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典莫忘祖》读罢使人耳目一新，轻松之后陷入沉重的思考

张怀武先生是我的学长、老领导。自大学毕业，他从事过共青团、大学教育、社科研究、党政领导等工作，一生为官，一身俗务。但张先生是真正意义上的书生、学者，藏书满屋，读书甚勤，尤其对于他的专业——中国历史，他用力甚巨，并有可圈可点的成绩。前者是上世纪末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社科院党组书记任上，他倾力推出了介绍西夏历史的20集电视连续剧《贺兰雪》，后者便是此次出版的《数典莫忘祖》。

一

所谓“数典忘祖”，比喻忘本，忘了祖宗，无视古人，也比喻对本国历史的无知，忘掉自己本来的情况或事物的本源。

“数典忘祖”准确地讲应当是“不数典而忘祖”。“典”者，含历史在其中。“数”者，盘点也，读也。张怀武先生之所以撰文在《华兴时报》和《新闻老兵》（宁夏老新闻工作者协会内刊）连载文章，并最终汇成《数典莫忘祖》一书，其动机与初衷即是倡导人们读史。让新闻工作者、广大青年干部在有时代的胸怀的同时有历史眼光，有历史的厚重感、洞悉感与穿透力，有民族的自豪感、危机感与时不我待、积极作为的精神。

历史学者丛日云说：“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有关过去的知识。我们在一个过去的事情和事情有因果联系的脉络中体验现在的世界，从而，当我们体验现在的时候，会参照我们未曾体验的事件和事物。参考我们能够加以追溯的不同的过去，我们对现在会有不同的体验。”

唐太宗李世民说过：“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知兴替，包括知几千年来人类社会、中国社会是如何发展的，是如何兴，如何衰，又如何更替的，也包括今后的社会会向什么方向发展，作为现时的人类个体、社会精英，将对历史的发展起什么样的作用。知兴替是至为必要的。

在“数典”方面，张先生做得很认真、很辛苦。中国的历史，虽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但毕竟作为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中国人，都多少有些掌握。怎样弘扬历史，盘点历史，普及历史知识，其实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张先生采取了笔记的体例，可以畅抒胸怀，自由发挥。该取该舍，该详该略，不做强求，只凭自己的意向与能力。他的书既本于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又挣脱了史书的窠臼，以讲清事情原委，表明价值判断，启发人们思考为指归。

张先生的历史文章写得很严谨，又很放开，纵横捭阖，幽默风趣，引人入胜。读张先生的文章，很轻松，但轻松之后往往陷入沉重的思考。

一般人们的印象，年龄较大的人，长期从事党政工作的人，思想意识比较“正统”、保守，甚至于偏左。但张先生今年已七十有五，从他的文字里，你看到的是包容、豁达、开放，与时俱进，民族情怀，时代视角，世界眼光，全然没有古板味与暮气。张先生的文章引导了很多人跟他一同去“数典”，并从他提供的阵地出发，向史海的纵深挺进，在时代与史海的天地间畅游。享受了人生，推进了事迹，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本人与张先生师出同门，又做了他多年的直接部下，我之所以能在杂文随笔的写作上取得一点成绩，与张先生倡导“数典”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宁夏新闻、社科、广电等领域的中青年骨干，很多人也得益于张先生的耳提面命与不断督促。

二

数典不忘祖。“祖”是什么？怎么才能不忘？

“祖”，有祖宗的意思，又不全是这个意思。中华民族的历史，有言五千年的，有言有文字记载的三千年的，其实几千年不要紧，这在人类发展史上已经是骄人的成绩。这么多年，谁是谁的祖宗，谁又是谁的后人，无法说清。有些官宦之家富贵之家有家谱，可这些家谱有多少可信度，家谱里怎么就没人说自己是赵高、秦桧等人的后人呢？如果笼而统之地说，中国的古人们是今人的祖先，想必大家可以接受，其实将“祖”理解为“古人”更为准确与科学。

了解古人，了解中国的历史，是我们的责任。

本国的光荣史不一定有直接的承袭关系，但对自己的祖宗是有过影响的，不论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总是有的。

