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亚裔美国人开始拥抱共同身份认同？

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增加，促使来自亚洲不同地方的亚裔美国人出于共同的脆弱感团结起来，拥抱共同的“亚裔美国人”身份。

安吉莱娜•苏佩拉布(Angelene Superable)描述她在得克萨斯州梨城（Pearland，休斯顿郊外的一个小镇）长大期间感受到的微妙疏离感时，使用了“被排斥者”(outcasted)这个词。

尽管她最好的朋友是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女——有点像人们印象中的典型得克萨斯美女——但苏佩拉布是菲律宾移民的女儿，父母当年只带着200美元到美国打拼。说英语时带着浓重口音的父母所遭受的轻视经常让她感到难过；他们一家经常被人提醒他们是外来的，即便他们过上了某种版本的美国梦生活。父母在医疗行业打造了职业生涯，最终买下一套有游泳池的房子。苏佩拉布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后，曾渴望加入一个以白人为主的女生联谊会。“我当时想，‘我要成为那位装点门面的亚裔成员！’”她说。

但她已不再有这些念头。在学业结束时，苏佩拉布已经接受了自己的血脉和身份。毕业后，她加入了由纽约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的办公室发起的一项计划，该计划旨在登记被剥夺选举权的选民，其中许多是亚裔移民。

然后，在今年早些时候，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在全美各地引发反亚裔暴力事件的阴影下，她和一群朋友创立了纽约泛亚裔民主党俱乐部(New York Pan-Asian Democratic Club)。该组织的目的是推动一个长期在市和州政坛缺乏代表的族群产生更多候选人。

“为什么我们没有这样的组织？”25岁的苏佩拉布回忆起这么自问，“其他每个族群都有。”

今年早些时候，抗议者在纽约市要求结束针对亚裔的暴力行为

纽约泛亚裔民主党俱乐部是席卷全美的亚裔美国人活动主义浪潮的一部分，这股浪潮就是由苏佩拉布这样的人推动的。这些亚裔美国公民——其成员的血脉可以追溯到中国、越南、印度和孟加拉国等许多不同的国家——寻求建立一个拧成一股绳的政治和社会运动。发端于中国的一场疫情，以及这场疫情导致美国仇恨犯罪和暴力激增、让亚裔美国人社区大为震惊的事实，强化了他们的使命感。

从纽约到加利福尼亚，亚裔美国人团体表示，他们正在吸引以前对这项事业没有兴趣的新成员加入。他们的努力在7月结出一个果实：伊利诺伊州议会通过了要求该州公立学校教授亚裔美国人历史的法律，这是美国第一部此类法律。它可能会使诸如1882年《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禁止特定族裔或民族移民到美国的法律）那样的事件以及大多数美国人基本上忽略的其他亚裔美国人历史知识成为常识。其他州正在研究类似的措施。

与此同时，在佐治亚州，亚裔美国人对于乔•拜登(Joe Biden)总统去年11月意外赢得选举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就在几个月后，一名枪手谋杀了在亚特兰大地区几家按摩院和水疗中心工作的六名亚裔美国女性。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亚裔美国人的政治意识被大规模唤醒的一个时刻。”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教授和剧作家Takeo Rivera表示。他认为此事在文化上的重要性不亚于1982年华裔美国人陈果仁(Vincent Chin)遇害事件。在当时日本车大量进入美国激起反亚裔情绪的背景下，陈果仁被两名底特律汽车工人殴打致死。

“在陈果仁案之前，对于身为亚裔美国人意味着什么，并没有广泛的全国意识。”Takeo Rivera提出。现在存在这种意识，而他看到亚裔美国人再次“出于共同的脆弱感和对种族主义暴力的共同不安团结在一起”。

对纽约社会服务组织“华人策划协会”(Chinese-American Planning Council)总裁何永康(Wayne Ho)来说，此轮活动主义浪潮正是他和手下在疫情初期聚集在一起讨论疫情潜在影响时曾经希望能出现的“乌云的银边”。

“基于我们在疫情早期阶段就开始看到的迹象，我们那时实际上说了，最好的情境可能是不仅亚裔美国人活动人士和专业人士（行动起来），此前不那么积极参与公民活动的亚裔美国人社区成员，也能感到自己实际上具有更大能量，因而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努力争取自己的权利。”何永康表示。

