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大病后，村里人说我被换了脑

文：菁茵

太小时的记忆已经模糊，七岁那年却记忆深刻，因为我病了，而且病得不轻。一向活蹦乱跳的我突然变得不爱动弹，不喜吃饭，总是慵懒地呆在墙角沉默寡言。

要命地是一到晚上，我的头就疼得厉害，我呻吟着让父母亲为我敲头。

这种状况持续一段时间后，父母亲着急了。一天夜里，我哭着喊着头痛，父亲连夜开着拖拉机带着我进了县城。

我依稀记得母亲为平时并不穿袜子的我穿了一双崭新的黄色的丝袜子。随着拖拉机的颠簸，加之头痛得厉害，我开始糊涂。

到了县城最大的医院，没有床位了，我被安置在一张婴儿床上，连腿都伸不展，那晚，父亲在床边蹲了一宿。

我被查出得了急性脑膜炎，这在当时是很严重的病。曾有邻村的孩子因为此病送了命，治愈的孩子也大都落下了后遗症——变得痴痴呆呆。

父亲显然是吓坏了，迷迷糊糊中我被大夫们不断地推进推出，父亲跟在后面急得满头大汗。

我住了好长时间的医院，每天不是打针就是输液，吃掉了大把大把的药片。病情稳定后，目不识丁的母亲跌跌撞撞地进城来陪床，因为家里的农田需要父亲回去打理。

有天夜里，我不知是意识混乱，还是恶梦缠身，哭着说自己的耳朵里进了钉子，大声喊遍所有亲人的名字，母亲吓坏了，抱着我坐了一夜。第二天，耳科的大夫从我耳朵里掏出了一大团发硬的“铁耳星”。

这期间，不断有亲戚朋友来看望我。偶尔，母亲也会带我到县城的姑姑家里串串门，因为大夫嘱咐我不能受累，母亲就一直背着我。

由于药物的刺激，加上父母不住地为我补充营养食品，那时的我很胖，而母亲却因为操劳不舍得吃瘦得皮包骨头。我趴在母亲的背上，母亲累得气喘吁吁，我要求下来，母亲却死活不肯。

印象中住了好长时间，我终于可以出院了，庆幸的是各项检查都正常。大夫为我开了好多的药品。我的回乡，成了村里的一桩爆炸性新闻。叔叔婶婶，大爷大娘们都来看我，小孩子们也挤了一家。大家七嘴八舌，这个过来摸摸我的头，那个笑着问问话。后来，我才知道，人们是想看看我有没有变傻。

由于生病，我受到了特别的“待遇”，全家人都让着我。家里那只老母鸡生的蛋成了我的独食，有一次弟弟拿了一颗，还被母亲训了一顿。我象一只吹气的皮球，胖乎乎的。

第二年，我读书了。令大家没有想到的是，我的学习成绩出奇地好。父亲和母亲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痊愈后的我十分捣蛋，尽管父母再三叮咛，但在黄河水流过我们村时，我还是受不了那浑浊的渠水的诱惑，偷偷领着妹妹去渠里耍水（实在不能叫游泳，因为水只能至腰间）。我们将渠堰上用水冲刷出一条“滑梯”来，轮流从上面滑到水里，兴奋地大呼小叫。

妹妹不会扎水猛子，我就将她摁到水里再赶紧拉起来，她往往已是泪人一个，哭着穿上衣服回家去告状，我于是匆匆忙忙穿衣，在太阳底下拨拉着脑袋晒干头发才敢回家。母亲会拉着脸问我：“又去耍水了？”我低着头小声说：“没。”于是，母亲挽起我俩的袖管，用指头在我们胳膊上一滑，立时出现两道清晰的白印子：“还嘴硬。”于是母亲使劲拍打妹妹的屁股，对我则是狠狠瞪两眼。

十来岁时，母亲开始给我布置放学后的任务——挖苦菜割草。我有些害怕那成片的葵花林和荒野中的小动物。于是打着玩的幌子说服小几岁的妹妹与我同行。我们会用塑料袋子背一颗圆圆的大西瓜，在渠垅上使劲一摔，用手掏着吃，瓜汁糊得满脸都是。

我特别招蚊子，被咬之处必定会起个大红包，乖巧的妹妹会用她的指甲掐来掐去，要不用草叶子扎来扎去，而我则幸福地躺在草地上，惬意地沉沉欲睡。眼看到中午了，想到母亲交给一尼龙袋子羊草的任务，我匆匆忙忙撒扯一些葵花叶子塞在袋子的底部，上边盖上一些青草充数。

等父亲喂羊时，我常常会偷偷地看他掏出那些葵花叶子时的脸色。不过，父亲一次都没数落过我。众多兄妹中，我是唯一没有挨过打的孩子，为此，弟弟妹妹总说父母亲对我偏心。

不过，很快他们便不再吱声了，我成为了三好学生，学习委员，文艺委员、出板报能手，频频参加乡里、县里、区里组织的各种比赛，父母亲将我的奖状贴了一屋子。村里的乡亲纷纷断言：大徐家的二闺女一定是被换了脑。父母亲总是含笑默默盯着我，我明白这种眼神背后潜藏的欣慰。

感谢上苍，没有让我失去健康快乐的童年，拥有完整而幸福的人生体验。感谢上苍，没有让我变傻变呆，可以坦然从容地向你们述说那场久远的病劫。直到今天，我都心存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