本国历史之恶，我们不一定要负责任，但我们的心里要有数，要予以廓清、省悟、检视。

张怀武先生对历史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与冷峻的态度。他没有过度地渲染民族自豪感。

民族自豪感者，即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精神，价值取向，现实状况，未来发展等表示高度认同，充满信心和乐观主义精神的情感。

中国人历来具有强烈民族自豪感。为什么呢？它源于中国辽阔的疆土，富饶的物产，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世代相传的民族美德。当然，这些因素都是有时代性、民族性的，是绝对的更是相对的，可能有一定的局限，有一定的偏谬，但对本民族都是必须的，不可或缺的。

叔本华说：“民族自豪感是最廉价的骄傲。”这话听起来刺耳，却有一定道理，自己以为宝贵的，别人未必；自己自豪的过了度，常常会食古不化，会固步自封，会自束手脚，不思进取，坐失机遇。可能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以“启民”“资政”为己任的张先生没有放大民族自豪感，没给读者送上糖精。

有学者言，在每一个国家，人类那些卑劣、刚愎自用、做作等都集中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民族性”和“国民性”，国民性有些是需要扬弃与批判的，鲁迅毕生就在从事这项事业。

该自豪的自豪，不该自豪的就不要硬去自豪。

与民族自豪感相对应的，是民族危机感。

黑格尔说：“中国在本质上没有真正的历史，它只是不断地重复皇帝的倒台和更迭，并没有从中诞生任何进步。”在黑格尔眼中，几千年的中国更像一个赌场，小人轮流坐庄，无赖换班执政，底层民众是陪葬的炮灰。“中国的任何变化都没有改变这个现实。”

黑格尔的话也许言过其实，有绝对的地方。但是，中国几千年的皇权社会，周而复始，原地踏步，中国人在制度文明方面对世界鲜少贡献，这是不争的事实。这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的一大顽疾。这一顽疾对社会造成的伤害与阻滞难以估量。在辛亥革命的基础上，不断推进社会的民主、自由、富强，任重道远。谈危机，这就是危机。当然，与之伴随的是中华民族的大好前程。

中华民族目前存在的“危机”还有很多，比如晋朝的奢靡之风，隋朝的开疆拓土、开凿运河的好大喜功，义和团的“烧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的自闭，清朝王公大臣“奇技淫巧，坏我民心”的愚鲁，冯玉祥不讲诚信，将几千年来第一个自动让位，订立了退休文件的清朝末代皇帝赶出紫禁城的盲动等等。这些东西影响还在，有些在还持续发酵。

张先生在书中对中国历史上的一些不良现象进行了批评，对历史典籍中的一些糟粕进行了分析与扬弃。民族自豪感可以鼓舞人、坚定人，也可以麻痹人，消弭人的意志，瓦解人的斗志与进取精神，很可能使人落伍，更可能使人失足。民族的危机感可以使人清醒，使人内省、谦虚、勤恳、务实、真诚、奋进。张先生的历史观，窃以为是与中国历史上的史学家基本一致的，但他站在时代的高度，对几千年的中国皇权社会有了更深刻的纵向透视，有了更加自觉的理性的横向比较，因而置身历史之中，又超然历史之外，得出了现代史学者应有的历史之语与时代之语。

三

《数典莫忘祖》一书，有许多使人耳目一新之处。

张先生没有简单地歌颂“大一统”。在传统观念里，历代的帝王，不论个人品德如何，治理国家的能力大小，其治下的百姓是否生活还过得去，只要穷兵黩武，南征北伐，开疆拓土，把国家搞得很大很统一，就是好皇帝，但实际上呢，帝王国家的大小，他的统治是否稳固永久，与百姓有一定关系，但也不一定有太大关系。“大一统”的前提，是百姓生命与财产的付出，是黎民的苦难。如此的“大一统”，在当代是有消极意义的，只能在后人的史书中闪亮。张先生对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动荡战乱的历史，从当时民众的利益以及后世理性史家的角度，作了高度评价。他说：“这一时期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思想最开明、文化最繁荣、科技成就突出、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争议最有价值的时期。”

