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这一个中国人难以忘记的日子，90年前的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这就是历史有名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是日本大规模武装侵华的开始，点燃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火，中国人国破家亡，在战火中妻离子散；九一八也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正式开始。

在国难面前，更能考验出一个人的爱国精神，是为国家而战，还是在强敌面前投降做汉奸，换得短暂的安定？

01 家国情怀始终贯穿中国知识分子的血脉

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读书人的奋斗目标，“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修身是起点，做人是第一位的，具有家国情怀，才能治国平天下。

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读书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他通达的时候，要把治理好国家；困顿的时候，没有管理政务的机会，就修养好自己，最起码做到不与黑暗社会同流合污，保持气节。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家国情怀始终贯穿中国知识分子的血脉，战争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但他们的爱国热忱不减，爱国精神不灭，越是国难当头，他们就越坚。

重气节，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DNA。历史上不乏忧国忧民的读书人，在外族侵略面前，有的与侵略者战斗，有的为民族命运而担忧。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一介书生，报国的豪情壮志直冲云霄，然而报国无门，只能用自己的诗来表达爱国之情，“位卑未敢忘国忧”，至死还嘱咐子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不忘千乃翁”。

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直接拿起武器，同侵略者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却因英勇抗击金兵被免职，赋闲在家，只能“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曾经过着花天酒地地生活，当元朝入侵时，文天祥散尽家财组织义军，领兵抗元，兵败被俘，元高官厚实引诱不为所动，慷慨就义，实现了他的名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水土汗青”。

家人在文天祥的衣服中发现他所作的绝命诗，就是《衣带铭》：“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充分表现了读书人精神追求。

02 做人要有国家尊严和民族气节

读书为了什么？就是修养自己，懂得仁义，为家国做到仁至义尽。文天祥无时无刻不把国家民族利益看作最高的利益，成为中国读书人学习的榜样。

但是，文天祥就义几百年之后，面对日寇侵略，有个著名的读书人却说：“死了许多文天祥也何补于事呢，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于是，就投靠日本人。

这个人就是著名文人周作人。周作人是鲁迅先生的弟弟，才华横溢，是北京大学教授、燕京大学兼职教授。

周作人是在兄长鲁迅的羽翼下长大，有兄长那样的才华，却没有他兄长那样的铮铮铁骨，为人懦弱，娶了一个日本妻子，唯命是从。

在妻子的挑拨下，与兄长决裂，没有了兄长教育引导，身边却被一群妻子的日本家人围着。

面对日本的侵略，很多知识分子草拟《救国宣言》并在上签了名，周作人拒绝签名。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被近撤离北平，看得到四处，周作人却不跟着学校走。后来，周作人出任了日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

周作人当了汉奸，让全国文人都为之震惊，连劝诱他出任伪职的人都感到意外。

日本人认为有鲁迅这个兄长作表率，周作人“恐怕不会放弃高蹈的文人生活而进庸俗絮烦的官场”，劝他出任伪职的可能性只有“1%”。日方都不抱什么希望，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周作人坚辞不受，也就不打算勉为其难。

让日本人大感意外的是周作人给了100%愿意，1939 年，出任伪政府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同年又出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

1941 年 ，周作人升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兼伪教育总署督办，又兼“剿共”委员会委员、新民总会委员。同年10 月，兼任伪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

1943年6 月，被日伪任命为伪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协助日本侵略者调查研究华北资源和乡村出产。

周作人跟随汪精卫访问日本，访问伪“满洲国”，慰问日本伤兵，又是发表讲演和广播讲话。

周作人也因为汉奸的身份生活衣食无忧，在教育总署督办的任上，周作人有钱翻修自己的住宅，连身边弟子都对他嗤之以鼻。

周作人所任伪职一直至日本投降，伪组织解体为止。

日本投降后，周作人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他还为自己辩护说，参加伪政府，是为了中国文化不被日本同化或奴化。按他的逻辑，他不但无罪，而且有功。这就是没有道德的文人的无耻嘴脸！

