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阳明心学总汇，中国近代哲学的最高境界

《传习录》是明代王守仁的哲学著作集，王守仁，本名王云，自号阳明山人世称阳明先生，浙江绍兴人，他出生于地主家庭，二十八登进士第，曾任刑部主事、兵部主事、吏部主事等职，他是文人领兵打仗的特殊人物，因镇压农民起义而受到朝廷重用，晚年讲学，弟子众多，他的学说在晚明时期影响很大，他的著作后人编为《王文成公全书》共三十八卷，《传习录》和《大学问》是他的哲学代表作。

《传习录》分上中下三卷，卷上是王守仁讲学的语录，卷中是王守仁写给别人的七封信，卷下是一部分语录和《朱子晚年定论》（包括王守仁写的序和摘录的朱熹的三十四段话），全书由王守仁的门人徐爱和钱德洪编辑而成，该书包括了王守仁学说的主要观点，是研究王守仁思想的主要资料。

《传习录》继承了陆九渊“心学”思想，对“心学”体系进行了加工论证，谈到了心与物的关系，提出“心外无物”的命题，他指出耳、目、口、鼻、四肢尽管可以有不同的感觉，但都必须作用于心才能产生，他说心是感觉的主宰，是一切认识的基础，任何器官与外界的接触，如果不用心便不会产生知觉，也不会意识到这个事物的存在和性质，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当人心不在焉时，眼前出现的一切都不会对我们产生影响，仿佛没有看见一样，王守仁把这种现象加以夸大和绝对化，认为事物是不能离开心而存在的，他说深山中的花“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你同归于寂；你来看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他还提出了“心外无理”的命题，认为“理”是一种作用，没有心去感觉物，物本身就不存在了，哪里还有什么“理”。

《传习录》提出“致良知”的学说，“良知”就等于心，是万物的本源和主宰，就是“天理”，这天理就是人心中的先天具有的道德观念，“致良知”就是道德修养、道德实践的过程，针对朱熹“格物致知”的观点，王守仁认为“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为恶时格物”，物不在心外，因此格物也就是闭门修养、体悟本心，“致良知”时心所具有的作用，也是认识追求的目标和评价认识的标准，是一系列的伦理标准，“致良知”的目的是实践封建道德也就是“行”，王守仁认为不应该把知和行分成两截，“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只要认识到就会有相应的行动，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他发现了人类活动的有意识、有目的性，便把意识和人类的活动看作是统一的，他的这种观点也体现在生活之中，在镇压农民起义时，他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因此他从事讲学，采取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以“破心中贼”为根本目的，《传习录》中阐述的心学观点，“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学说时哲学中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但是它们同时又是讲道德观的正确性、永恒性以及宣传和执行这种道德观的方法，因此又可以说成是一种道德哲学，反映了中国哲学的原生特点。

《传习录》卷下的后半部分时《朱子晚年定论》，它是王守仁从朱熹的书礼中，搜集了一些于自己的意见相类似的片段后汇编在一起的，王守仁以此来说明朱熹晚年的观点与自己的观点完全一致，这样既肯定了他自己的观点，有打击了朱熹思想的垄断地位。

《传习录》中阐述的王守仁的心学思想对后世哲学发展影响很大，同时他在书中讲要求理于心，蕴含着强调主观意识、自立精神、不依赖他人、不迷信权威的观点，这对封建伦理道德、对凝固的程朱理学都起到冲击和破坏的作用，对对封建时代的一些改革家、思想家、近代的一些仁人志士、当今企业家管理经营理念有一定的启迪作用，但王守仁只强调道德不重视知识，只重视直觉内省而忽视理性思维，这些又给后人带来消极影响，不管怎样说，和古代思想家相比，王阳明心学代表中国近代哲学的最高思维境界，这样的评价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