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时的"59岁现象"

——读《魏书》记 （37）

（张彝撰写的《历帝图》，历十六个朝代）

按照目前我国的退休制度，男性满57岁就"船到码头车到站"了。所谓"59岁现象"，是指临近退休前，出于一种"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特殊心理， 所言、所行，有悖于以往，往往借着要退而未退的机会，暴敛钱财，收受贿赂，甚至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遂导致因晚节不保而坏了一世英名。

这种现象，非独今日才有，而是古已有之的，至少，在北魏时名臣张彝身上就已存在了。

张彝也并非等闲之辈。不论人品，还是政绩、学问诸方面，都不乏可圈可点之处。他不但学识渊博，才华横溢，而且"性公强，有风气"，史书称他"少而豪放，出入殿庭，步眄高上，无所顾忌。""爱好知已，轻忽下流，非其意者，视之蔑尔。"御史中尉甄琛形容他是"非虎非兕（一种独角犀牛），率彼旷野"。当时的文明太后，雅尚恭谨，对张彝的行为颇有几分看不惯，曾召集百官督责之，令其羞悔。谁知他根本不听那一套，照旧我行我素。然而他的才干是任谁也不能忽视的。他善于督察，每年朝廷遣使到各地巡检，张彝是当时的不二人选。由于他清慎严猛，所到之处，人人伏畏。在他出任外职期间，多所制立，宣布新风，革其旧俗，民庶爱仰之。他曾为国造了一座佛寺，均根据有罪咎者的情节轻重，免于鞭杖之刑，而罚为工役。当时他曾开罪于仆射高肇,原因是他俩同时看上了寡居的陈留公主，结果皇上将其许给了张彝。这当然遭到了高肇的嫉恨，于是，就在世宗面前说张彝的坏话，称其擅立刑法，劳役百姓。于是，皇上派人去查，结果张彝清身奉法，求其愆过，遂无所得。除此之外，他还曾编成五卷《历帝图》，其中收三千二百七年，十六代，共一百二十八皇帝的历史；并"周历于齐鲁之间，遍驰于梁宋之域，询采诗颂，研检狱情，"编为七卷，呈送皇帝御览。

就是这么一位有为之臣，到了晚年，却晚节不保。肃宗初，他被诏加为征西将军、冀州大中正，其时，他已年近六十，加上患偏风，手脚不便。然而，他上任以后，仍然自强人事，孜孜不怠，政绩不错。可就是这时，他患上了"五十九岁病"。他大起第宅，生活奢华，对亲朋好友也一反常态，时时以语侮之，一时怨声四起；且于"荣宦之间，未能止足"，多次上表，希加赏报，积年不已，以致惹得"朝廷患之"。后来，他的二儿子仲瑀，因为上封"求铨别选格，排抑武人"，犯了众怒。结果，羽林虎贲将士近千人，大闹尚书省，并以瓦石击打公门；后来，又直奔张家，以杖石为兵器，将张彝拖到堂下，恣意殴打辱骂。他的两个儿子吓得跳墙逃跑。，长子始均返回救父结果被暴打以后，又被投到火中，被活活烧死。这次打击的影响，对张彝来说，可想而知，不久，便一命呜呼。时年恰好五十九岁。

张彝死于五十九岁，当然只是个巧合，但如果他能保持晚节的话，下场就不会那么惨，起码可以闹个全身而退。应当说，他壮年时的敬业、正直以及廉洁，都是出于真诚的，那么，为什么九十九拜都拜了，只剩下最后一抖手了，却突然失节了呢？原因自然是复杂的，既有社会的，也有文化的；既有政治的，又有经济的。但最主要的，还是个人的人性因素起了关键作用。

当一个人知道自己官运不永的时候，心理就会发生潜移默化的微妙变化。也许，在回首往事的时候，他认为自已一生辛辛苦苦，勤勤恳恳，为朝廷，为皇上，为百姓耗尽了大半生的心血，造福于社会，造福于民众，唯独没有顾念到自已。这时，心中就难免有一种亏待自已了的感觉。唯一挽回的办法，自然就是抓住最后的机会，狠狠地捞上一把，既可弥补亏待自已的遗憾，也为自已晚年尽情享受美好人生创造条件。一旦人被欲念蒙心，那么，什么道德伦理，什么舆论，什么法律，什么名声等等，都可以置之不管了。加上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为其提供了便利条件，他自然是要大捞而特捞了。

我们在为"五十九岁"而失身、失节者们扼腕叹息的同时，也应对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源予以反思与检讨。除了让人们进行道德方面的自我完善外，看看还有其他方面诸如政治、文化、经济之类的漏洞可补。此举既有益于社会和百姓，又有益于老干部们保持晚节。只要铲除了其所赖于生存的土壤，那么，"五十九岁现象"也会自然消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