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文：知道周恩来住处的大秘密，凭一根大烟斗在国民党高层游走

1995年6月，一群离休老同志乘坐游船参观重庆嘉陵江。船行水上，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突然指着岸边周恩来曾经居住过的周公馆大喊：“看见围墙下面那个黑乎乎的洞了吗？当年我就是通过这条暗道传递情报的。”

这位中等身材的老人名叫王亚文，他揭露了周公馆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重庆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在抗战期间是以周恩来、 董必武为首的代表团所在地，也是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因此，军统头子戴笠派了大批特务，对周公馆进行24小时的严防死守。

出乎国民党意料的是，就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无数重要的情报递到周恩来手中，无数重要的指令被传到四面八方，这一切，都是缘于嘉陵江边的崖底有条直通曾家岩的暗道。

知晓暗道存在的人少之又少，不显山不露水的王亚文又是如何得知的呢？看过他的履历才发现，此人原本可以成为耀眼的将星，只可惜被医生的一纸诊断证明隔绝在了战场外。

王亚文是湖南醴陵人，读中学时受到留法归来的老师罗学瓒（也是毛泽东同学）影响，年仅12岁就徒步去安源，参加了刘少奇、李立三领导的安源煤矿大罢工。大家亲切地喊他小弟弟，他也敢于当面喊刘少奇“大鼻子哥哥”。

王亚文在学校始终是活跃分子，还创办了《前进》周刊，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

1924年，王亚文决定投笔从戎，南下广州成为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刚刚14岁的他身穿军装，金光闪闪的学员佩肩架在双肩上，倒也显得威风凛凛。

就在入学第二天，全体学员参加完典礼后立刻进行长跑，只听得“扑通”一声，与王亚文同宿舍，并且铺位紧挨在一起的小个子学员猛然栽倒在地，脸色蜡黄、汗如雨下。王亚文赶忙将他扶起来，事后得知，此人的名字叫做林彪。

1925年6月，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部在广州叛乱，黄埔军校的学生军也参加了战斗。王亚文在战斗中表现得英勇极了，他带头冲在最前列，手里的枪管都打得发红了，转眼便攻上了城墙。

回到黄埔军校后，所有见到王亚文的人，都笑着喊他“小钢炮”，王亚文挠挠头，很好奇这个绰号究竟是是给自己起的。

谜底在4个月后揭晓，那时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部队出发前，周恩来笑眯眯地踱到王亚文面前：“小钢炮啊，小小孩有志气。”

至此王亚文才明白，虽然周恩来没参加上次战役，但听说了自己的英勇事迹后，脱口而出“小钢炮”，这个美称也伴随了王亚文的一生。

在讨伐陈炯明的战役中，王亚文与周恩来并肩作战，却因身体不适，在战场上数次晕倒，症状是眼冒金星和肠道出血。

经过诊断，医生认为王亚文的肠子出了大问题，不容分说给他开出了离校养病的通知。 黄埔军校赫赫有名的“小钢炮”、军人骄子被病魔缠绕，只能返回老家养病，人生就此发生巨变，军队也遗憾地失去了一员猛将。

1939年，王亚文从西南联大毕业，梦想着奔赴延安进行革命。这时，他突然接到党组织的命令，要他到国民党陪都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接受任务。

重庆市曾家岩50号内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任南方局书记，从1938年底至1946年5月，在重庆度过了将近9年的战斗生涯。

由于抗战初期国共两党的协议，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成立与存在都是不对外公开的，只有少数地下党成员知道曾家岩50号的真正秘密。

王亚文辗转来到重庆，好不容易在一条小巷子的头上找到了周公馆，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已经等候在那里。

简单寒暄过后，周恩来提出，要王亚文到国民党中从事秘密工作，以刺探情报为辅，以策反高官为主。

王亚文起初有点想不通，自己是正统军人出身，不去前线真刀真枪地跟日本人打仗很是令他沮丧。

周恩来采用了先抑后扬的说服办法，先是指明此项工作很难开展，换成谁都有畏难情绪，紧接着他话锋一转：“但是，你有条件做这项工作，谁都代替不了。”

原来，王亚文有个出色的堂兄王芃生，是蒋介石面前的红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他的舅舅陶广是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十八军军长，还有一些高级将领如程潜、刘斐、李明灏等人都是王亚文的老乡，这些条件可谓得天独厚。

生来就不服输的王亚文被周恩来激发出来斗志，但又有些担心：“我这个人平时不会打牌、跳舞、喝花酒……我没有和他们混在一起的那一套。”

大家都笑了：“放心吧，我们相信你一定能出色完成任务。”

王亚文出发去找堂兄王芃生，很快就在堂兄手下谋了个中校编译员，可以穿上国民党军服随意出入各种场合。

王芃生

没几天，王芃生带着这位小堂弟前去拜访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程潜将军。

宴席中，王亚文提到舅舅陶广的名字，程潜很是高兴，连声说自己人自己人。他和陶广交情很深，属于赤膊兄弟，得知王亚文居无定所，便热情邀请他住在自己家。

有了程潜这层关系，王亚文开始大胆地在国民党上层中进行工作。很快，他就结识了李明灏、蒋百里、杨杰、林遵、周应聪、符昭骞、覃振等人，并和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在此期间， 董必武指定王亚文去做李明灏的工作，并指示说：“要和李搞好关系，但不要暴露你的党员身份。”

