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一九九二的冬天，与父母一起度过艰难的人生岁月

一九九二的冬天，是我记忆存在最冷的冬天。

那年冬天，父母因为刚盖了新房，家里积蓄花光，还有一些外债，而我和姐姐们都在上学，家里经济困难。在县城外贸厂上班的小姨与小姨夫给揽来一笔生意:她们厂子可以把一些手工台布的活给予私人做，前提是要等全部验收合格后才能给工钱。

老实巴交的父母连想都没想答应了，他们信任小姨，更信任国营大厂子，而且觉得小姨帮助了我们，细算下来不仅仅可以还清外债，还可以有点积蓄过个好年。

可那么多手工活也需要找人来做，很快，街坊四邻都知道了，农闲的冬天，很多妇女都愿意挣个零花钱，而且手工台布不是啥技术活，农村妇女都有手工缝纫基础，没费多少口舌，活就派发出去。

那些日子，家里人来人往，母亲却喜笑颜开，每天分货、验货、记账与盘算着工期，对于质量，更是亲自把关，把那些缝制粗糙的台布打回重做，有人耍赖，母亲只好苦口婆心劝说，又亲自一起帮助缝制。父母头一次有一种当小老板的感觉，累并快乐着。

关于工钱，父母说好只要外贸厂一给立马就会发给大家，村里人更相信父母的做人与口碑，没有任何异议！

保证质量赶工期两个月做完了活，小姨与他们厂子技术人员亲自来我家验货，对人们的手艺赞不绝口，并再三保证回去立马把钱发给父母。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过完了阳历年，还有一个月过年了，满怀希望的父母等来的不是给钱的好消息，而是晴天霹雳:外贸厂厂长跑路了，厂子倒闭了！

等父母知道这个消息时已经晚了，小姨他们员工已经把厂子机器还有其他东西瓜分完了，至于外贸厂欠下的债。小姨对父母说:她也没有办法，厂长都跑了，厂子黄了，钱没地要账了！

很快，村里人也听说了那个国营大厂子倒闭的信息，纷纷涌入我们家向父母讨要工钱。

“厂子倒不倒闭我们不管，是从你这里领的活，必须把工钱尽快给我们！”昔日善良可敬的乡邻翻了脸，父母再三保证，三天后一定会给大家满意的答复。

两天两夜，父母几乎没怎么吃饭与睡觉，一下子愁老了，但他们实在想不出任何办法，唯一能做的自己掏腰包把钱给大家。

“他们坑了咱，咱不能坑别人，这事躲不过去。”父亲与母亲说。

“那小姨与小姨夫呢，他们是不是也应该承担一部分？也不来咱家一起想办法！”上初中的大姐咬牙切齿说道。

是啊，小姨与小姨夫一直过得不错，尤其小姨夫是厂子技术人员，我忽然想到了她们家的大彩电与照相机，这在当时的农村可都是有钱人才有的东西。

“小姨为什么不管我们啊，就咱家最穷，她把彩电照相机卖了也可以替我们还一部分钱！再说，这活也是她揽的。”自己也跟着大声喊道。

“小孩子都别插嘴，都给我出去！”从不发脾气的父亲第一次发火，母亲也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低头不语，并使眼色让我们出了门。

也不知父母商量到最后，怎么想的办法，但都没说话，一人骑一辆自行车走了。

到了晚上，父亲与母亲回来了，她们去和条件好的大姨，还有姑奶奶借来了钱。第二天，又让收粮食的小贩把家里的麦子全收走了。

“还得让你们吃两年窝窝头，但咱做人的诚信不能丢，如果我们不把钱给了村里人，以后咱们一家子谁也抬不起头来！”父母把我和姐姐们叫在一起，开起了家庭会议。当然这不是商量，而是毋庸置疑的决定。

“去吧，你们三个跑腿去，按照这纸上的名单挨个通知她们去吧！”父母又派达任务给我们。

很快，人们都来了，讪讪的笑笑，没有人问这钱怎么来的，其实她们心里都明白是父母自己给的钱，但只是按照自己应得的那份领了工钱走了。只有当家一个大娘和一个奶奶坚持着不要，她们知道我们家的情况。

“那等明年秋后一定给你们！”母亲再三保证，并亲自把她们送出门，回来时，母亲红着眼圈，当知道外贸厂倒闭时她没哭，小姨不帮我们时也没哭，却为当家奶奶的几句话掉了眼泪，坚强了许久的她告诉我们:无论多艰难的日子我们都要挺下去！

