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斗寅的传奇人生

《麻城文化丛书》文选56

夏斗寅的传奇人生

文/屈苇滨

由一个贫困的农家青年，一跃成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委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陆军上将、湖北省政府主席，由中国国民党党、政、军大员，一夜沦为算命先生，客死异乡，这样大起大落的变化让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充满传奇色彩。这个人就是夏斗寅。在他的家乡，湖北麻城“东山”（在麻城，人们习惯将龟山、什子山以东的木子店、张家畈、蔡店河一带称作“东山”，也称“东乡”、“东八区”，“区”读作kuí），有很多关于他的传奇故事。

赍志从军

清朝末年的光绪乙酉年（1885年），夏斗寅出生在今麻城市木子店镇搁船山村的夏家垸。夏氏为麻城东山大姓。据2001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麻城夏氏人口2.8万，主要分布在东山的张家畈镇、木子店镇、盐田河镇、三河口镇及白果镇的夫子河。东山夏氏的发祥地在白石山。大约在第十五世，有一支迁到今木子店搁船山夏家垸，延续到夏斗寅这一辈，已是第二十一世。在清朝，白石山属木栖河区，搁船山属南庄区。两地虽属不同的“区”，但相距只有三公里左右，现在是两个相邻的村。夏家世代农耕，少有读书人。但夏斗寅还算得上“书香门第”出身。他的曾祖父夏仕鹏是县学的秀才。在那时，秀才由官府供给口粮，称作“廪饩”，所以这夏士鹏也算得上是最基层的“国家干部”。当时正值洪杨起义，秀才夏仕鹏响应上级号召，参军“剿贼”，结果为“朝”捐躯，因此得到了朝廷的表彰（当时称为“旌”）。夏斗寅的祖父夏承汉更进一步，一举进入国子监成为“贡生”，相当于被保送进了北京大学。贡生夏承汉更加感谢“皇恩”，继承乃父遗志，在家乡“倡起团练剿贼”，后来还当了区长、户长。只可惜夏家的文脉不畅，到夏斗寅的父亲夏祚甲这儿中断了，他没有获得任何功名，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他同样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而且应该也是个“读书人”。

夏斗寅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读书人”家庭。他本名祖荣，字金楷，号灵炳。做官以后，他刻了一方官印称作“斗寅”，于是便以“斗寅”闻名并传世。夏斗寅出生时，他的母亲只有十九岁，父亲仅十七岁，祖父母已经离世，家境与当时的普通农家一样，只够低水平的温饱。但夏斗寅是这个家庭中的头生子，而且是仅有的一个孩子，父母将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希望他读书中举，光宗耀祖，所以在他七岁时，就被送到私塾读书。

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朝废除了科举制度，夏斗寅通过读书谋前程的希望破灭。当时他已经二十一岁。但他是个不甘平庸的青年，不能忍受自己的一生就像自己的父辈、像身边众多的伙伴一样，种田——娶妻——生子——种田，他渴望走出封闭的大山，去探寻山外的世界，他渴望过一种新的生活。他的想法得到了一位本房堂兄的支持，给了他一小袋银圆作为盘缠。

光绪三十二年（1906），二十二岁的农家小伙夏斗寅来到大城市武汉。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一场大变革的前夜，新旧思想正在激烈地碰撞，各地都在创办新学堂、新军队。夏斗寅看清了这个时代发展的新趋势，到武汉后，他报考了湖北武普通学堂。这所学堂是由著名的洋务派领袖、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主持创建的，同时创建的还有“文普通学堂”，校址在武昌阅马厂附近。学堂前面加上“普通”二字，是表明它所开设的课程与一般中学堂没有什么区别，但与当时普遍开设的师范学堂有区别。武普通学堂开设的课程有文学、经学、史学、伦理学、地理、物理、化学、数学等，这些与文普通学堂是一样的，不相同的是每天有一节带军事性质的体操，其内容包括步法、队形、单双杠、跳高、跳远、跳下、天桥、浪桥、枪法，每季度还要进行一次野外训练。学校的待遇相当优越，不仅免除学费，还免费供给所用生活、学习用品。文普通学堂也免除学费，但生活、学习用品得自己掏钱。学堂的管理很正规也很严格，校方完全将学生当作军人对待，每个月的初一、十五都要集体祭拜孔子神位，张之洞还会抽空来给学生训话。学生如果犯规，校方会给予很严格的处分。有一个学生因为从围墙的缝隙处窥看隔壁幼稚园的女生（当时初办幼稚园，入园学生有的已经十七八岁），便被立即开除学籍。夏斗寅作为乡下来的穷孩子，在这儿不啻进入“天堂”，生活很愉快，学习也很用功。这是他一生中所接受的唯一一次正规教育。

