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半个世纪）

半个世纪 知青情缘 2018-05-16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几代人奋斗，城市立稳了脚跟，一夜之间跌到谷底。上山下乡，务农，接受再教育。别无选择，那是一条迷茫的路，也是一条充满忧伤的路。

(一）

1968年10月25日,合肥市召开市中学生上山下乡动员暨欢送大会。动员，督促尚未报名者。其实极左路线下，老人家年底又有最新指示，初、高中六届毕业生，只有下乡一条路，别无选择。因是第一批，带上大红花，敲锣打鼓，以为是参军。随后几批，形式也免了。

第一批报名，不是因为积极。那个年代，臭老九子女，包袱沉重。艰苦环境，是锻炼、改造，思想和灵魂的地方，不可能不去。虽然年少，只是一个孩子，对农村非常陌生，但知道肯定不是一件好事。父母责骂常用的口头禅，“送你下乡去放牛”。社会激励，许多根红苗正同学，也积极报名。一同去的人多，并没有多少异样感觉。

难忘的一天，10月28日早6点。学校集中上车，前往300公里外的宿松县梅墩公社。第一批插队约30多位同学，乘坐一辆江淮牌卡车。下面放行李，人坐在行李上。那么多人和行李，挤在一辆车。好在大多数同学没有发育好，瘦弱，占不了多少空间。我虽已经16周岁，仅有1.42米高，还是一个孩子。

车一开，车上、车下哭成一片。开出很长时间，哭不动了，接着是长时间沉默。带队的杨老师打破沉默，指挥我们唱歌。当时只有语录歌可以唱，就那么几首，大家机械地发泄、吼叫。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青春的荷尔蒙在萌动，漫漫长路，也会有些愉快的感受。保守年代，男女同学保持非常远的距离，课桌上画满了三八线。突然，可以这么近的挨在一起，异性的气息在弥漫。到生产队后，一男同学得意扬扬地说，一漂亮女同学坐在他脚上, 长时间,血液停滞,脚麻木，坚持一动不动，怕好事瞬间消失。听着他的叙说，男同学都羡慕他的运气。

下午3时许抵达“破凉亭”，区政府所在地。怎么会起这么荒凉的名字，也名副其实。下了车，满目红土丘陵，稀疏矮小的松树，寂寞的空间。当地瘌痢头多、年轻人喜欢镶金牙，看起来非常不顺眼。相比之下，合肥逍遥津、鱼花塘，环城马路、护城墙，三孝口、四牌楼，那么值得流连忘返。

当地干部开欢迎会，我们分成七人一组，等待生产队贫下中农来接。如同一群羔羊，不知流落何方。天快黑了，似天边飘来空灵、单调的铁器敲打声，叮、叮、铛，叮、叮、铛。五十年了，这种单调的节奏时常会在脑畔回响。

破凉亭离我们生产队还有八里路，社员帮助挑着行李，我们深一脚、浅一脚，终于在晚上八时，赶到生产队。安排在一老乡家吃饭，一个菜，茭白烧肉。物质匮乏年代，已经感觉很好。宿松方言重，话也听不懂，饭后没一会又被分开，带到不同老百姓家睡觉。

一天辛苦奔波，晚上老鼠在头上跑来跑去，可睡的很熟。第二天才知道，我和石爱民睡的老乡家，是位单身汉，而且是瘌痢头，环境可想而知。正是，少年不知愁滋味，我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是要改造头脑中资产阶级思想，已经顾不了那么多。

（二）

沈舒娅同学补充第一天去宿松的插曲:那天车很挤，路过桐城，一辆装猪的卡车迎面而来。十几头猪悠哉地哼着，一同学感慨，连猪不如。顿时，好不容易停下的哭声，又响起来。李晓萍同学清晰记得，那天是大篷车，坐了一天，中饭也没吃。

下放生产队全称是，宿松县二郎区梅墩公社五谷大队联一小队。比初到破凉亭的感觉好，有些典故、传说。附近钓鱼台水库，有姜太公的脚印。梅墩公社北面是大别山脉，另三面丘陵环绕，中间是盆地，当地称为畈。是宿松县的粮仓，五谷大队亦有寓意。

