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陋校园的文化生活

作者：王跃礼专为头条号供稿

童年时正值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学龄前时，由家里人领着去电影院看过几次电影，觉得挺好玩儿。

那时家境贫寒，能看上电影是一种奢侈，虽然每场电影票价不过一毛五分钱，可母亲仍是舍不得的支出。

因为每月紧巴巴的生活费里，是难以挤出这笔钱的。那年代首选，是填饱肚子，至于文化生活，只能是靠后，甚至没有。

图片为牡丹江市的标志性建筑市工人文化宫

满7周岁那年，我上学了。儿时读书的学校是新立小学，之所以起这个校名，据老师说是新建立的意思。

那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新建学校尽管课桌椅是新的，可黑板是木制的，用段时间就得涂遍黑墨汁，不然白粉笔写上，就看不太清。

校舍是极其简陋的刨花板墙体的平房，保温性能极差。教室无走廊，由于是临街走向的厢房，阳光上下午都直射教室，夏天屋里很热。

室内地面是老师领我们学生，到牡丹江边抬回沙土垫的，有点像电影里“共大”办学似的。学校的具体位置，在牡丹江市新安街与新立街之间的西四条路上。

这是六十年代的市工人文化宫大楼前的广场

由于不是集中供热房屋，加上不是砖墙，一到冬天，教室里虽然生炉烧煤取暖，可室内温度还是很低。

尽管到校时穿着厚厚的棉衣裤，跟棉花包似的，可最冷时仍冻得手都拿不住铅笔。

学校的教学设施简陋，文化生活也比较匮乏，根本搞不了什么文艺活动。

每天只是照本宣科地上课，课间活动，上课间操，就放学回家。

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牡丹江评剧院大楼

但学校距当时牡丹江市的四个电影院之一的西安电影院很近，校方差不多每月都能组织我们小学生活动。

去西安影院集体包场观看一、两部电影，这在当时属较高的文化享受了。

这是牡丹江放映公司1963年发行的“电影介绍”

学校组织看电影是自愿的原则，老师从不强迫。只要交上电影票钱，便可在规定的地点、时间去看。

先按班级站好队，各班主任负责各班，并由学校专职的少先大队辅导员周老师，带队去影院。

西安电影院位于牡丹江市西二条路的新安街与长安街之间，但不是临街楼房。

记得需穿过一平房的门洞。从学校到影院的直线距离也就几百米，步行一会儿就到。

图片为电影《金沙江畔》宣传画

小时候最喜欢看的是打仗影片，像《金沙江畔》、《红日》、《扑不灭的火焰》、《英雄虎胆》等。

每次看完，甚至到第二天都余兴未消，课间与同学津津乐道地议论，感兴趣的情节和画面。

图片为影片《英雄虎胆》的海报

那时看电影真可谓全神贯注，而且简单地把影片里的人物，分为“好人”和“坏人”。

当看到“好人”受“坏人”欺负，革命者被反动派抓捕牺牲时，总能听到观众席上有人的哭啼声。

看到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取得胜利，敌人被歼灭时，都会报以热烈掌声。

图片为长影拍摄的影片《自有后来人》的海报

记得尤为清晰的是，1963年学校组织观看，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自有后来人》电影。

此片后来改编成现代京剧《红灯记》，是“文革”时期红极一时的样板戏。

当影片放映到李玉和、李奶奶被日寇枪杀时，电影院里哭声大作。

而后影片中，出卖李玉和的叛徒，被一枪打死的画面出现时，观众席的掌声立刻响起。

图片为现代京剧《红灯记》剧照

电影放映完，大厅电灯亮起。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周老师，是位20刚出头的小伙子。

