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经常见到这样的胡同闲人,我常功利地想:这般活着为什么呢



北京,经常见到这样的胡同闲人,我常功利地想:这般活着为什么呢

来去在胡同里,总见到他们,闲闲的。姑且就这么称呼了,算得冒昧吗?

老人自是闲的,胡同老人,如同那些思想静默在天空根脚静默在泥土中的古槐,如同像台阶旁被风雨磨蚀的石头狮子和门墩儿,如同生了枯草的屋瓦、灰色的老墙和那大大小小斑驳暗红的门,早已是胡同凝固的一部分,连同他们终于闲下来了的晚年。

冬日的晴天儿里,总见那枣红底子洋红花儿旧马甲的老太太,面对着台阶儿边一堵墙晒暖儿,捶着腿捶着腰,灰白的发被两个夹子拢在耳背,梢儿微微卷着落在颈间。她的脸色黯了,依然慈和清秀,显见得年轻时的美。总见那孤独的老人,坐在自家门槛上听新闻,即便冬天最冷的日子,天还没亮,收垃圾的车子都还没来,他已坐在门口,靠着门框,手里的收录机把早新闻和老人的寂寞灌了半街筒子。我还见扶着竹制婴儿车的肥胖的老太太,车把挂着三两颗油菜芹菜或是一块儿豆腐,浑身松肥沉重,连同那吱吱嘎嘎勉强转动的婴儿车,仿佛随时会散堆在地上。

胡同闲人当然不是他们,在这北京最市井的街巷里,老人们走过一生简朴的日子,中国人熬过的那些苦,他们都经过,该闲闲了。

想说的是那些青壮的男人。

有个年轻人,有三十岁吗?我见他时他总在做两件事:站在门口发呆,或攥一团纸去厕所。冬天一套珊瑚绒睡衣,夏天一身棉绸家居服,发型总还时尚整齐,却和他的慵懒格格不入。

还有个五十上下的男人,夏天的穿着记不得了,冬天是永远在大花的睡裤上罩一件貂皮大衣:枣红发黄的皮面,泛紫的毛领。两襟松散着,露出睡衣上挂着的大块儿玉饰或粗硕的金链子,手里揉着珠串儿,拇指上套着扳指儿,夸张的绿。很多时候他在主持一个小小的聊天,兴奋地讲着。听众里常有位轻微中风后遗症的中年男人,老实温和的样子。他常在胡同里走,拖着一条腿,许是为了锻炼。这时他拄了拐站着,笑微微地听,虽不急着走,也见得是在等貂皮玉饰的男人话题告一段落再接着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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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日日走过几个中年男人的小桌,熟悉了几张脸,也熟悉了他们的茶饭。多数时候在喝茶闲话,一人一只玻璃瓶或大瓷杯子,半杯茶半杯水,泡着吹着喝着,全没有喝茶一泡儿二泡儿的讲究,端到嘴边吸溜一口或仰脖儿灌几口,再把杯子蹲在桌儿上。他们的兴致在些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里。

有人或车从胡同走过,他们会停了话题,好一会儿不说什么,也并不为看人或车,那一扭头的时间可以很长,好多打发点时间,忽然觉得蝉声很响。

夏天的午后会邂逅他们的午饭,槐树阴里,各人从家里端出一两样儿,不拘炸花生或拌豆腐,也一定有一盘儿切肘子或炖鸡放在中间。许就是这一盘肘子一碗鸡聚了一个小小的餐吧。这餐饭会吃很久,我去上课,他们正张罗着从各院儿端饭端菜出来,两节课后再路过,饭已意兴阑珊:几粒槐花落在桌上,几块鸡肉儿剩了泡在汤里,几撮儿骨头散在桌边;或是肘子已寥寥,露着盘底。于是那摊在椅上的,弓着腰坐在圆凳儿上的,一只腿压着另一只,或仍在咀嚼,或已安了一支烟在嘴里,不时歪过脸来吐烟儿。旁边轮椅里常坐个瘦而弱的老太太,不怎么吃也不太言语,笑呵呵地,大概只为打发寂寞吧。带老人一块儿玩,我便对这散坐的几个男人多了些好感。