宣统元年（1909），夏斗寅从湖北武普通学堂毕业，被派到湖北陆军第八镇十六协三十二标二营左队任司务长。从此，他成为一名军人。

军事天才

夏斗寅参军后的第一次战斗，是赴安源“剿匪”。由于作战勇敢，受到嘉奖，授予五品花翎顶戴。不久，辛亥革命的武昌首义爆发，夏斗寅因身材魁梧，且作战勇敢，被委以先锋队队长职务，不久又被提拔为第三标第一营营长。南北战争期间，又调任北伐左翼军总司令部监视官。南北共和达成以后，夏斗寅调任鄂军第二镇第三协五团中校团副，授予陆军步兵中校衔。

1912年，因军队裁编，夏斗寅退伍。这时，湖北浠水人孔庚在山西任第九师师长兼大同镇守使，夏斗寅以同乡身份投奔到他的麾下，被委任为晋军征蒙军第一路总司令部先锋队队长。民国三年（1914），蒙古叛军被平定，夏斗寅被调往晋北镇守使署，任卫队队长。

1916年，张勋复辟，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号召护法。夏斗寅积极响应，返回湖北参加护法，在已宣布独立的湖北沙市驻军石星川（阳新县人）部担任鄂军荆宜招讨使署新兵训练总监。第二年冬，升为鄂军总司令部卫戍总司令兼鄂军第二梯团司令官，带兵入湖南驰援岳州。由于湘粤桂联军失利，夏斗寅率领本梯团七千官兵随湘军退守湘南郴州、永州一带，改称鄂军团，受湘军总司令李书城（潜江县人）节制。

1920年，湘军驱逐皖系军阀、时任湖南省督军张敬尧，夏斗寅率部参战，攻克长沙，担任长沙戒严司令兼军警督察处处长。1921年，湖北人孔庚（浠水县人，时任湖北自治军副总司令）、蒋作宾（应城县人，时任“驱王总监部”总监）等人发动驱逐湖北督军王占元的战争，请湘军援助。湘军派夏斗寅担任鄂军先遣第一路司令官，带兵援鄂。夏斗寅的援鄂军一路北进，势如破竹，攻克通山、蒲圻、咸宁丁泗桥，王占元望风逃窜。这时，吴佩孚率海军从后方偷袭岳州，湘军被迫回援，夏斗寅又率部随湘军退至湘东，任湘东六县剿匪司令官。

王占元倒台后，湖北黄冈新州（今属武汉市）人萧耀南继任湖北督军。萧耀南顺应当时的舆论，笼络人心，便推行“鄂人治鄂”的主张，要求收回鄂籍军队。1925年，夏斗寅的军队经过扩编后，被编为鄂军陆军第二混成旅，但仍然驻守在湘东。

1926年，南方的国民革命运动风生水起，而湖南督军赵恒惕却日趋反动。夏斗寅审时度势，决计投身到国民革命的阵营中。他与下属万耀煌（新州县人，时任夏部参谋长）秘密来到国民革命的大本营广州，与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取得联系，并接受改编，将所属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鄂军第一师，夏斗寅任师长。

夏斗寅在广州，极力促成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并主动担当先遣师，攻克长沙、岳州、咸宁丁泗桥。北洋军退守武昌，夏斗寅率部由金口渡江，攻株榆山，乘胜攻克汉阳、汉口，再由左翼进长江埠，攻克应山、武胜关，直逼信阳。真是一路奏凯，所向披靡。北洋军大部投降，吴佩孚被迫下野。这年冬天，夏斗寅又奉命征讨鄂西，攻克荆州、当阳、宜昌。这时，第一师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夏斗寅任师长，并兼任荆宜警备司令官。

1927年“四一二”以后，国民党短暂分裂，出现了武汉、南京两个政府。夏斗寅支持蒋介石“清党”，通电“反共”。按照蒋介石的旨意，他想对武汉来一次偷袭。但武汉方面先期得到情报，在叶挺的指挥下，决定以进攻代替防御。两军在贺胜桥以北纸坊以南的土地堂展开激战。夏斗寅的独立十四师共有四个团，先期到达并进入阵地的是两个团；叶挺这边正面是由许继慎带领的一个新兵团，右翼有韩浚指挥的两个营。由于侧翼迂回得手，夏斗寅的两个团被两面夹击，败下阵来。

