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影中好人总是行动迟缓而坏人行动迅速？

很多电影中的好人总是行动迟缓，而坏人行动迅速，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为了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不得不这样设置。影片故事要产生矛盾冲突，而人物是矛盾冲突中重要的主体，有了正面形象就要设计负面形象与之相对，有了好人就要设置坏人与之相斗，如此一来，故事才会好看，才会精彩迭出。要是一个故事里的人都是好人，没有一个坏人，就不一定好看了，除非那些好人主观上不去作恶，但好心办坏事，造成了客观上的作恶，也就成了负面形象，当然也就好看一些了。要想把故事拉长，就要表现好人与坏人争斗过程中的艰难与曲折，要是坏人不堪一击，被好人一打就倒，故事就没意思了，不会超过五分钟，就成了小段子，而不是电影了。一般电影都要撑过一个多小时，需要有波折的故事，而不是平铺直叙的故事。坏人比较多，故事就比较复杂；坏人凶狠狡诈，故事就有看头；坏人不凶狠但很狡诈，也让故事增色不少。而好人一般情况下保持始终如一的好人本色，或者叫做英雄本色，性格单一，有点类型化的特点，当然行动起来就比较缓慢了。好人行动缓慢，才能显出坏人的凶狠狡诈，才能显示战胜坏人过程中的艰难与曲折。好人和坏人在不断地交锋、斗争中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让情节得以延伸至更广阔的空间，也吸引人们一步一步看下去。

好人在明处，坏人在暗处，或者坏人就是好人中的一员，只是做了卧底或者叛徒，隐藏比较深，不易被发现。他们会有很多帮手，成一条龙操作，搜集信息准确，分工明确，弄得那些好人们团团转，但最终还是要被好人一网打尽的。应了一句古话“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虽然人们都知道最后结局，但还是要从头看到尾，希望看到更多的事件发展的可能性，尤其是在坏人猖狂作案的时候，他们义愤填膺，痛恨行动迟缓的好人，而且还想自己跑到影片中跃跃欲试，总是不忘带一句评论“要是我，我就……”其实，好人和坏人斗本身就有点吃亏。好人在明处，光明正大，要想调动社会资源铲恶锄奸，并非那么容易，而坏人在好人调集人马来到事发现场的时候，已经逃之夭夭了。好人想逮住坏人就变得难上加难，而且还要有执着破案的精神。譬如警察要想逮住一些犯罪分子，除了搜集信息侦查以外，就是要调动警队所有力量，甚至还要动用特种部队，对犯罪分子实施围捕。但是，调动的过程并不是那么顺利，要经过层层审批，层层把关。等到警察们到了犯罪现场，犯罪分子早已经逃走了。要是团伙犯罪就更不容易被逮住了，除非那些人自己出了问题，或者被一些警员围堵，不然早就逃走了。好人搜捕坏人并不容易，如大海捞针，还要安排卧底，坏人想要知道好人什么事，简直易如反掌。也就是说，好人有好人的做事原则，坏人也有坏人的做事原则。坏人的行踪不好被好人摸清，而好人的行踪就容易被坏人摸清了。于是，很多警匪片就有了警察家属被坏人绑架威胁的情节，而警察绑架威胁坏人家属就不行，因为那样会犯法的。

好人遵守法律，坏人蔑视法律，并经常突破法律的限制。于是，好人就要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活动，坏人就要游走在灰色产业链以及地下产业链中，不和好人有什么来往。警察不能严刑逼供，不能无原则地开枪射击，要讲证据，讲正气，但做起事来就会捉襟见肘，毕竟做事不是说说而已，要认真行动，还要讲究方式方法，讲科学不讲迷信，也不讲官僚主义。但现实是既有瞎指挥的，也有迷信的，也有官僚主义的，以至于反映到电影里，弄得电影里做事的都是一些底层人物，或者是得不到升迁的小职员。而那些高官们大多知道官场的规矩，宁可不作为也不会把事情做过了头，要是做过了头就会面临被免职的危险。其实，很多事情并非只有坏人作恶那么简单，而是很多官僚不作为造成的。也就是说，是官僚笨蛋或者官僚体系的痼疾给了犯罪分子很大的活动空间，也让他们敢于胡作非为。

在坏人队伍里卧底的好人孤军奋战，容易面临生死考验；而在好人队伍里卧底的坏人，却不容易被发现，也最可恶。很多坏事都是因为坏人有内线，有保护伞，有靠山才干成的，并且坏人不受追究，要是有好人要追究坏人的责任了，就会有人提前给坏人打招呼，让他们跑掉了，或者直接撑起保护伞，保护伞下的坏人了。

其实，做好人容易，做坏人难。要是好人和坏人斗上了，好人就不太容易做了，毕竟好人要按照常理出牌，而坏人不按常规出牌，还经常威胁好人及其家属，事情就变得非常棘手了。要是官僚主义盛行，好人也就只能保持沉默了，不敢有什么作为了，而那些有具体作为的基本上手里没什么权力，是不是体制造成的？还是坏人太狡猾，需要好人联合起来？信体制以及程序还是信自己以及兄弟？好人和坏人似乎以此为区分的标准，到底谁厉害，谁统观全局，谁行动迅速，谁行动迟缓，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就好像家养的猪和野猪到底谁厉害？答案也是不言自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