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这个词大概是在中古时期才广泛使用的，之前的“市”，“场”是分开的，并不是一个概念。一切的原因都是源于唐代长安庙会的兴起和坊市制度的破坏。那么在唐代时期，长安庙会究竟为何可以兴起，不是有专门的“市”？坊市制度的破坏又与长安庙会的兴起有什么关系？

一、坊市制度究竟为什么会遭到破坏？

1、坊市制度不能够承载超额的商业活动，坊市制度逐渐被破坏

坊市制度的建立大概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但是当时的坊市主要是用于商贸交易场所，并没有其实际的居住功能，《晋令》规定：“坐垆肆者，皆不得宿肆上”。可见当时的坊市功能还是比较单一的。

进入隋唐时期，随着商业活动的活跃，坊市的功能逐渐发生了改变，坊市有了居住功能。但是隋唐为了进一步规范市民的生活，对于坊市的界限进行了严格的划分。

“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坊用墉，墉用门，逋亡奸伪无所容阻。朝廷官寺，居民市区，不复相参。”“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墙，接檐造舍等，先处分，一切不许，并令拆毁……如有犯者，科为敕罪，兼须重罚。”

由此可见，坊市制度在隋唐前期是十分严格的，稍不注意就有可能会受到惩罚。

唐朝时期，由于商业活动的频繁以及当时政府与外来国家交流过多，包括经济交流，直接带动了唐代商业经济的蓬勃发展，那么活跃的、动态的、不稳定的商业经济对于固定严格的坊市制度造成了严重的冲击。逐步有一些商家逐步在坊中设立一些店铺，典型的就是前店后宅的商业模式。

《太平广记》载：“唐开元中，吴郡人入京应明经举。至京，因闲步坊曲……（随二少年）抵数坊，于东市一小曲内，有临路店数间，相与直入，舍宇甚整肃。二人携引升堂，列筵甚盛……于席前，更有数少年各二十余。”

可见在唐朝的中后期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前店后宅的商业模式，说明当时的“市”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商业活动了，商业活动的过多举行，使得原来的“市”的经济功能根本没有办法承载，多余的商业活动溢出来了。

后来人们的商业活动的需求越来越大，逐渐为了商业贸易侵占坊的街道，使得当时的坊市之间的界限出现了一定的混乱，并且后来商业活动的频繁到达了一定的地步，人们不只满足于侵占街道来满足于自己的商业需求。

所以后来人们逐渐拆除“市”的城墙，官府对于这样的现象也很无可奈何，一开始官府曾经想过维护坊市制度，在商业活动的频繁时，颁布了一些政策，主要是扩大“市”的地点范围，时间范围，但是仍然不能满足于人们的商品需求。那么多余的商业活动怎么安置？所以“场”就出现了，破坏了原来的坊市制度。

2、坊市制度并不能满足官府的利益需求

坊市制度由于设立得太过严格，导致坊市的规模是有限的，由于规模有限故坊市内的流动性很差，发展速度肯定也很慢，至少从商业经济上的需求的角度来说，坊市制度的发展是跟不上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

不只跟不上商品经济的发展，就连当时官府的一些社会需求都没有办法满足。比如遇到自然灾害来临时，官方需要对于百姓进行一定的赈济措施，赈济措施一般的规模都是很大的，不大的话，官方也不会开放统一的赈济措施。

但是由于坊市的规模是一定的，坊是居民的居住地点，不能够成为百姓赈济措施的场所，市是举行商贸活动的地方，的确能够提供给场所给官方举行赈济措施，但是其有限的规模真的能够容纳如此庞大的赈济措施吗？

连当时的商品活动需求都没有办法满足，百姓举行自己的商业活动，还需要侵占街道，故此可以推断，当时“市”的规模是没有办法承担官方政府的赈济措施的。所以官方需要寻找一个新的场所作为举行社会措施的平台。那么这样一个绝佳的场所就是“场”，能够满足官府的需求。

二、唐代长安庙会为什么可以兴起？

1、长安庙宇能够满足官方政府后来发展出来的社会需求

上述已经说过，随着社会的逐渐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的逐步发展，唐代政府会产生很多需求，这些需求坊市制度因为其自身的局限性，已经没有办法满足，在此等社会情况下，“场”诞生了。