偷袭武昌失败，夏斗寅又奉蒋介石命令带领所部保卫南京。在南京城外，他击败了北洋军阀孙传芳部，并由彩石矶渡江，攻克滁州。因为战功卓著，夏斗寅被晋升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十军军长。北伐继续推进，新编第十军担任津浦铁路先遣军，一路攻克蚌埠、徐州。这时，第十军又奉命改编为第二十七军，夏斗寅任军长兼徐州警备司令官。1928年春，夏斗寅率部继续北伐，进攻山东，占领济宁、济南，一举肃清张宗昌残部，再一次因战功升为第二十一路军总指挥。夏斗寅率领得胜之师，继续北上，攻克德州、天津。北伐大功告成。夏斗寅奉命回师寿州六安镇阳关整军改编，将二十七军三个师缩编为第十三师，夏斗寅任二十一路总指挥兼第十三师师长。

1929年春天，夏斗寅奉命西征“剿共”，先后经英山、罗田、麻城、黄安、孝感、荆门、当阳，都是些零星的战斗。此后调回武汉，受命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军军长兼湖北全省警备总司令官。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夏斗寅奉蒋介石命令，将十三军总指挥部移驻兖州，同时派出一个师防守津浦铁路线上的曲阜县城，派出一个师防守平汉铁路沿线的洛河、周家口一带。守曲阜的三个团兵力被晋军六个师围攻十九个昼夜，仍然奋力坚守，直待援军到达，协同反攻，攻克汶河、泰安，直逼甲子谷。血战三昼夜，攻克甲子谷，直下济南，进守黄河。晋军北退以后，夏斗寅部又奉命调往洛河，进攻许昌的冯军，一气攻下许昌、新郑、郑州。这时，蒋介石又让夏斗寅兼任平汉铁路警备总司令兼武汉警备司令。

中原大战硝烟未去，南方的唐生智、陈济棠、李宗仁又挑头反蒋，战事又起。夏斗寅奉蒋介石命令移师信阳，与粤桂军相遇于确山。时值仲冬，天降大雪，双方血战九昼夜。夏部官兵战死与冻死约二万人，死伤者的鲜血将雪地都染红了。这是夏斗寅军旅生涯中最艰难的一场战斗。但他还是坚持到了最后，粤桂军战败投降。因为这一战，蒋介石对夏斗寅十分感激，于原职之外，特任他为中央国民政府委员，晋授陆军中将衔，并授一等大绶宝鼎勋章，还被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特任湖北省政府主席。

经过二十年的浴血奋战，从麻城东山走出去的农家青年夏斗寅，终于成为中国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党政要员、封疆大吏。他的经历证明：他的确是一个军事天才！

丧失兵权

当上湖北省政府主席的夏斗寅到达了一生事业的巅峰。置身巅峰，极目四望，真是风光无限！但巅峰状态，过于惹眼，且无法上升，势在下行。

事实上，蒋介石的用人之道，重在用黄埔嫡系，对于非黄埔出身的地方派系，他是既使用又设防，既拉拢又打压。像夏斗寅这种既非保定军校毕业，又不属黄埔系统的“杂牌军”，蒋介石当然不会放手使用。

夏斗寅当上湖北省政府主席后不久，“鄂豫皖三省剿总”参谋长钱大钧向他传达蒋介石指示：“现在剿匪兵力不足，着将夏斗寅的部队调离武汉。夏既任主席，不能随军，派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任第十三军军长。”于是，一纸命令便剥夺了夏斗寅的兵权。客观地说，这个任命是无可非议的：夏斗寅既任省主席，做了文官，要管理湖北偌大一个省份方方面面的事务，实在是难以再兼武职的。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地方派系林立，军政一体的状况比比皆是，而夏斗寅的兵权轻易被褫夺，还在于他自身不够强大，没有形成像桂系、晋系那样的实力。

