（有近人说什么“武昌起义跟孙中山和同盟会没有关系”，这是非常错误的），而这，是以余诚回国开始与湖北革命运动建立了“组织上的联系”为标志的。

这是余诚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功绩。即使此外余诚什么都没干，历史也不会忘记他。

所以，当我们在研究“武昌日知会”的时候，也就是在研究余诚和他所领导的同盟会“湖北分会”，更是在研究“中国同盟会”对于湖北革命运动的领导。这三者是一致的，不可分割的。

从大局上看，是不是余诚“这一个”人主持了以上的工作，并不重要。不管总部派谁出任湖北分会会长，只要“他”是忠于革命的、尽责的和肯动脑筋的，湖北的革命运动一定也会搞得很好，而我们对于“武昌日知会——同盟会湖北分会——中国同盟会”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结论，同样也是不会改变的。

既然历史选择了余诚，那么，讲“湖北的”辛亥革命，余诚就是一位绕不过去的人物。

那时湖北的革命运动，蒸蒸日上。若不是郭尧阶这个奸贼贪财叛变，后来的情况很可能会更好。

三、“日知会案”和余诚的“幸脱”

1906年，总部派刘道一等回湖南，准备于1907年2月初（即阴历年底）趁满清官吏封印之时，举行武装起义。为此，孙中山先生派梁钟汉、朱子龙、胡瑛回到武昌，与日知会策划响应。不料湖南方面消息泄露，党人被迫于12月初提前行动。血战至月中，起义失败。张之洞根据湖南情报，在武昌四处张贴布告，缉捕王胜等（赏银一千两）及朱子龙等（赏银五百两）共计十五人。

尽管如此，余诚仍然和刘静庵、朱子龙等人在积极地谋划举事，但却苦于经费短缺。这时有李某人说六合锑矿公司有蓄积，可以拨济，于是余诚便和同志们前往汉口某纸厂订立合同。而有个叫郭尧阶的党人，自日本回国后，不务正业，终日浪游挥霍，但因他早先与胡瑛、宋教仁相友善，大家对他也并无别的戒心。岂料他此前提取了日信洋行棉纱数百包以求获利，但又无钱付这笔货款，于是藉着李某入党是他介绍的，居功卖大，便设法私取了锑矿公司的款项据为己用。余诚等人得知后，立即向郭追究此事。郭不但不交出款项，反而怀恨在心，继而竟起了叛变图财之意，于是将日知会的行动计划密告于巡警道冯少竹。冯命郭为侦探队长，许以重金，命分作为向导逮捕革命党人。

短短的几天之内，刘静庵等九人被捕，余诚等十二人被通缉追捕，另有数十人，虽未被列名追捕，但也被迫藏匿或远逃他处。日知会无形解散，湖北的革命运动跌入了低谷。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武昌日知会案”。因为案件发生在阴历丙午年，所以又称“丙午党狱”或“日知会丙午之狱”。

研究余诚，“日知会案”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重大事件。

关于此案，余祖言的《志士余仲勉传》（下称《仲勉传》）用了32﹪的篇幅，张难先的《余诚传》用了36﹪的篇幅，1961年张难先又写了一篇长达七千字的文章《为五十六年前的一笔历史账答客问》（下称《答客问》），足见事关重大。

余祖言写于1912年的《志士余仲勉传》（节录）：秋，萍乡事发，与刘静庵、朱松坪、胡经武谋响应，苦资用绌。会候补县益阳李某言六合锑矿有蓄积，可拨济，（余诚）遂偕同志往汉口某纸厂订立合同。有郭尧阶者，以李某入党，因彼先容，自以为功，窃往私取。志士诘责之。乃怀愤，洩谋于清巡警道冯少竹。少竹命尧阶为侦探队队长，许以多金，令阴捕志士等。时刘静庵为日知会会长，志士劝之先去，己留养其母。越数日，往名利栈，见警兵数人扶胡经武出。归寓言状，朱松坪欲即逃，志士止之，不听，复被逮。志士乃欲招九江敢死士二千人，以炸药烧各官署，出经武等于狱，曰：“杀身成仁，此其时也！”又恐殃及居民，犹豫未决。捕益急，乃易服走上海，投公学。是时党人繁杂，朝夕翻覆，不可究诘，公学诸君疑之，愈窘。会外出，某君窃视其日记，疑始释。

张难先写于1945年的《余诚传》（节录）：

秋，萍醴军兴，胡瑛等奉总理命来鄂，谋响应。（余）诚、静庵、瑛方聚而规画，为无赖郭尧阶所悉，告密于巡警道冯启钧，导捕瑛、静庵。诚、瑛正在汉口名利栈计事，郭见诚在，以手式示意，诚走，捕瑛渡江系警道署。诚既幸脱，始知郭已变节充暗探，愤欲死，谋募死士刺郭，劫瑛等于狱。风声日急，诚从父子敦、友屈竞存等促走避，乃亡申。先是，郭隶籍本党，胡瑛、宋教仁等俱与之善。归国后，预闻日知会秘密。后因浪漫，暗中变节，诚与静庵、瑛俱不知也。诚至沪，沪上党人，以诚与瑛同在一处，何以一捕一免，甚疑诚，几无以自明。盖诚至性感人，素为郭所敬惮，捕瑛时，见诚在，良心不安，故示意避之。彼时诚以郭有所见而关注同志，初未疑即捕瑛之人也。久之事实传沪上，诚之心迹始明。

