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车10公里退还顾客300元：“老板的良心”，为何更关乎共情力？

顾客在餐馆

一家四口人到湖北宜昌旅游，在途中的餐馆进餐后不小心多付了300元餐费。当事餐馆老板发现后立即驱车追赶10多公里，把多收的钱退了回去。事后餐馆老板表示：“顾客当时还不知道，但我要凭良心，一家人开开心心出来玩，一不小心损失300元肯定影响心情。”

对于这样的事情，舆论叙事惯常会往“道德考量”层面引导，也就是会将“老板的良心”进行绝对拔高。从某种层面上而言这确实无可厚非，但是回到餐馆老板共情言说的语境里，我们却更能看到“他主动性的善”。

要知道永远把道德放在第一位这个要求似乎太高了，因为我们谁也不敢说无论面对怎样的境遇自己都能把持住道德纲线。以“顾客不小心多付了300元餐费”这事儿来讲，如果说追究双方的既定责任，那么双方都该承担“未仔细确认支付的责任”，但是在这个事情中，“未仔细确认的后果”却是顾客多损失300元。

我们可以试想，如果餐馆老板没有把持住道德纲线，那么作为顾客要不自认倒霉，要不折返回去主动索要，但是事情本身就变得没这么圆润和温情。不得不说，在很多事情上，但凡有人能坚守住良心底线，结果就会变得完全不同。

只是对于道德纲线来讲，在类似的事情上它并不是绝对起效。因为我们很难把“主动退还”设成道德律令，毕竟对于类似“驱车10公里退还顾客300元”的事情，很可能会走向徒劳，假如路程不止10公里呢？餐馆老板还会继续寻找顾客吗？

基于此再去审视餐馆老板的良心，可能以共情去看待更为适当。因为在共情的前提里，餐馆老板是不用承受道德考量的压力的。这种情况下，如果预料到驱车寻找顾客的成本可能超过300元，那么就算餐馆老板放弃寻找顾客，想必也是会被人们所理解。

之所以要探讨“餐馆老板主动性的善”，就在于我们要尽可能地回避“道德考量”的挤压，也就是要给餐馆老板的良心留有余地。因为事涉道德和利益，就不可能把事情的后果彻底跟牵涉者剥离开看，所以最好的方式是，看待的时候就不要过分涉入道德考量。

因为过分的强调道德考量，容易将道德本身功利化，而道德考量但凡走向功利化，就会让良心变得可称重，而良心可称重也就意味着对良心的物化。一言以蔽之，良心不再纯粹，自然也就称不上良心。

所以对于良心的审视来讲，比起所谓的过分强调，更需要的是人们把“推己及人”的共情力使到更寻常的生活场景里。也就是我们只要保持“推己及人”的正常状态就好，至于结果好坏，不必过分强求。

另外餐馆老板“考虑到自己的良心”却并不等于“考虑怎么做才合乎良心”。要承认“驱车10公里退还顾客300元”的事情有巧合的一面。因为要是变成“驱车100公里退还顾客300元”或“驱车1000公里退还顾客300元”，事情的性质就不再是良心的问题，而是会上升到对餐馆老板智力的追问。

就此而言，我们必须要承认“驱车10公里退还顾客300元”的事情，并非餐馆老板凭良心就可以促成，而是他恰巧在10公里的地方找到顾客。之所以要掰扯这个细节，并不是要否认餐馆老板的行为。

而是我们需要重估餐馆老板的良心，也就是到底是“结果导向”（找到顾客成功退还300元）重要，还是“行为导向”（是否找到顾客并退还300元无所谓）重要。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认可“结果导向”是小概率事件，那么就意味着“行为导向”更该被强调。

与此同时，即便很多时候人们默认道德考量是内在尺度，但是从根本上讲，其实却也受外在尺度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公共叙事热衷讲述义人的事迹，因为对于人们良心的塑造，更多的营养汲取都在周遭环境。

说到底人的内化需要内在的准备，也就是需要通过对外在的汲取，才能抵达所谓的绝对内化。所以适当的对良心行为进行公共叙事显然是必要的。但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还是要基于人的基底进行，而非上来就拔到绝对高度。

简而言之，我们只有做到并非为变成道德人而学习道德良心，而是我们是要为做些什么、做成什么去实践道德良心。因为我们有理由相信有良心之人会从心而行善，就在于他（她）们已经在表达这个“外在的”良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