夏斗寅当了湖北省政府主席以后，很想有一番作为，为湖北的建设和发展做些实事。他招纳贤才，广集宏猷，自行设置了一个“省政设计委员会”，专门致力于“强省富民安内攘外事宜”。但事情刚开头，就被人告了御状，引起蒋介石的不满。蒋对他放弃剿共、“异想天开”的行为大为不满，亲自派人查封了他的“省政设计委员会”。1933年7月，又免去了他的湖北省政府主席职务，挂了个“鄂豫皖三省剿总”总参议的虚衔。但是，参议前面加了一个“总”字，的确是开了一个先例，算是蒋某人送给夏斗寅一个绝大的面子，同时，军阶还上了一级，成了陆军上将。在湖北省政府主席的位子上，夏斗寅只待了十五个月。同年，夏斗寅出席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抗战事起，国民政府经营西南。1935年，调夏斗寅任四川重庆国民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总参议。1937年，又兼任中央征兵训练补训处第一处处长，任职一年，征募、训练、补充兵员一百多万。1938年升任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官。这一时期，夏斗寅的工作比较忙碌，为蒋介石经营西南后方奔走效力，经常往返于南昌、重庆之间。还有资料披露，抗战期间，夏斗寅曾多次要求到前方带兵，均被蒋介石拒绝。

田园梦想

夏斗寅出生在偏僻的山乡，青少年时期生活在农村，所以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农民习性”。当有权有钱的时候，他往往像个“富家翁”，置田买地建庄园；当生活艰难时，他又会像个农民，亲操锄耜，亲自种养。

任职武汉期间，他在昙花林购置了一幢别墅。这幢别墅在当时堪称豪华，现在却破败不堪。据说，他在汉口长春街还有一处三层楼的大宅院，在庐山也有别墅，不知确否。在武汉东湖，他买了上百亩土地，在里面造花园，辟农圃，名为“养云山庄”。

在他的老家木子店搁船山，有一处被当地人称作“夏斗寅故居”的大庄院。但事实上，它算不上“故居”，因为夏斗寅并没有在其中住过一天。

据当地老人回忆，这处庄院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前后建了四年，建成时大约在1933年，其时，夏斗寅正在湖北省政府主席任上。该庄院座东朝西，整体呈长宽各40米的方形。正面是一方深8米的前院，宽大的院门口装饰着两只大石狮，门两边建着两座雕楼。后面是一座同样大面积的花园。中间才是建筑主体。主体部分是三栋三重彼此相连的两层楼房。从正面看，是三幢并排的小楼，三个大门，门口都有石兽作装饰，门楼有雕花。进得大门是一间堂屋，左右两边各一间卧室。堂屋后面是天井、回廊和楼梯。天井是透光和排水的，回廊勾通两侧和后排的房屋，楼梯则连接楼上楼下。这样算起来，主体建筑是每栋十八间房，三栋一共五十四间房。每间房都很小，不足15平方米。房间其所以小，据说是因为拿错了图纸，这幅图纸本是为在东湖建宾馆而设计的。夏斗寅后来看到建成的房子，大为光火，扬言要调大炮来将它轰掉。主体建筑的两侧各有一列建筑。南侧靠前是一座绣楼，计划供女眷居住。连着绣楼的是戏楼。北侧从前往后一溜六间房，依次是四间马房，一间餐厅，一间厨房。

作为民国要员的宅院，夏斗寅“故居”有些气派，但并不豪华，只有外墙是用的大青砖，内墙全部用的是土坯砖。这样的建筑材料在当地只能算是中等偏上家庭的水平。

夏斗寅其所以将这处宅院建成三栋三重的格局，是因为他当时有三个儿子，是为了三个儿子分家安排的。但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事实上，这处宅院建成以后，只有他和大儿子回来看过一眼。按照当地的风俗，房子建成后是要举行庆典的，方式是将为建房出力的工匠和乡亲邻里请到一起吃一顿饭。夏家的庆典与一般农家有点不一样。那一天，夏斗寅和大儿子夏德崇从省城回来，有大约一个排的军人保卫。到家以后，夏斗寅除对房子不满意外，还举行了“撒角子”的庆典活动。所谓“撒角子”，就是撒钱，撒的不是纸币，主要是铜钱，也有极少量的银元。搞完这些活动，他们父子当天就回了武汉。自夏斗寅1906年告别故乡，这是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回到木子店，回到搁船山。

夏斗寅除了置田建房，还娶姨太太。据说他于正妻郭氏之外，又娶了两房姨太太。二姨太王锦兰后来卷款私奔，投到了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的怀抱。想来这王氏若不是极有姿色，便是极有手段的。