张难先写于1961年的《为五十六年前的一笔历史账答客问》（节录）：（郭尧阶）他先于十一月廿三日晚在汉阳拿获朱、梁二人，接着又于廿四日借刘小霖请客作圈套，在汉口名利栈宴请胡瑛。敬酒时，郭贼一声暗号，十几个便衣队一拥而上，持枪将胡瑛逮住，送到武昌交与冯启钧。

显见，《仲勉传》与《余诚传》的记述颇为相左；而《答客问》又与《余诚传》不一致。似可归纳为“计事”与“设宴”两说：

“计事说”——余诚和胡瑛先就已经在名利栈里面“计事”了，郭贼的抓捕行动是在余、胡正在“计事”的过程中开始的（故后有“手式示意”等动作）。

“设宴说”——“敬酒时……将胡瑛逮住”在先，余诚“往名利栈”在后（故有“见警兵数人”云云）。

当年发生的那一幕，作为客观事实的存在，只能有一种可能性。我们既不是当事人，也不是目击者，事情又隔了一百多年，怎样确定“谁是谁非”呢？

余祖言的《仲勉传》写得很早，距余诚去世仅仅两年，后来“删其蕪”，也远在1922年，且经“日知会案”的当事人吴寿田（崑）以及同时期的战（朋）友刘子通、曾唯生、周章武、张泰湘等人遞相传阅，一再“来索”，更被刘子通叹为“简洁不可易也！”因此，《仲勉传》的可信度不可谓不高。

张难先的《余诚传》和《答客问》，虽然成篇很晚，但如果读过张难先所写的《湖北革命知之录·自序》，你就不能不为其严肃的态度所感服。因此，《余诚传》和《答客问》的可信度，同样地不可谓不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本着负责任的精神，对“计事说”和“设宴说”，应当并存而不可随意偏废。

日知会虽然无形之中解散了，湖北的革命运动也暂时进入了低潮时期，然而湖北的革命党人并没有屈服，《武昌日知会纪念碑》碑文中写道：“顾吾党不以此稍挫其志，立会集社，赓续不绝，浸淫漫衍，推而弥广，其蒂愈固。逮辛亥八月，乃蒇全功。故日知会者，武昌革命之源泉也。”这是非常符合实际情况的。

“日知会案”发生后，清南洋大臣端方侦知余诚在革命党内职任“湖北总分统”，且能制五种炸药，现仍藏匿国内进行活动，于是悬赏五千银圆追捕余诚。余诚便化妆成日本人去了东京。

四、余诚最后的岁月

余诚到总部时，孙中山和黄兴已先后离日。总部急需加强力量，见余诚到来，非常高兴，仍由他担任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的职务，并襄助总部工作。当时《民报》的经费极度困难，余诚到后，便和章太炎等人极力筹划募捐，维持出刊，直至1908年秋被日本当局强令停刊。

1909年秋冬，总部同志见余诚的肺病越来越严重，亟须治疗和休养，便派陈子静、李四光等人护送回国。余诚的胞兄敬堂特地去上海相迎，余祖言也专程从麻城赶至武昌，兄弟们相聚于雄楚楼余子存的家中。武汉的革命党人得知“余仲勉”又回来了，“每日都有很多同志来寓访问”，余诚的精神也为之大振。得悉“军中已有同志多人”，更是万分高兴！竟然忘却了重病在身（武汉的严冬季节，对于患有肺痨晚期的病人，该是何等的难受啊！）令詹大悲、蒋翊武、梁维亚、余万卿等人分头密约同志们在武昌蛇山抱冰堂集会，余诚亲临讲话，“闻者大为兴奋”！

这是温楚珩的回忆：“有余诚字简斋者，曾中清朝副榜，自费留学日本，系同盟会中坚分子兼湖北支部部长，萍乡之役，曾回国参加，失败后，又逃亡日本。余家境清寒，无法接济费用，又以身体多病，不能长住日本，乃因温楚珩返国之便，借其川资同行返鄂，住武昌雄楚楼某号亲戚家。因识詹大悲，始悉军中已有同志多人，遂由詹介绍召集开会。余在会上演说同盟会组织原委及革命宗旨，并指出同盟会中都是当时知名人物。闻者大为兴奋，每日都有很多同志来寓访问，因此，军中革命组织更加发展。”