与“大一统”连带的，有一个“稳定”与“发展”的问题。过分强调稳定，不致力于发展，不让人民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获得轻松感与满足感，“大一统”“稳定”都会受到挑战。在此问题上，我们应从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寻找借鉴。

太强调“大一统”，可能会使民族窒息。苏联的兴起与解体，有许多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经验教训需要我们去汲取。

对于国家政权与百姓的关系，张先生做了深刻的剖析。封建社会或曰皇权社会，政权本质上是家天下，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的百姓是杀伐的工具，杀伐的对象，是赋税的承担者，张先生引用元代张养浩的论断，说明“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所以，对某一个历史上的国家或国君做道德与价值上的裁定，对历朝历代的百姓没有意义，只有在史学者进行纵向横向的比较时，才有一定价值。

鉴于对“大一统”，对帝王兴废问题的深刻理解，张先生对帝制做了揭露，并对其严重的影响，表示了忧虑。他在 书中指出：“以至于六百年后的今天，依然清晰可见。”此乃其史识、史见、史胆的集中体现。

张先生在书中对君与百姓，国与天下有非常清晰的区分。他运用顾炎武的论断，认为“亡国”与“亡天下”是不同的概念。“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对于百姓来说，“亡国”可怕而又不可怕。亡国了，只不过皇位易姓易主了，对百姓来说，失去什么，得到什么，失去的多还是得到的多都不一定。而“亡天下”人们难以生存下去了，那就很可怕。

千百年来，人们不断倡导爱国主义，这里的“国”，应是“天下”，不是一姓一朝的某个“国”。有如此的认识，老百姓也会生活得轻松坦然一些，操该操的心，做该做的事，不必自命崇高，不担不该自己担也担不起的责任。

张先生对成吉思汗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做了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

在一些中国人的心目中，成吉思汗的铁骑曾征服欧亚许多国家，其疆土也十分辽阔，被毛泽东誉为“一代天骄”。因此，便以为成吉思汗不但是中国人，而且是中国人的骄傲。广义地讲，此论有一定道理。但事实上，成吉思汗的子孙建立的元朝只存在了90多年。蒙古人征服的地方很多，中国只是一部分。蒙古人最终也未能如契丹、金、西夏、满等民族一样，融入汉族。他们的疆场不是土地，仍是马背。所以，张先生以为，“成吉思汗是蒙古人的骄傲，不是汉人的”。

当然，与此相对应，成吉思汗以及历史上蒙古人的劣行与罪恶，比如对欧亚许多国家的征伐，掳掠与占领，对许多民族的杀戮与残酷统治，也应当由他们负责，与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无关。关于“黄祸”的指责，安不到中国人头上。

对于农民起义，张先生认为那是“官逼民反”，因为土地的过分兼并，农民无地可耕；因为赋税太重，农民被盘剥殆尽，难以为继；因为突降的天灾人祸，将农民推向了绝境；因为有些农民的“帝王”之心膨胀，萌生造反之心之意之行。农民起义许多都波澜壮阔，可歌可泣。对于皇权统治给予了沉重打击，对于百姓赖以生存的社会也进行了严重破坏。但农民起义的目标不明确，无非“均贫富，等贵贱”，“不纳粮”“杀尽不平方太平”等等。但是，这些东西不是根本性的制度设计与要求，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与政治制度下，也根本难以实现。因此，农民起义大多失败，少数成功的，如朱元璋，把元朝改成了明朝，猫叫了咪咪，只是进行了简单的破坏与重置。对于农民起义，不可评价太高；对于农民起义的破坏作用，也不可无视。在评价农民起义问题上，张先生严肃、冷峻、理性，真正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几十年来，中国人信奉“造反有理”，也信奉“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的理念，因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是农民，建政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政界学界对农民起义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似乎所有的农民起义都是革命的光荣的正确的，所有农民起义领袖都是革命者是伟人。而事实上，很多农民起义领袖是流氓无赖，很多还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比如大西王张献忠，以人肉做军粮，将四川地区杀成了无人区。近来，对农民起义的一些负面效应有一些揭露与批评，但显然还很不够。