生产队两个队长，政治队长姓汪，为人正派，一直关心、照顾我们。生产队长姓葛，曾在上海当兵，对我们要求严格。当然可以理解，知青的到来，侵占了当地社员的利益。本来蛋糕就小，多出吃蛋糕的人。

这里的山水养育着一群朴实的人。第一晚睡在佘瘌痢家,这样称呼并非不敬。因为他是性情中人，为人豪爽， 一说话脸和脖子红。不论男女老少，喜欢开玩笑。称呼他佘瘌痢，也不生气。由于家里条件差，又是瘌痢头，一直没有讨过堂客（老婆）。

去后没几天，集中住到老熊家腾出的一套两居室房。一进门是灶间，穿过灶间是男生宿舍。仅有一张大花床，四个男生挤着睡。几个月下来，被子蹬的全是洞。穿过男生宿舍，里间是女生宿舍。也许是发育迟，三八线依然明显。虽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连女生宿舍的门都没进去。

老熊性格内向，不善言词，说话时满脸笑容，从不发脾气。只有一次，半夜起来上山打柴，走路时瞌睡。肩上的包铁的扁担，突然掉下来，差一点扎到老熊，他厉声责怪我。老熊教我们劳动技能，他堂客教我们生活常识。在老熊家住了半年，我们自己的新房盖好了。

那年冬天，联一队和联二队合并，改名联合队。两队最初各有七位同学，很短时间，走了六位。有回老家，或随父母、兄弟姐妹去别处插队，期望有个照应。剩下的八位，合并成一个知青点。

那个年代，社会刚从文革动乱中走出，迎来新的动荡。中学生下放，大学生去农场待分配，知识分子和地富反坏右下乡思想改造，我们家六人下放在六个地方。即使不堪，那个年代的人虔诚，信仰坚定，支撑着度过那段艰苦岁月。物质匮乏，坚信面包会有。高唱国际歌，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

知青开始半年，国家有粮油供应，因是农闲，也没有挣工分的压力。去后第二天知道，分开的知青点，其实并不远，一个连一个，最远也就3、４里路。随后又有同学陆续到来，我们学校在梅墩公社就五十多人。形势要求是扎根农村一辈子，没有希望，同学们开始串门，侃大山。

差不多大小，生活没有经验。每月前十天放开吃，浪费许多。中间十天，粮食紧张，开始串门噌饭。最后十天，所有能噌饭的地方去过N次。如果没饭吃，只有睡觉，唱歌发泄。饿的不行挖老鼠洞，发展到偷鸡摸狗。

大家喜欢到下屋队噌饭，那里女同学个个漂亮。虽然美受禁锢，性别趋同，铁姑娘受宠。但天生丽质，总在不经意中流露。男同学中佼佼者，以下屋队为家，羡慕他们的勇气与自信。我们组长管的严，生活正规，很少外出蹭饭。

蹭饭记忆之一：一知青点邀请去吃老母猪肉，同学们晚上已经吃腻。第二天早上，剩下的肉烧泡饭，所有的肉挑出来，盛一大碗，我轻松一扫光。

（三）

社会风云变换，我们的学生时代，异常。说是初中毕业，相当于小学七年级。说是知识青年，愧对知识二字。知青点，像一个家庭，非兄弟姊妹，却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像是学校的延伸，组长由带队老师指认，只是从此和老师、校园说再见。贫下中农成了新的老师，修地球成了我们第一份工作。年纪太小，不像在工作。但国家承认，知青算工龄。

组长潘文辉，比我们年长2、3岁，成熟稳重。不象我们小同学，什么都不懂。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知青点各项工作有序，表现突出，荣获1969年县先进知青点荣誉。组长是个能干的人，气场足，依稀记得53年前的一件往事。

