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记》：二千多年前的“变法大辩论”，商鞅胜在“强国利民”

秦孝公与商鞅长谈数日，被商鞅的治国方略所折服。但真要任用卫鞅变革旧制度，还是有所顾虑。《秦本纪》载，商鞅在孝公元年入秦，但第三年（公元前359年，）才开始实行变法：

（孝公）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善之。甘龙、杜挚等弗然，相与争之。

《商君列传》记载了这场变法前大辩论，商鞅在大殿内“舌战群儒”，赢得孝公支持，取得最后的胜利。

大辩论由秦孝公主持，他说，“强秦”是当务之急，孤想任用卫鞅变法。但牵一发而动全身，变法会涉及到每个人的利益，还有在百姓中怎样实施变法？这是变法之初必须先解决的问题。请大家各抒己见。

卫鞅首先发言，他从三个方面阐述自己的观点：

一、变法要果断，不怕非议：

疑行无名，疑事无功。

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於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於民。

行动犹豫不决就不会有成就，做事犹豫不决就不会有功效。

况且有超出常人行为的人，本来就会被世人非议；有独特见解人，必被一般人嘲笑。

二、行“至德”不合于俗，成大业不谋于众

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见於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谋於众。

人有愚蠢与智慧之分，愚蠢的人，事成之后都不知怎么成的；智慧的人在事情没开始前见就能预见其结果。

不能让百姓参与法度的谋划，但可以和他们共享成功的欢乐。要行最高道德就不能与世俗合流，成就大业就不能与一般人共谋。

变法创新就是“至德”“大业”，不能流于俗，从于众。

三、要强国利民就必须废除古法旧礼

是以圣人苟可以彊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因此，圣人认为，只要能够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沿用旧的成法；只要能够利于百姓，就不必遵循旧的礼制。

卫鞅的慷慨陈词，获得了孝公的大赞：“讲的好！”

王公大臣们早就坐不住了，上大夫甘龙反击道：“我不敢认同。圣人不改变民俗而施以教化，聪明的人不改变成法而治理国家。顺应民风民俗而施教化，不费力就能成功；沿袭成法而治理国家，官吏习惯而百姓安定。”

卫鞅针锋相对说：“甘龙所说的，是世俗的说法啊。”

“常人安於故俗，学者溺於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於法之外也。”

一般人安于旧有的习俗，而读书人拘泥于书本上的见闻。这两种人奉公守法还可以，但不能和他们谈论成法以外的改革。

“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

夏商周三代礼制不同，但都拥有天天；春秋五伯法制不一，而都各霸一方。聪明的人制定法度，愚蠢的人被法度制约；贤能的人变革礼制，寻常的人被礼制约束。

甘龙一时语塞，保守派左司空杜挚继续发难，他说：“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能改变成法；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能更换旧器。仿效成法没有过失，遵循旧礼不出偏差。”

卫鞅从容应对说：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

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办法，有利于国家就不仿效旧法。从前，汤武不沿袭旧法而能王天下，夏殷不更换旧礼制而灭亡。反对旧法的人不应非难，沿袭旧礼的人不值得称赞。”

这场辩论的裁判者是秦孝公，变法派虽然只有卫鞅一人，应对众多的保守派却游刃有余。

以“强国利民”为宗旨，提出“至德”不合于俗，成大业不谋于众的见解；用三王、五霸、汤武“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成功史实力证割除旧制，推行新法的重要性。

保守派甘龙那套依据旧法好管理、便于实行的论调，是“懒政”的表现；杜挚以旧制无过失、无偏差的辩解言论也是苍白无力。因为他们的辩论只考虑到了管理者自己的利益，并且没有拿出“成功”的例证证明自己的观点。

实际上，秦穆公之后二百多年秦国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山东六国就是这种“懒政”的必然结果。

所以，孝公对这场辩论，连送卫鞅两个“善”，给予高度评价。立即任命卫鞅为左庶长，负责制定变法令。

变法必定会触动王公贵族的切身利益，必然步履维艰。

商鞅变法的内容是什么？受到哪些阻力？变法的结果怎么样？本人后面将有专文评介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