夏斗寅的这些作为极像一个农村暴发户。但随着形势的变迁，他又变得像一个真正的农民了。

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夏斗寅随政府西迁，担任国民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总参议。当时的重庆物资短缺，经济困难。夏斗寅到底是农家子弟出身，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主动出击，解决困难。他带着自己的家人和警卫人员在住宅附近开垦荒地，种粮种菜，亲自耕耘，亲自锄草施肥。粮食出来以后，他又养猪。据说，他种的菜可以让全家自足，他养猪的收入超过他薪水的几十倍。在当时重庆十分艰苦的生活环境下，夏家却靠着自己的辛勤劳作，仍然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夏斗寅的“养猪故事”在当时重庆、成都及其他城市的军政人员中曾传为佳话。

1944年，也就是农历甲申年冬月初十，夏斗寅在山城重庆度过了六十岁（虚岁）生日。值抗战艰难时期，他没有搞什么大规模的生日庆典，只是邀请了一些在渝的湖北籍朋友举行了一个简单的集会。席间，浠水人卢蔚乾（时任成都行辕少将参议） 、黄冈人万耀煌（今属武汉市新州区）赠诗。卢诗称夏斗寅以前是“揽辔动关天下计”，如今是“荷锄疑是野人居”，真可谓知心者言。还说“却恐东山催再起，东湖棋墅约何如？”可见夏斗寅已决计远离军旅，要在武昌东湖安度晚年，做个闲散的田舍翁了。民国元老、广济（今武穴市）人居正没有参加夏斗寅的生日集会，后来看到了卢蔚乾所做的祝寿诗，便也和诗相赠。

反共？通共？

但夏斗寅终究不是农民，时势也不允许他做一个农民。

当年，在国共分裂的大变革时期，他把自己绑在了国民党的战车上，不遗余力地“剿共”，成了共产党人极度仇恨的“刽子手”。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宁、汉分裂，武汉国民政府与共产党还保持着合作关系。但实际上，国共之间的裂痕已经很明显，分裂是必然的。事实正是如此。继“四一二”以后，4月15日广州事变，5月16日夏斗寅在武昌发表通电拥蒋反汪，5月21日长沙“马日事变”，至7月15日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下令“分共”，标志着宁、汉合流，国共合作全面失败。夏斗寅作为一个国民党党员，作为一个军人，他的反共行为带有必然性。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国、共双方相互仇杀的那些年，夏斗寅杀害了一千多共产党员。勿庸置疑，这是一种罪恶。但这种罪恶是不是一定就属于个人呢？人类自从有了争夺便有了战争，有了战争就有了杀戮，有了杀戮就有了罪恶。制止罪恶应从制止战争开始。

不知道夏斗寅在经历了人生的沉浮以后是不是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他的行事显然是要温和得多。在被罢去湖北省政府主席职务以后，他出钱接济过在上海的“湖北革命同志会”。而这个“湖北革命同志会”则是由流亡上海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组织起来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夏斗寅举家迁回武汉。在国共双方斗得你死我活的那几年里，他与家人住在东湖养云山庄。他经常戴着草帽、扛着农具下地干活。他对这种近乎隐士的生活似乎很满意，多次对人说：愿意做一个老农夫，在此度过晚年。

然而这时的夏斗寅毕竟不是农夫，也注定做不了农夫。

淮海战场的硝烟刚刚散去，共产党领导的百万大军正在逼近武汉，夏斗寅必须做出选择。尽管他舍不得荆楚故土，尽管他眷恋东湖养云山庄的寓公生活，但他心里也清楚：当年“清党”“剿共”，他杀了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与共产党结下了血海深仇。1948年初，迁往广州的国民政府委任夏斗寅为立法院立法委员，并不断发电报催他去广州报到履职。他思前想后，觉得也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便拼凑了一些盘缠，带着姨太太王世美启程南下。

途经长沙，夏斗寅遇到了时任国防部测量局局长、同为立法委员的鄂籍老同事晏勋甫（汉川县人）。晏勋甫当时正在与湖南的程潜密谋起义事宜，计划先后在武汉、长沙起义。晏勋甫劝夏斗寅随自己回武汉，相机行事。夏斗寅欣然相从，于2月13日随晏勋甫回到武汉。他将自己长春街住宅的一楼让给晏家居住，自己一家住在楼上。