也有反感了他们的一次。大清早去上课,见几个男人围成一圈儿站着,看那圈里,居然是泡在热水里的一只鸽子,毛儿已经褪了一半,小而多肉的一只腿伸直了翘着,我想那是受伤死了的一只鸽子或是市场上买了杀好的他们在收拾,心里已不舒服。快走两步,却见老槐树下淋漓的新鲜鸽血,便十分恼恨且轻视那馋啦啦围着一只小鸽子等吃的几个了。

下了雨,鸽血淡了,我的情绪也渐平复:倒退二三十年,这样的打牙祭也是胡同生活的一部分吧。曾经合理的存在,如今还有,也是一种传承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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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几个清谈客,似乎雅些,他们在胡同丁字路口稍稍宽敞处,摆了许多花木,上面遮一把阳伞,围起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花木扶苏处,常见他们散坐在拼起的长桌两边,喝茶,饮酒,聊天。风雨多的日子,侧面再挡些雨布,透明的或是蓝蓝绿绿的。每路过,不由再回头,心里想起竹林七贤或“弹琴复长啸”等等这般人物诗句。顶上高高的槐树阴里喜鹊的叫声稀里哗啦地,也有些嬉皮。

许是聚得久了有些影响力了,有日竟有人在这空地儿上建了个亭子,是那种比较考究雅致的亭子,地基垫得很高,中间一面木桌,四面木椅环围。飞檐斗顶、做旧的木柱栏,颇贴合胡同的建筑风格。想来定是街道或居委会对他们的成全吧。他们的清谈雅饮似被扶了正,按说该有板有眼了。谁想随即竟淡了兴,自觉散了场子了。是了,那种倒三歪四的坐姿很难在团团围坐中呈现,几碟花生米火腿肠也羞于上得高桌了。被拘在一个无遮拦的被瞩目的亭子里,他们终没了原来的惬意。可是他们常聚的地方到底没了,就连原来清晨里落叶露水的残席也少见了。倒是几个附近单位的保安或清洁工常抱了大水杯在这里歇息,统一的制服和欠了半个身子随时要走的姿态丝毫没为这亭子增色。在我看来,这建亭子到底成了一件出力不讨好的憾事。

另有几个不聚群的闲人,或坐或站地也常见,他们的手里没有鸟笼,却总让人想起提笼架鸟斗鸡走狗这种词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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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很功利地想:这般活着为什么呢?给自己找点事情不好吗?也曾想搭讪着问一问的,终于担心自己不愿认可他们的人生哲学会露出猎奇的本心而不曾张嘴。

虽不曾聊天闲话,耳朵里终没少留意着他们的生活:

“怎着?今儿喝了多少?”

“高了,你没见这半天儿,他连厕所都没去?”

……

“今儿您难请,哥儿几个上午发信息,这会儿才到!”

“昨儿看书忘了时间,放下书天亮了,特么六点才睡!”

……

走着,看着,听着,愈来愈常常想起陈眉公的一首小词:

清平乐·闲居书付儿辈

有儿事足,

一把茅遮屋。

若使薄田耕不熟,

添个新生黄犊。

闲来也教儿孙,

读书不为功名。

种竹,浇花,酿酒;

世家闭户先生。

没有薄田,没有黄犊儿,其余尽有了。城市里,能享到眉公述付儿辈的幸福的要推胡同闲人了,这是朴实的幸福,是道家的清静无为,是每个中国人骨子里的追求,是胡同闲人本能的追求。

许多年来,我们在儒家文化里努力、忍受,以为自己要奋斗出独特的自己,多年如一日,终不过是芸芸众生中一个。

蓦然回首,发现半生努力仍只成全了一餐饭,一时闲罢了。

走出胡同,便是繁华的簋街,是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使人不由得,仍加快了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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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庆梅,七十年代生于内蒙呼伦贝尔盟,现北京市中学教师。崇尚自然,爱好读书、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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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更新:2024-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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