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全球的气候出现了一次明显的转冷过程，在这历史上被称为“明清小冰期”，明清小冰期的时间持续了将近500年，在这500年的时间以内，尤其以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至清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这段时期以内的气候变化最为明显，由于全球气候出现了明显的由热转冷的过程，所以，位于我国暖温带半湿润区的北京，出现了多次特大暴雨，北京是明清两代的都城，众多的文人聚集在京师，这几次特大暴雨都留下了丰富的历史记载。

（明代绘画作品中的紫禁城）

我国的国土面积辽阔，按照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可分为东部季风气候区、西北干旱半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这三大自然区，东部季风气候区以秦岭—淮河为界，又可分为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800毫米等降水量线大致与秦岭、淮河相重合，年降水量在800毫米以上属于湿润地区，而在400毫米至800毫米之间，则属于半湿润区，北京位于我国华北平原的北部一带，年降水量约为600毫米，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区，然而，北京虽然位于半湿润区，但是在夏季的7月份和8月份却是一年当中降水量最多的时段，且一般都是以暴雨的形式出现，为什么位于半湿润区的北京在夏季的时候，会经常出现暴雨呢？因为北京位于我国的东部季风气候区，每年的夏季是冷空气与暖空气冷暖交汇的时刻，雨带在我国的华北平原中部与北部一带停留。

（秦岭、淮河的位置）

在明清小冰期，北京最大的一次降雨过程，莫过于明朝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的那场大暴雨，这场大暴雨堪称是百年一遇，当时的人认为这是两百年以来未见之灾害。

万历年间，北京一共发生了三次水灾，这三次水灾分别发生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和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大暴雨发生的同时，北京在春天的时候，却常常发生旱情，如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春季，京师大旱，万历皇帝与百官，亲自步行至天坛祈雨，而在万历三十五年农历闰六月至七月出现大暴雨之前，明朝政府也在北京组织了一次祈雨活动，所以，在大暴雨来临之前，明朝上下毫无准备。

（晚清时期，从神武门看皇城）

万历三十五年的农历六月，北京的周边地区淫雨霏霏，造成通州的运河和昌平的沙河发生泛滥，局部地区发生水灾，到了闰六月的二十四日，北京城则迎来暴雨，从白天到夜晚，雨水不断，致使长安街积水达5尺，1尺约等于33.3厘米，明代的1尺要略短一点，大约是32厘米左右，长安街就在天安门前面，可见，当时天安门前面的积水超过了1米多深，七月初五、初六日，暴雨更为严重，昼夜不息，这次强降水过程导致皇城（紫禁城）以外的地区，地势较高处，水深有一二尺，地势低洼处，水深则有1丈多（1丈约为3.3米），由于北京是明朝的首都，京城内聚集了大量的各级政府机构，所以，七月初五、初六日的暴雨过后，京城内的各级政府机构也被水淹了，史载：“京邸高敞之地，水入二三尺，各衙门内皆成巨浸……。”

（20世纪初的天安门）

我们都知道，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帝居住和办公的场所，排水系统非常的良好，无论发生多大的暴雨，紫禁城一般是不会有很深的积水的，但是，这一年的暴雨，却致使紫禁城的东华门坍塌了40余丈（这里指的是城墙的宽度），40余丈约为130多米，皇宫是警卫最为森严的地方，城墙在暴雨中竟然坍塌了130多米，可见这次暴雨造成的灾害有多严重。

大雨停了以后，天空晴朗了三日，但是，城内的积水仍然很严重，正阳门、宣武门内外，积水如波涛汹涌，马车无法通行，在有的地方，人们甚至不敢涉水步行。

（晚清时期，宣武门附近。）

北京城的这次水灾之所以如此严重，除了不可克服的自然原因之外，还有与人为因素有关，进入到嘉靖、万历年间以后，明廷经常对蒙古、后金用兵，大量的财政开支被用于军事领域，没有多少国库收入可以用作疏浚北京城的沟渠之用，就在七月初五日之前，工部侍郎刘元霖还建议朝廷疏浚京城内外年久失修的沟渠，但是，明朝政府并未同意，一是，当时没有天气预报，闰六月的暴雨虽然非常大，但是当时的大多数官员并未意识到七月初五、初六日还会迎来更大规模的暴雨，二是，当时的国库实在是有点捉襟见肘，没有多少开支能够用于疏浚工程之费。

北京实际上在元朝、明朝和清朝的时候，有的年份，在雨季来临之际，就开启了看海模式，之所以会开启看海模式，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就是自然环境的原因，北京位于我国华北平原的北部一带，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降雨集中在夏季，且多暴雨。第二，元、明、清三代，北京都是都城，人们在京城大兴土木，必然导致一些天然的沟渠受到破坏，使得天然水系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过多的雨水，再加上一些人工修筑的沟渠往往失于疏浚，致使每当暴雨来临之际，排水不畅，京城内外容易积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