在目前的社会，对于“造反有理”的理论，应当予以理性的解释与认识，梳理历史，科学评价农民起义，是应当做好的功课。在此方面，张先生做了积极的探索。

改革开放之后，历史学也摆脱了“阶级斗争”等沉重的枷锁，出现了勃勃生机，获得了全面发展。历史学者对于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事件和人物，开始进行反思，进行实事求是地梳理与基于求真求实、包容开放史学观点下的重新评价。有人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翻案”，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确立之前，“翻案”比“作案”的名声更臭。但是，正如胡耀邦主持对建政后数以十万百万计的冤假错案予以平反昭雪一样，历史之案，该翻还是要翻，不翻不但对古人不公，对今人事业的发展也至为不利。

张怀武先生不热衷于“翻案”，不以“翻案”制造噱头，博人眼球，但对于他认为需要重新评价的事件和人物，他不惧指责，不畏险阻，爬梳史料，找到根据，还人物与事件以本来面貌。哪怕对一些人物，千百年来有定论的人物，只要发现他做得好的方面，他为推动历史进步所作的贡献，张先生也要以重笔浓墨将此表述出来。

对于秦始皇、隋炀帝、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等人物，张先生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一分为二肯定了他们的进步意义。

令人震惊与殊为可贵的是，张先生对历史上极受诟病与讽刺的殷纣王的评价，使人耳目一新。殷纣王为恶之深，人神共愤。他烽火戏诸侯，剖孕妇之腹，验胎儿性别，挖其叔父比干的心脏，等等，不惜社稷，不恤百姓，真正的昏君暴君。张先生指出：“郭沫若先生说，许多史书上说殷纣王是‘暴虐无道’、‘荒淫无耻’的昏君，但据现有的史料来分析，殷纣王倒实在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相貌也很端庄魁梧。他平定了东夷，开拓出来的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成为宋、楚、徐等国的根据地，到春秋时代，中国的南北方事实上已经是‘车同轨，书同文’”，故中国的统一是殷纣王开其端，秦始皇收其果。持这种观点，郭沫若勇气可嘉。而将之接收并加以推介，张先生同样有高尚的史德。

张怀武先生不固守历史陈言旧论，他的历史观是客观、公正、开放、发展的历史观。

四

张怀武先生在进行历史研究中，在方法论方面有其独到性。

将历史研究与现实需要紧密结合，古为今用，让人们对历史有了接触感、亲切感，有了读史的需要与动力。通过他通俗的文字，让逝去千百年的人与事重新有了血肉，鲜活了起来，人们可以感知古之仁人志士、社会贤达的思维历程、行为轨迹，让人们通过自己的思考，对历史得出结论，并获得借鉴。这比填鸭式地灌输要高明得多，也有效得多。张先生的书一本在手，人们会有爱不释手的感觉，也会有受益匪浅的肯定之语。

张先生著书的一个愿景，是“为往圣继绝学”。历史学可以说不是绝学，但在不正常的年代，历史成了政治的附庸，成了可以任由人打扮的姑娘，也可以说就成了绝学。张先生在讲述历史中，尽可能尊重历史资料，同时吸取史学方面的最新方法和最新成果，并在一些方面能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一作为，就是在“为往圣继绝学”。相信通过张先生的影响，青年学者们对历史研究能有更高的热情，更广泛的兴趣，更严谨的态度，更勤奋的工作，更艰苦的探索，以取得更为丰硕的、过硬的、能醒世济世的成果。

张先生具有强烈的世界眼光，他的书，宗旨是梳理中国历史，但他并未自筑围城，并未做“天朝大国”之梦，并未孤立地就中国说中国。他把中国放在全球视野去考察，用一把尺子、文明的尺子度量各国，进行必要的参照对比。在许多重要的历史时期，关键节点，在讲述中国的人与事时，张先生自然而必需地讲述了此时西方国家在发生什么事，怎么发生的，与中国有何不同，对中国有何影响。对于西方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等，张先生都用了一定篇幅予以介绍。当然，对于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比如“四大发明”的传布，比如“科举制度”对西方现代文官制度的影响等等，张先生也做了认真描述。张先生在“以古论今，以今证古”的同时，以西论中，以中证西。自然而又贴切，必要而又必需。