李明灏

由于王亚文和李明灏是湖南籍同乡，他们谈及国民党的“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腐败现象感同身受。几次见面后，二人几乎无话不谈。 李明灏后来去解放区工作，并成为与毛泽东单线联系的红色特工，与王亚文有着很大的关系。

在1949年帮助程潜于湖南和平起义的过程中，李明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941年1月中旬，王亚文以宴请湖南老乡的名义，请参谋总长程潜、陶广、刘斐、李明灏等人吃饭。

宴席上，大家高谈阔论欢声笑语，唯独程潜独自在喝闷酒。宴会结束后王亚文追出来：“颂公，是谁惹你不高兴？”

程潜叹了口气：“我来时接到蒋委员长一通电话，说新四军因在皖南不听号令已被消灭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生死不明。 ”

叶挺

王亚文得知这一重要的情报后十分震惊， 赶快来到周公馆，假装在门口的一家小烟纸店买了一盒烟，乘无人注意之际，闪身进入院内，将皖南事变的消息第一时间汇报给周恩来。

等到王亚文准备离开时却被叶剑英拦住，他从窗口朝外望去，发现周公馆门口的小胡同里比刚才他进来的时候又出现了不少陌生人，这是很少见的情况。估计是敌人担心皖南事变的消息已被周恩来得知，因此加大了提防力度。

这时，董必武拉了王亚文一把：“跟我来。”在周公馆院子里靠左的墙根处，董必武弯腰把地上的花盆一个个挪开，又把一块青石板翻开，下面露出了一个只容得一个人侧身走过的地道。里面是个防空洞，也是通往嘉陵江边的秘密通道，从此，王亚文常常经由此通道进出。

与程潜的交往令王亚文结识了很多国民党高官，他与杨杰的交往更是彻底打开了局面。

杨杰

杨杰官至国民党陆军上将。陆续任陆军大学校长、华北第八兵团总指挥等职，1940年从苏联回国后，任军事委员会顾问。

杨杰为人正直，积极主张抗战，和王亚文这个小晚辈一见如故，常常叫他来家中闲聊。

有一天，王亚文刚见到杨杰，就赶忙敬烟。这时，杨杰叫进来一个卫士：“你去我的卧室，把玻璃橱里的那个烟斗给我拿来。”

不一会，卫士来了，手里捧着一个大烟斗，头部刻着欧洲人头像。杨杰对王亚文说：“你抽烟，我把这个大烟斗送给你，作为纪念。”

这个烟斗是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赠给杨杰的，国民党军政高层都知道这个大烟斗的主人是谁，王亚文收到这份珍贵的礼物后敏锐察觉到，这个烟斗对自己的策反工作将大有帮助。

莫洛托夫

于是，他到街上金银首饰店，请店里的工匠用银子在烟斗的烟杆上打了一个箍以示重视。在一些关键场合，他常常掏出烟斗叼在嘴上，令那些将领们无比信服。

1947年年初，因形势需要，周恩来、董必武先后飞返延安，他们指示王亚文着手展开对国民党海陆空军的策反工作，并任命他为组长。

在王亚文和其他地下党员耐心细致的工作下，中国现代史上唯一的巡洋舰“重庆号”舰长邓兆祥，在1949年2月24日举行了震惊中外的起义，于26日安全抵达烟台港。

当毛泽东在西柏坡得知此事后十分高兴：“‘重庆’号驶向解放区烟台，这是人心背向的又一个见证！我们要大力宣传，给他们发嘉勉电。”

这艘国民党最大军舰的起义，带动了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以及随后的70余艘军舰起义，极大地鼓舞了人心。

王亚文在取得了一系列成绩的背后，离不开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的细心呵护，他的身份才一直没有被暴露。

叶剑英

他曾遭遇过非常惊险的时刻，是由一位名叫王旸的特务制造出来的。

王旸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早在1931年就与王亚文在游行队伍中认识了。那时的王旸伪装成进步学生，王亚文一时间没能看出他的庐山真面目，被王旸得知了自己的党员身份。

王亚文到了重庆后，有次从周公馆出来，刚拐弯走了不到50公尺，便迎面碰上王旸。他赶忙装着被柳叶撩了一下脸，避开了与王旸的对视。

王旸也是有着多年经验的老牌特务，马上收集证据想对王亚文下手。

好在王亚文警惕性很高，将此事报告给董必武，董必武做了充分准备，先通过关系把戴笠对王亚文的怀疑抹掉，又让王亚文将跟踪自己的“尾巴”带到程潜的公馆，由程潜出面向戴笠施压，总算把这事摆平了。

后来，董必武叫王亚文不要直接走到周公馆来，而是与他约好在某条马路上等候，周公馆派车来接他。

董必武

得益于组织的保护，王亚文在策反国民党高层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王亚文这位在隐蔽战线战斗了一生的忠诚的革命者，低调地不邀功不炫耀，在教育战线上继续发挥余热，没人知道这位科学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竟有着如此惊心动魄的过去。

周恩来没有忘记王亚文，还曾多次在陈赓面前夸赞他：“你们湖南醴陵的王亚文像一尊小钢炮敢打敢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