这时，他与中共在武汉的地下组织开始接触。在“湖北革命同志会”成员王慧闻运作下，夏斗寅在家中接待了中共在武汉的地下党负责人余杰（解放后任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他向余表示：“愿以垂暮之年，为桑梓尽力，倘有驱使，自当竭尽绵薄。”这时，他开始在淹留武汉的国民党上层人士和社会名流中行走，劝他们安下心来迎接共产党。为减少和避免战争给武汉带来重大损失，力争保障武汉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1949年5月初，夏斗寅与同为辛亥革命元老的张难先（沔阳县即今仙桃市人）、李书城、耿伯钊（安陆县人）等社会名流组建了“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该会顺利地保证了武汉权力“真空”时期人民生命财产、重点场所和区域的安全，为人民解放军顺利接管武汉做出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举行前夕，在武汉的晏勋甫等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士接到了赴北京参加典礼的通知，而夏斗寅却被排除在外。这让他惴惴不安。与此同时，远在台湾的蒋介石也在对他进行拉拢和威胁。蒋介石借军统特务之口给夏斗寅带话：“共产党不会容留刽子手，蒋某人也不想失去大将军。”联想到自己早年“反共”的历史，夏斗寅觉得在大陆是不能再待下去了。1950年初，他与本族晚辈夏长生一起潜逃到了台湾。到台湾后，夏斗寅便得知自己已被作为国民党的“叛徒”而开除党籍，并被撤销了立法委员的职务，蒋介石还放出了话，要查办他的“通共行为”。没有工作，生活无着，还时刻面临牢狱之灾，这时的夏斗寅真的是遇上了平生最狼狈的时刻。他不敢耽搁，立刻转道香港，临时住进了六国饭店。

这时的夏斗寅真仿佛是只蝙蝠，有点像飞禽，也有点像走兽，但又什么都不是，于是只能作为异类，孤独地栖息于某一座荒林。

身后是非

在香港，夏斗寅遇上了生计问题。尽管此前他还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高官，尽管坊间传说他曾搜刮了大量的钱财，但实际的情形是，除了在武汉、在麻城的那些房产，在他逃离武汉的时候，手头并没有多少现款。1950年初，他想将武昌昙花林的别墅卖掉，但因找不到买家而作罢。现在为了不致于饿死，这位中华民国的元老、封疆大吏只得行下下之策，在香港的几家报纸上发出启事：“某君曾任封疆大吏，愿以麻衣相法结交天下士。”这有点近乎欺诈的行为发生在这样一个曾经叱吒风云的人物身上，真让人产生“流水落花春去也”的感慨。看相暂时解决了饥饿问题，但不能解决物质上的贫困和精神上的苦闷。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下，1951年6月，夏斗寅客死香港，终年六十六岁。

夏斗寅死了，但因他而起的是非恩怨并未了结。

夏斗寅的夫人郭氏为他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德崇，字海清，生于清光绪丙午年（1906），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曾任国民党军军令部上校参谋，全国解放前夕赴台湾，1952年去世。其子夏长风（原名长汉）生于1930年，在台湾经商，任台北乐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1990年10月曾带家人回麻城省亲。次子德功，字仲清，生于1913年，1941年病逝。三子德根，字长清，生于1923年，金陵大学毕业。全国解放前夕，他在报上登启事，与其父划清界限；解放后在武汉钢厂做总会计师。他一生谨小慎微，唯恐犯错。“文革”中虽不断受到批判，但没有受大的冲击。夏德根有三个儿子，都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

夏斗寅的父亲兄弟四人，所以夏斗寅的堂兄妹并侄儿、侄女众多。家族中出了这么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亲近的人们免不了要受到影响。更何况，据说，夏斗寅极讲亲情和乡情，当年，在他的东湖“养云山庄”，住着很多来自麻城“东山”的穷亲戚。夏斗寅有两位仍然健在的侄女，她们说，当年她们女姊妹四人就住在东湖上学，而她们的哥哥因为没读书，做不了什么大事，就在园中做杂活。

对于族中子弟或麻城“东山”前来投奔的年轻人，夏斗寅一般是将他们安排到军队中做事，表现优秀的还能提拔担任一官半职。这些人，多半安排在他曾亲自担任师长的十三师。

夏斗寅大伯祚科的儿子夏祖文，字金和，与夏斗寅同年，在夏斗寅的提携下，做了湖北府河口征收局辛安渡稽征所主任。

夏斗寅四叔夏祚辉的儿子夏祖朝，字继禹，号秉彝，生于1911年。夏斗寅安排他在第十三师军官研究所学习，毕业后任武汉警备旅中尉排长。“八一三”上海抗战，他赴前线参战，为国捐躯。