一下子，家里清净了好多，父母又开始商量如何给家里添点收入。可经济落后的农村既没有任何厂子，也没有别的出路。想赶集做点小生意又要投资本钱，不能在张口去借钱了。

他们待不住，四处想办法。一天，母亲发现田地里很多农户未打的棉花棵子上零星还挂着棉桃，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激动不已:“我去地里摘棉桃啊，现在人们都不要了，也不算偷。”

说干就干，她拿着化肥袋子，骑着自行车走了，却一直到下午天黑才回来，自行车后面驮着一袋子棉桃。

赶紧给她递上饭，母亲一边吃着一边高兴地说:“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地里还有很多，而且没人要。”

是啊，这哪是没人要，而是人们条件好了，谁都不稀罕再去地里受冻摘那些仅有的棉桃了，剩下的数量极少而且都是质量不太好的棉桃，她这一天不知道跑了多少里地，才摘来这些。

第二天，父亲也和母亲一起去地里摘棉桃，俩个人穿着厚厚的棉袄，围着围巾。只露出两眼睛，怕寒风的刺骨吹疼。

每天回来，父母总是比赛，谁摘的棉桃多，质量好。寒假一放，我与姐姐们都没有出去玩，每天坐在小板凳上，面前一堆小山似的棉桃，一人一个簸箕或者筛子，一边包着棉桃，一边说笑。

父母摘回来的棉桃大多都是没开嘴的，好的棉桃早让主家摘走，极其难剥，我们动用锤子砸开。开始兴趣高涨，但手指头由于长久包那些生硬的棉桃，疼的连筷子都握不住。每天晚上父亲烧开一大锅水，挨个让我们泡手，小心的给我们按摩手指。

“咱这是在地里捡钱呢，你们想想，不用种不用管，只需费点功夫，咱自己去摘，包了就能换成钱，多开心啊！”父亲极力安慰着我们。

母亲也鼓励我们说:“小孩子力气越练越有，农民的孩子更不怕吃苦。咱家的娃都是好样的！”

没几天，手上结了老茧，手掌变厚，把抱怨变成了动力，又开始比赛谁包的最多。

一九九二年的冬天，没有与小朋友们大街上捉迷藏，也没有去田野里捉鸟，更没有去小河边打溜滑，全家人一起熬过最艰难的日子。

来年春天土地还没有化冻，父母又在院子里挖了两个长方形深坑，买来红薯与地膜培育红薯秧子，照样全家齐上阵。浇水、扯地膜，每天在父母的吩咐下干着力所能及的活。早晨六点迎着初升的太阳，父母在深坑里采红薯秧子，我与姐姐们负责数秧子，按数量捆成一小捆一小捆，然后他们在拿去集市售卖。

那年，也是老天爷帮我们，红薯秧子价格极高，父母一算，居然还清了所有外债。他们的庆祝方式很简单，买来集市最后收摊剩下的一大堆西红柿和一斤白糖:来来来，孩子们，敞开肚子吃吧，你们最爱吃的西红柿拌白糖。

那一刻让我懂得:无论多困难的日子，精神上倒不下，好日子才会来。

而关于小姨，好几年没有来我们家，大姐结婚时父母打电话她来了，给了我们那最高的礼金，但却没有任何人去谈论几年前发生的那件事。

父母忘了吗？我一直不敢开口问他们，毕竟大喜的日子提这事不吉利。

一身红装打扮出嫁的大姐坐在炕上，那时候还没有摄影机，姐夫雇来的照相人员，大姐招呼着母亲，大姨与小姨:咱四个一起照张合影，一个姨等于半个娘，你们也是俺娘哩！

小姨的眼睛闪烁着亮晶晶的东西，给她们照完，小姨又一把拉过我和二姐:和你大姐多照几张吧，这姊妹情永远不能断！

那时候自己正为大姐的出嫁伤心难过，认为大姐结婚后再也不会疼我了。

婚车载着大姐出了村，自己跟在车后跑着，小姨赶上来拉住了我的手:放心吧，你大姐无论嫁多远，她永远都疼你这个小妹，就像你娘和你大姨一样疼着我！

那天天气非常冷，冻僵了我的手，心却一直暖着，一直到现在，依然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