他抓紧散场前的几分钟，查看座位靠前几个班学生观影的情况。

周老师惊讶地发现，我班看电影哭得最厉害的同学，竟是班级里平时最顽皮，最淘气的那位男生，真是爆了冷门。

观看电影后，那位同学在班里的表现一度改观，学习成绩有了一定提高，这与此次观影有着很大的关系。

再有就是当时，学习雷锋活动在全国各行各业，轰轰烈烈地开展。学校的学习和遵章守纪之风大幅度提高的影响。

这是1963年春全国开展学雷锋活动时的宣传画

然而，学校组织看电影毕竟有限，再说也不一定每次家里都给钱观看。

有一回，学校组织观看由影星王晓棠、王新刚主演的新片《野火春风斗古城》。

记得是上午上完课，下午1点在学校集合出发。

中午回家吃饭时跟母亲要钱，母亲不太同意。

说家里这阵儿钱紧，这次就别去了，等下次学校包场再去。

可我还是想看，软磨硬泡，母亲最后还是给了我1毛五分钱。紧跑慢颠赶到学校，校操场已经空荡荡了。

这是八一厂拍摄影片《野火春风斗古城》的画面

所以，这场电影便没看成。

为此，沮丧了很长时间，尤其是在听同学们在议论此片故事情节时，心里有种茫然和无知。

待再看到这部影片，已是“文革”结束后1977年了。

图片为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牡丹江火车站

看电影是我在新立小学最开心的事。至于其它活动，就很少，甚至没有。

学校操场小的开不了体育运动会，上课间操都勉强，因为一下容纳不了近八、九个班学生。若开运动会，则到附近的牡丹小学操场进行。

但还有項较有趣的文化生活，就是看幻灯片，由市青少年之家带着幻灯机来校播放。

图片为那时的小学语文教学幻灯片

虽然简陋的校舍仅有七、八个教室，且大部分教室无窗帘，还没有电灯照明。

秋冬时节，放学差不多快黑天了。少年之家的播放人员，搬着幻灯播放机来教室，当然是有电路和窗帘的教室。

他们把椅子放到课桌上，再踩着椅子，够到天棚的电源位置。

接上电线及临时插座，安好照明灯泡，再在教室前黑板上挂块类似银幕的白布，就可以放映了。

放幻灯片一般得两人，一人插片，一人解说。幻灯片须倒着插，银幕方能出现正画面。

图片为《槐树庄》的幻灯片

那时新立小学没有五、六年级，三、四年级算高年级了，一般放幻灯片都在这两个学年的教室里。

我是二年级学生，所以次次都捞不着看。记得是一个周六，下午放学后，班主任徐老师叫我去办公室，学查新华字典。

图片为196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字典》

刚查不一会儿，少年之家的几人带着播放幻灯的设备进了屋。

然后去了三年级的一个教室，显然，是去放幻灯片。

徐老师看我查得还行，就叫我也去跟着看幻灯，并问我看后自己敢不敢回家。

我说，“敢回”。她把我送进三年级教室后便走了。

图片为彩色连环画《我要读书》的画页

我心里暗暗高兴，这下可名正言顺地看幻灯了。

此前，我都是和同学趴在人家教室的窗户旁偷看的。这次进去还在后面找了个凳子，那天放映的是高玉宝的小说节选《我要读书》。

看到高玉宝心酸的童年，和读书时的艰辛，心中很是同情；看到他在学校受到富人孩子“淘气”的欺负，令人气愤。

而老师周先生对其的照顾，又觉得欣慰。我与在场的学生都全身心地投入到幻灯片中了。

以至于幻灯放完，教室的电灯亮起，方才觉得是在看幻灯，该回家了。

彩色连环画《我要读书》画页“玉宝向老师鞠躬”

之后，好不容易挨过了二年级的下学期 ，暑假后升入三年级。

看幻灯片的机会也有了，作为三年级学生，每学期都能看一到二次幻灯片了，学校组织学生包场看电影的次数也多了。

这期间《战上海》、《甲午风云》、《李双双》、《小兵张嘎》、《宝葫芦的秘密》等，都是在新立小学包场观看的。

图片为 故事片《小兵张嘎》电影海报

学校的文化生活，比我们刚入校时产生出令人高兴的飞跃。

但在升入四年级时，我转离了新立小学。至此，在校观幻灯片，及学校组织去西安电影院包场看电影的日子，也随之翻过。

而今，互联网时代，人们用手机就能收看到各类影视作品。

图片为现在候车的人们都在低头看手机

幻灯片早已成为古董，进入收藏领域。

儿时就读的新立小学也荡然无存，曾在校时一起生活的老师和同学也已失去了联系。

距学校不远，且多次在校包场观影的西安电影院，也彻底消失在高楼林立的西二条路旁了。

在校看幻灯、电影的时光已飞逝而去，而童年观看电影和幻灯片时，那些精彩瞬间的画面和观影的趣事，有时还会闪现于脑海中。

这是牡丹江火车站东的原牡丹江饭店大楼

作者：王跃礼

2021年8月20日写于威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