“庙会”的绝佳定位应该算是当时的庙会，因为庙会本身就具备很多先天优势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唐朝期间，社会的总体走向都是对于佛教较为崇尚，所以佛教的信徒在当时肯定很多，那么庙宇的规模一定是可以容纳很多人的。在承载人口的角度上，就比“市”强太多。

那么如果社会一旦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政府想要举行一定的赈济措施可以选择此地点，起码可以容纳足够的人口。“关中久雨害稼，京师饥，诏出太仓米二百万石给之”“京城霖雨，米贵，令出太仓米十万石，减价粜与贫人”“自四月霖澍，至九月。

京师米斗八百文，官出太仓米贱粜以救饥人”，举行赈济措施的地点，史书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后来的历史学家都是趋向在庙宇举行此措施。

由此可见庙宇实际上是有自己一定的优势的。但是由于佛教属于一种较为重要的宗教思想，并且一度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故此统治者一般对于这样的宗教都有一定的政策优惠，比如会给予寺庙一定的土地，或者减免一定的税收，有时候统治者如果信佛教的话，有可能每年都会给予很大笔资金来支持佛教的发展。

故当时的寺庙很多都是“富寺”，官府的赈济措施是需要时间的，从政令的批准到物质的调运，都是需要大量的时间，但是真正的灾民实际上等不了这么久，所以如果赈济地点设置在寺庙，那么寺庙的部分物资可以供给给灾民使用，这个时候不用政府从其他地区的粮仓调运物质，只需要下令让寺庙进行一定的赈济就可以了。

坊市肯定不行，“市”由于国模有限，故物质的存放肯定也是有限的，在此等条件下，庙宇明显有优势条件。

2、庙宇的庙会自带经济的优势条件

官方对于坊市的设立，太过于严格，所以每年的税收也是一种稳定的数值，并没有明确的提高，尽管后来有些百姓侵占街道，但是实际的税收还是没有明显增加，而且当时的这种行为一开始是不被政府所承认的，故属于一种灰色收入，不受政府税收规矩的控制。庙宇在经济上比起坊市来说，没有太多的便利性了。

首先是人口的承载量，庙宇明显比市所承载的人口多，上述已经叙述过庙宇人口的承载量究竟有多大。其次就是人们对于庙宇的信任，大多数的人都是佛教的信徒，其虔诚的宗教信仰，让他们对于庙宇多了一份信任，往往能够吸引更多的商贩和消费者。

这样的地方、也就是庙宇或者是有一定时间段的庙会，都称为“场”，意思就是比市区更大的地方。“场”乃“祭神道也”，“屏摄之位曰坛，坛之所除地曰场也”，“能知四时牺牲，坛场上下，氏姓所出者，以为宗。”

从这些史料中，也是可以印证，“场”是一种比“市”更大的场地，庙会被当做“场”一般的存在，也是指商业承受能力强。另外，庙宇可以吸引更多的商贩以及人口累加效应，就意味着，官府的商业税或者其他有关于庙宇的税收可以达到很高的数值，因为商业活动越来越频繁，没道理官府的财政收入不增加。

之前的市是有一定规模的，所以官府对于市征收的税收也是一定的，但是“场”并不是一定的，因为“场”相对于“市”来说，是动态的、不稳定的，故其商业活动是不怎么受规模限制的。

换句话说，商业活动越频繁，那么官府征收的税收也越多，那么对于官府有这么直接利益的事情，官府没有必要拒绝。

另外，坊市的确不能容纳过多的商业活动了，所以此时出来一个新的商业活动模式，官府一般也不会给予太大的干涉，更何况在唐朝的中后期，官府对于钱是越来越重视了，否则后来也不会搞出两税法的财政政策。这样的庙宇自带如此的经济条件，更何况于每年定期举行的庙会呢？所以以庙宇作为商业的新的承载点，是个不错的选择。

三、总结

每个时代由于发展条件不同，衍生出来的社会承载场所也就不同，发展到了一定的瓶颈时，那么其场所就会发生一定的变化。社会一个领域发生变化，其余有关系的领域也会发生变化，这样，社会才能形成质的全面改变。

参考文献：

1.《新唐书》

2.《旧唐书》

3.《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