周作人是文弱书生，没有人要求他去做文天祥，同侵略者真枪真刀斗。战争时期的读书人不一定要到战场上去，但是，做人要有国家尊严和民族气节，不应该做侵略者的帮凶。

1936年，马叙伦辞去北大教职迁居上海，上海沦陷后他改名换姓，决心不事敌伪，有汉奸曾劝诱他就任伪北京大学校长，被他言辞拒绝。

辅仁大学的陈垣先生，埋头学术但不失民族气节。在沦陷区八年间身居危城，不就伪职，闭门谢客，独居书斋，潜心学术研究，他的作品都蕴含着非常现实的民族主义情绪。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后组成的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则相信，坚守岗位，潜心学术，是学者应对国难的最好方式。抗战中的西南联大，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贡献了157位两院院士。

在面对国家民族危亡关头，一个人必须要有民族尊严，做人的气节，必须讲人格国格。只考虑个人利益，不顾民族大义，无视应有的社会担当，这样的人终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周作人是学贯中西的文化名人，却成了千夫所指的大汉奸，证明了一个人再有才华，没有培养高尚的人格，读书再多的书，并不能保证不堕落。

03 民族灾难是砥砺读书人奋发图强的硎石

在国难面前，读书人有的堕落，有人为了强国而发愤读书，寻求强国之路。

九一八事变的那一年，钱伟长以中文、历史双百的成绩，被清华、交通、浙江、武汉、中央5所名牌大学同时录取。钱伟长的叔父钱穆是文史大家，在当时学术界影响很大，钱伟长听从了叔父的建议，进入清华大学历史系。

钱伟长听到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拍案而起，他后来说道：“政府讲不要抵抗，因为人家有飞机、大炮。我听了以后火了，下决心我要学造飞机、大炮！”

钱伟长做出了人生中一个大胆决定，就是弃文从理。但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极其严酷的挑战。他虽然极具文史天赋，但理工科成绩极差，物理只考了5分，数学、化学共考了20分，英文因没学过是0分。

系主任拒绝钱伟长转学理工的要求，最终被钱伟长的报国之心所感动，答应他试读1年。钱伟长早起晚归，废寝忘食，克服了用英语听课和阅读的困难，一年后数理课程超过了70分。5年后毕业时，他成为物理系中成绩最优秀的学生之一。抗日与强国的愿望，把本该成为文史学家的钱伟长变成了现代中国力学之父。

钱伟长曾经说过：“我没有专业，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对于他来说，在国家面前，个人的困难根本不值一提。

钱伟长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缩影，像他这样为强国而发愤读书，走知识改变国家命运的读书人还有很多，还有许多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抗日队伍的洪流。

由于“九一八”导致的国家民族危机，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中华民族到了很严峻的时刻，不论隶属于何种党派，都义无反顾投入到民族救亡运动中去，纷纷从纯粹的学者走向抗战，以民族安危作为个人人生价值的基本取向，亲自践履中国知识分子“忧以天下”的道德训条。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从西安到延安的几百里公路上，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知识青年奔向延安。1938年年末，等待批准进入陕甘宁边区的青年学生就有2万人。

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多达4万余人，包括冼星海、邹韬奋、丁玲、艾青、茅盾、萧军等著名文化人。在革命熔炉中经过历练和熏陶，又奔赴抗战前线。

在国难面前，中国知识分子们将个人追求让位于民族利益，将民族的灾难化为了奋发图强的硎石，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其他阶级、阶层无法替代的独特贡献。

结束语

危难之时，最能考验一个的品格，也恰好反映着人生选择的重要性！

孔子对自己的学生子夏要做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君子就是要讲大道，行大道，要有大格局，不能只会读书，遇到大事束手无策，更不能为了一己私利蝇营狗苟。

在抗日战争的炮火中，中国知识分子或舍生取义投身战斗，或殚精竭虑坚守书桌，或传道授业培育后学，以各自的方式为国尽忠，为民族尽责。

而那些没有骨气的无耻文人，沦为汉奸，出卖良心，当侵略者的走狗，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九一八，勿忘国耻，吾辈当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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