几个男同学坐在学校操场上，挑动练过功夫，且身手不凡的龚春林和潘文辉试试身手。潘文辉人高马大，龚春林矮小灵活，几个回合下来，龚春林还是被压在下面。潘文辉认为已经赢了，站起来，被躺在地上的龚春林一个钩腿，摔个跟头。同学们有些偏心，立刻评判，平手。

还有一件事，让我们对组长刮目相看。那天傍晚，石爱民发现好赌的佘瘌痢出门，在后面跟踪。一直跟到临近大队的一个村庄，回来喊我们。我们组里五个男生不知天高地厚，悄悄来到那个村庄。摸进了正在赌博，位于村中间的房间。

一声大喝，不要动，我们来抓赌的。其实赌博的人不少，没有看见钱。正在找钱的时候，形势不对了。门外的人越涌越多，手上都拿着家伙，慢慢往里挤，紧张气氛一触即发。只听组长突然大喝一声，贫下中农同志们，不要上阶级敌人的当，我们是公社派来的。到底是组长，不服不行，否则后果很严重。

农民一楞神，我们开始撤退。我们后退，农民前进。退到村口，一路狂奔。回到家发现石爱民不见了，于是我们拿起家伙，回头去找。半夜三更，他回来了。他认为人多一起跑，目标大，悄悄往相反方向跑。一直跑到凉亭公社，确保安全后才回来。

组长擅长交际，和生产队关系处理的很好，队里一直对我们照顾。刚去时，除组长和常乃林记8分工外，其余只记6分工。很短时间都调整为8分工，凭我们当时的劳动能力，不值这个工分。年底生产队结账，我们和队里两不找。即我们挣的工分，可以买回口粮，这在当时知青中算是好的。

向往自由是人的天性，组长的认真，时常也会产生矛盾。第一个春节到了，组长希望我们能留在农村过年。但多数同学想家，妥协的方案是等别的同学走完后再走。天有不测风云，下雪了，雪越下越大，回家的路封了。那时宿松到合肥一天只有一班车，经常不通。不知什么时间可以通车，每天到破凉亭打探消息。

更严重的是，没有干草烧饭了。我们去的迟，本来就没有分稻草，又不会打柴。没有烧时就去抱牛草，生产队默许了我们的行为。遇到阴雨或下雪天，外面的牛草都是湿的，无法烧饭。回不了家，又没东西吃，情绪低落。

想了许多办法，只解决一、二餐。雪仍在下，没有停的意思。那天实在饿的不行，从床上爬起来，从碗橱里找 到前几天剩的，已经结冰的荞麦面条，胡塞两口，继续上床睡觉。终于路通了，我们分别在小年夜和大年夜赶回合肥。

（四）

第一年春节后，开始盖房。国家有安家费和买木材的计划，生产队负责造，我们参与。到二郎河买木材，几位男生也跟着一起去。我们每人扛一根杉木，约30斤左右，社员要扛3-4根。回来时天完全黑了，只见田埂，微微一条白光，稍一走神，就要岔到田沟里。精神高度紧张，再累也不敢停，因为我们不认识回家的路。

很快，新房盖好了。我们是知青中第一个盖新房的，宽敞明亮，有点家的感觉。新房三开间,中间是堂屋。西边一间隔开分成二间男生宿舍，至少是一人一张床。东边一间一半是女生住，另一半是仓库。挨着东面的山墙，搭出厨房。为了贴近农村生活，那年，我们还养了一头猪，年底长到120斤。

国家优惠政策只有半年，1969年春天，磨难才刚刚开始。要生存，必须挣工分。天长地久，每天从事单调乏味，又脏又累的体力活。不知路在何方，会有失落感。当时忧伤的知青之歌开始流行，每天唱着伤感的旋律，过着颓废的生活。

农村大喇叭，不停地播放着党的接班人，四个伟大的讲话。老熊堂客虔诚地说，国家领导人真不容易，每天从早讲到晚，那么辛苦。其实，每个人都不容易。各类知青典型、先进不断涌现，都在激励我们，扎根农村。尚在牛棚的父亲，也给我寄了人民日报社论，思想上要保持一致。

