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文言文

最近，中国人民大学戴逸主持的《清史》完成出版了，据说是用白话文来写的，这与以往的24史的写法不一样。于是人们就来议论现在的学者能不能用文言文来写古代的历史。说到这个问题时，我想起，前些年，中国人也热衷于谈论国学的事情，大家的看法都不一样，但我只提到一点，国学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术，它的研究成果都是用文言文写成的，现在人们谈论国学，包括对以往国学成果的研究，又都不是用文言文写出来的。所以现在所说的国学与原来的国学就有了根本的不同。对这一点不予注意，就似乎把原来的国学与现在所谈论的国学混为一谈了，让人不知道其中还有这样严重的不同之处。

这次，借《清史》的撰写与出版，就使这个问题凸现出来了。所以我今天要专门就原来的国学的成果中使用文言文来撰写的事情谈谈自己的看法。

我曾在一本书中专门说到：古代中国的学术成果，在形式上与现代人所写出来的学术成果有三个根本性的区别：

1、前者是用古代中国语言中的文言撰写而成的，后者是用现代汉语来写成的，姑且称之为白话文。

2、前者的著作和文章的外在形式，与现代学者写出来的学术著作和文章不同。正因为古代中国学术成果所用语言及撰述形式与现代学术成果不同，故都被称为“古籍”，而现代的学者写成的论著都不能称为古籍。

3、古代中国学术成果的分类与现代中国学术成果的分类不同。如古代学术成果是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类的，而现代学者写成的论著是按哲学文学史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名目来分类，所以古与今的学术研究的成果，在类目上是对不上号的。

这三种不同，可以分别作为专门的问题加以讨论，这里只来说说文言文与白话文在写学术论著上的不同的问题。

就学术成果的书写语言来讲，中国古代学者使用书面语言——文言撰写著作与文章，这是不争的事实，是古代中国学术成果最明显的特点，是与现代中国学术成果最明显的区别。

文言是古代中国的书面语言，它与现代中国语言有着根本的不同，这自不用再说了，但文言文本身还有深浅之分，清末民初的学者辜鸿铭曾专门说过这个问题：

文言或书面汉语……也同样存在着不同种类。传教士们曾把书面汉语划分为简易文理的和繁难文理的两类。但我认为，这个分类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我看来，合理的分法应当是简单欠修辞的语文、通行的语文和高度优雅的语文三类。……可以称它们为普通会话的或日常事务用语、低级古典汉语、高级古典汉语。——见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黄兴涛、宋小庆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88－89页。

简单地说，文言有简易和繁难的差别，这是人们都承认的。简易与繁难之外，又有雅与俗的区别。如古代的赋和骈文所使用的文言，就比一般的散文所使用的文言要繁难和优雅。古代帝王的诏书、大臣的奏章，常常使用骈体式的文言。古代还有一些学术著作也用骈文写成，如刘勰《文心雕龙》，刘知几《史通》，更多的是用骈文撰写书籍的序文，此类最多，如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序》，佛教著作《出三藏记集》序卷所录各种佛经的序文，都是非常繁难而又特别优雅的文言。

单从繁难角度讲，一些专门领域的著作也很难懂，如古代的天文历算类的著作，但这种著作往往只是繁难而不够优雅，能全书用骈文写成而且兼具繁难而优雅的著作，在古代也不多见。

古代中国在书面语言之外也有口头语言，一般称之为“白话”。现代提倡白话文以来，人们往往以为白话就是现代汉语，其实白话也分古代白话和现代白话，现代白话只是现代汉语的一个分支，也不完全等同于现代汉语（现代汉语也有书面语言，但现代书面语言与现代口语都属于白话，这是与古代的文言文相对而言的）。

古代白话又与现代白话有差别，无论是句式还是用语，都有不少差异。如古代的小说，其中既有文言，也有白话，但不完全是当时的白话，而是一种半文半白的语言。在古代一些专门著作与文章中，一般以书面语言为主，但有时也会夹杂当时的白话，如《世说新语》。在古代的一些诗文中，也会夹杂着当时的白话用语。

虽然古代也有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之分，但总起来说，古代中国学术成果所用的语言主要是书面语言——文言，而与现代中国学术成果主要使用白话文是完全不同的（上个世纪有一些老先生会在特定场合使用文言文来写论著，但这只是个别情况，不代表整体）。

这一点，是确定原来的国学与现代的中国学术最根本不同的主要标志。换言之，如果不是使用古代书面语言（文言）撰写的学术成果，就不能算是国学的著作，最多只能算是研究原来的国学文献的现代的国学研究性的成果。

现代学者之中也有人能用文言撰写论著，但不像古代中国学者纯用文言撰写学术成果，而且其成果背后的学术理念、方法与用语，也与古代学术大为不同，因此他们的学术成果还是属于现代中国学术，而不属于原来的国学。此类学者及其成果，在现代中国学术中只占少数，更多的现代学者是用现代学术的理念、术语、方法和白话研究古代中国留存下来的书籍文献，再用现代汉语书写其学术成果，因此都不能算是真正的纯粹的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