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80：村办幼稚园

我5岁那年上了村办幼稚园，学费一学期5块钱。

那年办幼稚园，是个新鲜事，村民积极性也很高（之所以积极性高是因为不用带孩子可以多干点农活）。办园条件也很简陋。所谓的幼稚园就是一间教室，是从村委办公室里腾出来的。村委办公室又是原来地主家的房子改造的。幼稚园在实墙上加了个垛子，盖上了黑瓦，添了两根撑木柱，镶上了木门，木门右边挂一手写朱笔字：山下幼稚园。

孩子们用的课桌，是从小学调来的老旧课桌。桌子高了点，锯掉一截将就点用了。我们坐的凳子，是从家里带来的。我记得，那届幼稚园，是第一届，全班大概有20个孩子。

村办幼稚园越简陋，越反衬了我们幼稚园老师的美丽。我们都叫她媛媛老师。一头乌黑的长发，扎两大辫子，修长的眉毛下有一双黝黑的大眼睛会“说话”，白皙的皮肤愈加让她光彩照人。媛媛老师是上过初中的，大概18岁的样子，她既教我们唱歌，又带我们做游戏，还要兼顾生活阿姨的职责，挺不容易的。

比起家长的严厉、不苟言笑，媛媛老师要显得可亲可爱得多。那时候的我们，根本没有所谓的分离焦虑症。我每天盼着上幼稚园，也不用母亲送。回想起来，为数不多的童年乐事多半是以幼稚园为背景的。

一天，不知媛媛老师从哪里搞来的飞盘，可把我们乐坏了，这可是我们打小第一次玩真正的“玩具”啊！“孩子们，孩子们！我们今天要玩一个很好玩的游戏——空中飞碟！”媛媛老师一说完，我们开始还是呆呆的，像往常一样，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背后。接着，就有很多孩子按捺不住开始兴奋地站起来、跳起来。“安静，先安静！首先我宣布：每人发一个飞盘！”媛媛老师笑着停顿了一下，“那是不可能的！我这里只有五个飞盘，所以，我们要分5个小组，每个小组只能有一个飞盘。”老师领着分好的五支小分队来到了村口晒谷坪，展示我们的“第一次”飞碟游戏。她耐心地蹲下来，做示范动作，“我们的手要握着飞碟的边边，哈一口气，然后，用力甩出去！”“不对，是这样甩，不是那样甩的！”学着老师，有样学样，我们的飞碟，终于可以飞起来了！我们感觉自己会自由飞一样，开心的不得了！

也不知是飞错了方向，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我们这个小分队的飞碟，飞到了屋顶。怎么办呢？可把我们这队小朋友急坏了，这可是我们心爱的飞碟啊，意味着我们只能眼睁睁看其他同学玩，还有几个还没有玩到呢。当时，就有女生急哭了眼，跑到媛媛老师哪里寻找帮助。“先别急，老师来想办法。”媛媛老师跑到邻近的一人家，借来了一长梯子，还有一竹竿。我们小孩子扶着梯子，老师一步步颤颤巍巍地往上爬。快够得上屋檐的时候，老师拿着竹竿子伸出去，一弄三拨，飞盘成功飞了下来。孩子们站在下面，跑跑跳跳着欢呼起来，老师站在梯子上，额头满是汗珠，嘴角却露出了笑容！那笑容像天使一般美丽，至今忆起，仍令人温暖无比。