那个年代的农村，太贫乏了，很难有扎根思想。第二故乡虽然是粮食产区，交完公粮，余下只够维持半年。还有半年需要用山芋和荞麦充饥，每年春季，青黄不接，都要饿肚子。农民精打细算，有慢慢熬的经验，才能平安度过饥荒。我们则没有这个能耐，多数同学还是依赖家庭接济。

第一年去吃山芋，感觉挺美。第二年山芋上来，一日三餐天天吃，从山芋吃到山芋干，吃得肚子直冒酸水。荞麦上来也是天天吃，撑饱肚子是第一需要。没有自留地，也没有蔬菜，瓜果，辣椒酱当家。我怕辣，只有吃寡饭。当然，有饭吃已经很幸福。

无论多么艰苦，生活仍在继续。没多长时间，我们已经融入农村，成了名副其实的农民。除少数农活外，多数都可以胜任。而且有些方面，已经超过一般农民的水平。大约是我的耐力好，挑担子是强项。记得大队在毛河修水坝，挑石头。打破了平均主义，工分按重量计。一天拼命可以挣二天工分，非常有诱惑力。修水坝就几天，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

每担石头150斤左右，距离500米。没干多长时间一些同学吃不消，第一天只有很少同学坚持下来，包括身体倍棒的龚春林。我竟然挑了三天，农民也很少能坚持。

生产队出工，很多都在耗时间，天不亮出工，天黑才完工。快慢无所谓，反正一天10分工。我们年纪轻，不适应，我们会很快一垄地干到头，在田边休息。等别人赶上来，再重新开始。可因为劳累，经常会在田埂上睡着。社员有意见，可当时思想颓废，不会顾及他们的批评。

（五）

知青是段历史，我们都是亲历者，不可避免留有那个时代烙印。知青有先进和落后，左和右都正常，扎根也是时代的要求。我因年纪小，只是随大流，缺乏远大理想。如今再去回望那段历史，愚昧落后。但我们正是这样一步步走来，历史应该牢记。

左的年代，左的政策。公社武装部贺部长经常带知青，去割资本主义尾巴。去铲不符合公社要求，生产队自由种植的农作物。知青乐于参加，活很轻，又记工分。羡慕好朋友邱贤德同学，贺部长每次都带他去。

没有自由市场，不允许私人交易。山民想带点山货出山，换点粮食及生活用品被禁止。虽然政府没有组织我们，但感觉是在革命。夜里我们去山口，堵击山民。有人路过，上去盘查，忙了几天，一无所获。真正的小贩警惕性高，一有动静，跑的飞快，我们根本追不到。

知青时，还有一项令人羡慕的工作，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非常羡慕那些长相好的女同学,当我们在田间辛苦劳作时,她们可以在家排练节目。那时，文化生活贫乏,每当演出，象是盛大节日，公社几乎所有的人，里三层外三层挤过去看。

看什么，当然是去看美女。节目就那么几个，看了无数遍，背也背下来。虽然台上都是同学，可平时不可能盯着别人去欣赏，看演出情况不一样。作为社员，更是稀罕，城市来得学生娃，个个象仙女。

一日看演出，突然被台上梦中情人电到。似乎感觉在频频放电，整个半场，异常兴奋，不断回电。突然，短路了。环顾前后左右，所有的人都在频频放电，整个人群都在高度兴奋中。终于明白，是一种错觉，十分沮丧的度过下半场。

农民一年除春节休息几天外,象工蜂一样忙碌。春播、夏管、秋收，冬季还要兴修水利。1969年冬，我们几位男生参加，钓鱼台水库修坝工作。整个工地人山人海，红旗招展。一人喊起来，万人呼应，场面非常壮观。主要工作是打炮眼，炸山，挑石头。打炮眼属技术活，我们只是挑石头。

一天在工地，一个山民突然踩滑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石头划过石爱民头顶，正中我后脑勺。差点昏过去，血流如柱。一件浅色卫生衣，被血染成红色。山民知道闯祸，溜的飞快。社员不知道用什么东西帮我止血，然后扶去工棚。沉睡二天，每天吃二个鸡蛋，第三天就上班了。万幸，属于工伤，不扣工分。