以今证古，古今相通，寻找规律。张先生在论述“财神”现象时说：“笔者在这里发现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周围掘得第一桶金的人似乎相当多的都是‘出身不好’或有问题或被排除在体制外的人。”“美籍华人黄仁宇先生不认同万历年间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看法，因为他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一种系统。而中国的传统政治既无此组织能力，也不愿私人财富扩充到不易控制的地步。”“但商品经济的繁荣在当时确是客观存在的，它催生了一个庞大的市民阶层。”以古观今，还是以古论今，对于理解中国经济的艰难发展都有意义。

张先生的书，是严肃的历史著作。但写得极有故事味。在描述历史人物与事件时，娓娓道来，有时间、地点、人物，有原因、有伏笔、有冲突、有高潮、有结果。在描述石崇家人互相残杀，尤其是石崇要杀只有5岁的孙子，孙子拽着他的胳膊，不肯跟刽子手而去时，现场感、悲情感十分强烈。因为具有强烈的故事效果，所以更能抓住人，打动人，也能让读者更加深刻地认识皇权社会的残酷与无情。

在写“开放的大唐”时，张先生写了唐玄宗开元年间唐朝诗人的一个故事。诗人王昌龄、高适和王之涣三人闲居长安，一个雪天，三人在一家酒店喝酒，巧遇梨园伶官数十人在酒店宴饮欢唱。这三个诗人坐在角落里，听到伶官所唱歌词均是他们的诗，并以被唱的诗之多少“排座次”。这个故事被张先生讲得有声有色、有情有韵。张先生讲了好几个唐朝诗人的故事，对读者理解为什么唐朝是诗歌大兴的朝代，唐诗的伟大和迷人等提供了视觉与知觉等方面的帮助。

《数典莫忘祖》一书，文风朴实，娓娓道来。书中没有诗云子曰、之乎者也。没有古文功底的炫耀，没有西式复句的铺排，没有为引文而引文，左右掉书袋。文风清新朴实。在对历史的叙述与评价方面，没有故作惊人之语，没有制造什么噱头，故作高深。自始至终，以一个严肃的学者与长者的身份，在与读者交流、交锋、交心。全书紧紧围绕历史人物与事件展开，没有借题发挥，表述个人的与主题无关的思绪。有实事求是之心，无哗众取宠之意。

《数典莫忘祖》的文字十分简约、流畅。张先生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史记》的风格，虽不做“无一字无来由”之思，但却尽量将文字限定在叙事说理的必需之内，书中没有滥用的副词、形容词之类，没有过多的虚饰、夸张、铺排。在对王朝的叙述中，有些朝代，张先生用一两百字就说清了这个朝代的名称、起止时间、创立者，皇帝的更替，朝代的作为，灭亡的原因。这个功夫，令人惊叹，也令人钦佩。

文风其实也是学者人品的表露。

虽然只有区区四十万字，张怀武先生却为我们勾画了一部完整的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民族文明史。他肯定了中国历史上的辉煌，肯定了中华民族为人类所作的贡献，也对中国几千年的皇权社会、对于帝王政治，对落后的思想进行了严肃批评，对于“宁可亡国，不可改革”这样的守旧意识进行了彻底否定。张先生呼唤中华民族与世界一切进步的民族同行，改革、开放、创新、创造更加灿烂的文明。

学者丛日云说：“一个民族只有保存对历史的客观完整的记忆——不仅保持着对历史的敬意与珍重，也保持着对历史的反省与批判，才能从真实的历史中得出真实的教训。选择性的历史、被阉割的历史是对当代人和后人的误导，失忆和伪造的历史则是致命的毒药。”张先生是官员，更是历史学者，他写出了客观完整的历史。

牛撇捺，一九五七年出生，甘肃皋兰人。退休职员，业余文史爱好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宁夏杂文学会会长。著有《牛撇捺文集》（八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