在我们这届幼稚班里，我属于“很不听话”的之一，向来无组织无纪律，令媛媛老师“很是头疼”。就说那次出逃幼稚园事件吧，真是惊动了村委最高领导啊，半个村的人都知道了。事情还得从那天屎拉裤子说起。拉裤子后，我一是害怕媛媛老师批评，二是害怕有损我在老师心目中的形象，就没有举手报告，而是利用课间休息时间，潜逃了。目的也没有多想，就是想毁灭“证据”。等上课时间到，老师发现我不见后，可急坏了，左找右找不见人踪影，这是村办幼稚园从未有过的事啊。媛媛赶紧先找来村委一工作人员带看教室里的孩子。一边赶紧跑到我家里找寻，看是不是自个回了家。一到我家，老师发现大门紧锁，赶紧又打听我家田地的方向。我母亲正在田里除草，抬头远看幼稚园老师气喘吁吁地跑来，忙主动打招呼。“不好了，孩子不见了！”媛媛老师喊道。“啊！？”孩子不是在幼稚园上学吗，咋就不见了呢，母亲也急了。也来不及细问，母亲和老师一路跑到了幼稚园，就想找村委领导看是不是发动一下群众的力量。村长盘问了母亲，问孩子可能会去哪？母亲左思右想，担心地自言自语道，不会到水塘玩水了吧！那个时候，每年都有孩子玩水溺亡的事。“那赶紧！我马上去叫人。迟了都救不活娃了！”村长说着，一路跑出去，去田地里找来了几个壮汉。在村里几个池塘里，用网兜一遍遍打捞，都没有！“奇了怪了！娃子会跑哪里去呢？”村长自语说。这时候，从路上走来一外村的老姥，就问，“是不是这么高一娃娃，打个赤条！”她对村长和母亲，比划着。“是啊！是啊！”母亲和老师激动地应声道。“半个时辰前，在哪个方向路口子上，我看到过，娃子手里拖着一条脏脏的裤子。”“不会是去我娘家了吧？”妈妈说着，也不再想，一路往外公家小跑。我家距离外公家也就两公里路。我当时之所以直奔外公家，就是想着，回家不仅要挨骂，还要遭一顿打！于是，我心一横把屎裤子一脱，赤条条没羞没躁地就来到了外公家。外公看我一个人来的，也猜到了八九分，给我洗干净后，往门前石坎上一放，说“来，先吃几个枣。”红枣是我们山下的特产，家家户户都有的“零食”，平时也就给孩子磨磨牙。“衡崽！从家里还是从幼儿园出来的？挨打了？”外公笑着说。亲戚们都是这么称呼我的。我低头不作声。就在这时，母亲赶到了，见我好好的，又是喜又是气，拉起我就是一顿狠揍。最终还是未逃脱这顿打。外公忙过来劝阻，“好了好了，这不是好好的吗”？“好好的，害得半个村里人都在找这个臭崽子。”也是这个出逃事件，让我在村里一时“名声大噪”。

除了这次逃逸幼稚园事件，要说我让媛媛老师“很是头疼”的，就是那次流血事件了。就因为这次流血事件，我额头上的一条疤痕，至今仍在。

那时候我们孩子间流行一种“打油板”的游戏。游戏可以两人或三人玩。对手各拿出一个用纸折成的正方形或三角形“油板板”，如果把对方的“油板板”打翻了，就算赢！每个人都把家里有限的书啊，报纸啊找遍了，都折成了“油板板”！每个孩子把赢来的“油板板”都当成了炫耀的资本。那时，你要翻开一个男孩子的书包，如果没有一堆“油板板”，那这个男孩肯定会很自卑。我就是那个自卑的男孩。家里翻遍了都找不到两本像样的书和本子。别人家的孩子围着一起打“油板板”，我只能趴在一边，眼巴巴地看着。那滋味比没有肉吃比没有新衣穿还要难受啊。也许是心心念念之故吧，就在这种难受压抑了许久许久之后的某一天，我惊喜地在幼稚园对面一个菜园子围墙上发现了一张上好的油板纸。它很隐蔽地被压在了一砖块之下。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我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到了对面墙根下，我伸手去扯那油板纸，可怎么也够不着啊。于是我去搬来了几块石头，垫高后，终于能够得着了。我稳稳地拉着那张纸，拉不动。我有些急了，踮起脚尖，用力一扯，啪！纸上的砖块不偏不倚正中我额头，一下就把我砸倒在地。血崩一下，流了一脸，我大声哀嚎大哭起来。同学们闻声都跑过来了，媛媛老师也急着小跑来了，忙着把我扶起靠着她身前，掏出一块手绢按住我额前血口子止血。眼见血马上染红了手绢。她横抱起我，就往村诊疗室奔跑。躺在老师怀里那会，我一路在想：瘦弱的媛媛老师，怎么这么大的力气啊？！

“刘医生！刘医生！” 媛媛老师还未进诊疗室，就喊叫着，“快，快，我学生受伤了，血流不止！”相比老师的慌里慌张，刘医生要镇定得多。他先拿了点止血粉，在我额头上一撒，血马上止住了。“口子有点大，要缝针！”“啊？，，，好！”媛媛老师一惊一乍地回应着。医生给我打完麻药，没过一会，针就缝好了。之后，老师直接送我回了家。原原本本把经过说给我母亲后，媛媛老师说了一些很内疚的话。母亲倒也体贴安慰她说，“这孩子皮得很，怪不得您，有这出后他就得长记性” ！我也的确长记性了，我也不惦记那“油板板”了！

也是该长记性的时候，我七岁的那年，媛媛老师离开了幼稚园，也离开了村里。去了哪里？无人知晓。从此以后，她也从未归来！随着媛媛老师的离开，村办幼稚园也停办了。

至于10年后，村里新起的民办幼儿园，那是另一个时代的背景，另一段人生的故事了，和我并未有半点交集。有一点交集的媛媛老师，却成了我人生路上的一个悬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