由此可知，1909年湖北的革命形势，显然又在向上迅速地发展了。特别是革命党人在军中的力量大为加强，组织更为严密系统，为辛亥武装起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又有卢智泉和温楚珩共同的回忆，更为详细：“同盟会鄂省负责人余诚（字简斋，麻城县人）由日本回到武汉，住雄楚楼街，同来的有温楚珩（北京人），稍后回来的又有同盟会员黄侃（字季刚，蕲春县人）。……詹（大悲）来省后，见闻日广，革命思想益加发展；闻知余、黄、温等均自日本归来，即以自我介绍函约晤谈。此后詹并邀约军、学两界同志多人，不时到余处聚会，由余诚等告知同盟会组织之缘起及其情况，并言此次回国任务就是宣传同盟会纲领，启发人们的革命思想，希望大家结成团体，共同进行革命，听者甚为鼓舞。自此以后，詹陆续介绍的同志甚多，其中比较优秀的，在学界有黄梅县人宛思演、梅宝玑，黄冈县人熊继贞（字子贞，又名十力），蕲春县人李翊东（字西屏）、陈屯（字冕亚）、张浩（字东屏）；在军界中有黄陂县人蔡济民（字幼襄）、吴醒汉、潘康时（字怡如），京山人王守愚（字玄奕），湖南人龚霞初、唐牺支、杨王鹏（字子鬯）、刘尧澂、蒋翊武、鈡琦，贵州人王宪章等。此后这些同志均成为军学两界的重要领导人物。”

只有当我们仔细地阅读、仔细地思考了这些文献，并且逐步地熟悉了这些后来在武昌起义宏伟的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的英雄们如雷贯耳的大名时，我们才会比较清楚地认识到，作为辛亥革命先驱者的余诚，此时此刻的工作的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

余诚，这位笃实君子，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完全是在“忘了命地”干革命。

余诚于1910年1月上旬离开武汉回麻城。路经团风镇停留了一天。即使这么短暂的路过，他还专门在“二记”车行里会见了团风和黄州的部分革命同志，勉励同志们坚毅前行，务使革命成功。这是余诚生前见到的最后一批革命同志了，而同志们心里更明白，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见到余诚同志了……

恶劣的气候、繁忙的工作、贫困的家境，使余诚的病情急剧恶化。回到余家冲没几天，1910年2月5日（腊月二十六日）晚，余诚与世长辞。

余诚的去世，对余祖言精神上的打击是很大的，他专门写了组诗《哭简斋》悼念余诚：

万里归来病已危，岁寒聊复慰相思。

那知相对无言日，即是今生永诀时。

少年摧折壮衰零，岁月空虚过落星。

曾记当年初识面，我犹绿发子龆龄。

昔时科试共沉迷，簦笈诗书与子携。

辛苦黄州江上路，午风梅雨湿黄泥。

长风吹我向蓬莱，巨浪惊人色似灰。

将上横滨齐一笑，蓬蓬虿发望君来。

苦辛历尽竟何有？国困家贫唤奈何！

留得穷愁书几卷，定知历劫不能磨。

万里投荒摧国士，百年有运纵天骄。

岂真万物为刍狗，欲探天心天路遥。

闻道东京近时事，悼君同志各伤神。

座中泣下纷如雨，更有吞声作序人。

平生青眼为君顾，君去邻孤意气衰。

自分终当老岩壑，在山泉水畏人知。

余祖言将余诚逝世的消息急告东京，东京的同志立即举行了追悼会，章太炎先生十分悲痛，作《序》以志哀悼。余祖言《哭简斋》之七：“座中泣下纷如雨，更有吞声作序人。”此“作序人”就是章太炎先生。

一九一二年，武昌军政府批准麻城县为屈子厚、余诚、周干臣在本县岐亭镇杏花村（北宋陈季常隐居处）建“三烈士祠”，以示纪念。《余氏宗谱》记：“今民国成立，简斋志士为革命钜子，方将议恤。我邑西乡已请鄂军都督黎，许与屈君子厚、周君干臣同祀于杏花村，号‘光黄三烈士祠’，与‘宋贤祠’并列，国家报酬，邑人崇拜，可谓至矣！”抗日战争时期，佩鸿督学麻城，特过岐亭晋谒，时祠已失修，颓垣败瓦，杂草丛生。然遗像可见，碑匾犹存。惜现已全毁，房屋已被附近村民住用。

一九四五年，《湖北革命知之录》问世，其中张难先亲自撰写的《余诚传》及《同盟会湖北分会之概况》，使许多人知道了余诚这位“至性感人”的“笃实君子”，知道了这位“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余诚那句著名的“愤慨”之语——“聚他人国都，快口耳谈，庸有济乎！”——就出自这《余诚传》。而《分会之概况》中所载余诚“与静庵极相能”、“余刘和衷共济”、湖北党务“真有一日千里之势”，可谓“黄金时代”等语，都成了后人撰写这段历史时所引用的“经典语句”。

余诚虽然去世了，但是，他和他的战友们所从事的开创性的、奠基性的革命工作，是永远不会被遗忘的。

日本学者川村规夫写道：“正是日知会培育和造就了湖北一代革命者；正是这一代革命者，成为辛亥年埋葬清王朝的第一批掘墓人。”

辛亥革命志士温楚珩先生说得非常中肯：“余（诚）虽死，但已播下不少革命种子矣！”

余诚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