还有同族的夏祖恩，曾在武汉警备旅任排长，解放后下落不明。夏祖达，曾在十三师任排长，后任麻城保安总队部副官。夏祖培，曾任十三师副营长、武汉警备旅少校营长、中央高射炮团中校副团长。夏祖植，曾任十三师营长、湖北襄阳第五行政专员公署保安大队中校大队长。夏祖桢，曾任十三师上尉连长、少校营长。夏德栋，曾任十三师营长、副团长，后转到地方，任麻城县民团副团长。夏德株，曾任十三师少校参谋。夏德棪，曾在十三师任连长，抗战后以中校衔在第六战区荣誉军人管理处工作。夏长荫，曾任十三师上尉医官。

我们“东山”屈姓与夏姓历代杂居在一起，相互通婚很普遍，所以互称表亲。我的祖父屈善芳年轻时不愿种地，背着家人逃跑到武汉，就是以表弟的名份投到夏斗寅门下，夏让他做了个“马弁”，也就是警卫员。在我们那儿称他“屈副官”，很是威风。类似我祖父这种经历的人，在“东山”还有一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都被传为“佳话”。

夏斗寅有个本房族兄夏祖锐，家里几代行医，家境较为殷实。当年夏斗寅要离家去武汉读书，他们家资助一小袋银圆作为盘缠和学费。夏斗寅定居武汉后，将夏祖锐请到家中做大总管。

在夏斗寅身居高位能够呼风唤雨的时候，他的亲戚、族人甚至乡亲，不少人沾了光。但当时势逆转，夏斗寅成了革命的对象、人民的敌人的时候，有些人不免受到牵连。

“文革”风暴来临，夏斗寅在大陆的亲属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最凄惨的是夏长云一家。夏长云，字青云，生于1938年。他是前面写到的夏祖文的孙子。他的父亲叫夏德仁，已于1960年去世。到“文革”时，与夏斗寅同祖父的亲属中，留在麻城老家的人已很少。“德”字辈只有一个夏德贵，已年过五旬，且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所以只能批斗一下了事。“长”字辈只有夏长云和他的三个弟弟。所以要“清算”夏斗寅，只有拿这兄弟四人开刀了。先是批斗，后是罚跪、上吊、毒打。结果是夏长云被打死，他的母亲和三个弟弟被逼外出逃难，流落他乡。按道理说，夏长云兄弟只不过是夏斗寅的侄孙子，相隔已三代，也没有为夏斗寅做任何事，甚至根本连夏斗寅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是不应该因他而受这么严酷的惩罚的。但这中间还是有一点特殊的原因，就是夏斗寅在搁船山建的那一处庄院。据传，夏斗寅建庄院的地皮本是罗田县金家湾一金姓人家的私产。这金某人也曾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师长，在当地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夏家在与金家交涉这块地皮的时候，金家要求用枪枝交换，最终以两挺机枪、十支长枪、十支短枪、三万发子弹成交。但到“文革”时，红卫兵提出：当年夏家并没有将这些枪弹交给金家，而是偷偷藏起来了。于是严刑拷打夏长云和他的家人，强迫他们交出夏家藏匿的枪弹。夏长云自然是交不出来，于是被活活打死。夏长云死后，他的母亲和三个弟弟不堪折磨，在一个晚上偷偷逃出家门，一路乞讨，最后逃到孝感县（今孝感市）龙店区北泾嘴落脚定居。

历史的恩怨终于渐渐淡去，人们开始用平和的心态看待过去。但关于夏斗寅的是是非非并没有结束。20世纪80年代以后，报刊上、网络上有了回忆、评价夏斗寅的文章。但有些文章材料不实，以“道听途说”作为历史事实；有些文章囿于成见，不能客观地、历史地描写、评价人物。这些文章，总是有意无意地给夏斗寅加上“流氓、地痞、无赖、军阀”的脸谱。的确，我们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就是这么写国民党高官的，包括蒋介石、阎锡山这样重要的历史人物。但这并非历史的真实。作为中国特殊历史时期的一个重要人物，作为一个传奇将军，夏斗寅的功过是非当然不可能简单定性。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真实地叙述那些已经发生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