到水库接触炸药后，会悄悄留下一部分带回来炸鱼。用自制的炸药瓶扔进河里，随着爆炸声，所有的鱼昏死过 去。这样做其实很不好，连小鱼都死了。可蛮荒年代，吃饱肚子更加重要。

偷鸡摸狗，几乎所有知青都做过。我们组是先进知青点，组长要求严格，类似行为相对少一些。一次实在没有吃，晚上去偷菜。胆战心惊，借助夜色掩护，跑到邻近村庄。回来煮了一大锅，发现根本不能吃。偷回来是芥菜，腌咸菜用的，没有吃只能继续饿肚子。

（六）

知青是沉重的一代，许多同学早早离世。当年的知青小屋，我和李敢胜，石爱民同居一室，也结下了一生，真挚的友情。2010年小年夜，在上海时，突然接到石爱民女儿电话，告知石爱民已经是肺癌晚期，想见敢胜和我。初二赶往合肥，即去医院看望。非常遗憾，他还是于3月21日去世。

我们是小学、中学同班同学。他一直很优秀，学习成绩很好。小学时当过班长，至少也是二条杠。相貌英俊，深邃的目光下，充满智慧。虽然我们是同龄人，但他思想成熟。下放时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经常到农民家体验生活。吃饭时，总能讨点辣椒酱或咸菜带给我们吃。

万老师对他的评价，“从小到大总是勤勤恳恳十分努力”。在他人生的各个阶段，表现非常突出。工作不久被提拔为厂里中层干部。只是没想到，原本兴旺的企业，突然变的不景气。生活压力大，精神不愉快，也许是他早逝的原因。他是知青一代的典型，虽然努力，但在社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

和敢胜，按当今时髦的话说，属男闺蜜。能成为知心朋友，源于我们俩的性格，贪玩。少年不知愁滋味，今朝有酒今朝醉。玩的没肝没肺，天昏地暗。一同下地干活，一同回家探亲。回到合肥，不在我家，就在他家。也许正是这种玩的心态，帮我度过随后的黑暗时光。

他第一批招工回城，在电讯局做报务员。玩的性格始终没多大变化，但大事面前不糊涂。八十年代初，考上大学。工作虽有点坎坷，总体顺利，直至退休。石爱民做的媒，找了一位勤快、贤慧的夫人。

邱贤德是我下放时的好朋友，大家习惯喊他烂白菜，许多同学忘了他的真名。年纪小一些，不管懂不懂，什么事情都喜欢掺合。正是这种精神,贺部长每次割资本主义尾巴，喜欢带着他。

他和我走的比较近，性格反差大，不影响我们做朋友。我们有许多相似的性格，全公社男同学，只有我们两个不抽烟。他所在的生产队离我们组比较远，经常来我们组玩并住在这里，等于是蹭饭的常客。一般同学会给面子，但时间久了，还是有点意见。

他对于异性的关注程度远甚于我们，同学中美女很多，但对他没有好脸色。他关注起生产队安庆下放干部家的三个女儿，经他描述，个个是仙女，一个比一个漂亮。非要拉着我们一帮同学大老远跑去看，还要搭上一顿饭。

他回城后，很快就找到女朋友，是他爸爸徒弟。确实漂亮，擅长唱歌。带着女朋友到所有能去的同学家，显摆。我们同学的恋爱，多数比较迟，自卑指数油然上升。和美女结婚的代价是，家庭地位并不高。回城时，执意要将他名下的几十斤山芋留给我。我坚持不要，因为他们队还有一位同学没有走，怎么可能在别人口中夺粮。但这种温暖，一直持续。

我们以后一直来往，最后一次见到他是1986年，他在上海长征医院等待换肾。虽然换了肾，也只维持几个月，1987年去世。愿邱老弟在天堂里也能有美女陪伴。

（来源：上海休闲玩吧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