疫情压力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数据，亚裔美国人总数约为2000万，约占美国总人口的6%。他们现在是美国增长最快的种族或族裔群体。

尽管如此，亚裔美国人身份认同是一个近年才出现的新概念，也是一个脆弱的概念。亚裔美国人(Asian-American)这个词可以追溯到1968年，当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两名研究生创造这个词，以求创立一个泛亚裔活动主义团体。孕育这个概念的大环境与民权运动和第三世界解放运动相同。以前，老家位于亚洲的美国人的身份认同基于原籍国——华裔美国人、日裔美国人、印尼裔美国人、尼泊尔裔美国人等等。许多人仍然这样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

用一把大伞涵盖这么多民族和种族的想法，至少可以说是具有挑战性的。有几十种语言和文化需要容纳。

尽管亚裔美国人总体上倾向于民主党，但也有很多例外。例如，许多年长的越南人对共产主义怀有深深的恐惧，往往更加保守。对于来自亚洲其他国家的人，任何与中国有关的问题都可能引起两极分化。

还存在源于人们抵达美国的方式和年代的代际差异。

例如，一名亚裔美国人可能是许多年前到美国来修建铁路、后来建立自己的社区组织的中国劳工的后代；也可能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印度医生，在1965年美国移民法放宽后移民美国；或者是逃离暴力或战火的极度贫困的难民。

“身为亚裔美国人意味着什么一直在变化。”Takeo Rivera表示。

来自纽约市的美国众议员孟昭文

现在，新冠疫情正在塑造新一代亚裔美国人。随着游客消失、餐馆关门，像纽约市皇后区法拉盛——这里的唐人街是世界上最大的之一——这样的地方的生意最先受到影响。随后出现了针对亚裔的暴力。

加州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San Bernardino)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Hate and Extremism)发现，去年美国16个主要城市报告的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犯罪案件数量增加了149%——尽管仇恨犯罪案件总数下降7%。在纽约市，与2020年同期相比，今年第一季度的仇恨犯罪案件增加了262%。

在这些统计数据背后，是关于亚裔美国老人被人吐口水和被告知“滚回老家”的描述，以及在网上广泛传播的视频，其中一段视频显示一名84岁男子在旧金山遭到袭击——他后来伤重不治，还有视频显示两名亚裔女性在纽约被一名挥舞锤子的女性挑衅。

“人们真的很害怕。他们根本不想出门。”来自纽约市的美国众议员孟昭文(Grace Meng)今年早些时候告诉一群商界领袖，“有很多人发短信给我：‘我有胡椒喷雾。你要一个吗？你在哪里买胡椒喷雾？’”

许多人指责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给最早在中国爆发的新冠病毒贴上种族标签，因为他一再称其为“中国病毒”或“功夫流感”。他们表示，在此过程中，特朗普重燃了一种持久的偏见，即出于某种原因，亚裔美国人不是真正的美国人。

但这种偏执似乎以一种其他举措未能做到的方式，促使亚裔美国人团结起来。与陈果仁被杀案中一样，偏执者倾向于就其眼里任何一种亚洲族裔的过错，对所有亚裔美国人进行报复。

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称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

例如，得克萨斯州米德兰市的一名男子去年在山姆会员店(Sam's Club)刺伤一个缅甸裔家庭的三名成员，其中包括两个孩子，理由是——他告诉执法部门——他“以为他们是中国人，正在传播新冠病毒”。

“大多数美国人不区分具体民族。这往往可以提醒我们这些亚裔美国人，我们大家的处境相同。”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研究亚裔美国人的教授黄吉娜(Janelle Wong)表示。

针对亚裔美国人拉票

黄吉娜表示，尽管只有少数亚裔美国人拥抱一种共同的身份认同，但这一比例在年轻一代和在美国出生的亚裔人群中较高。仍有很多例外。许多印裔美国人接受亚裔美国人的身份认同，但许多老家在东亚的人并不接受这种身份认同。

这类差异帮助解释了亚裔美国人为何难以掌握政治权力。另一个问题是，许多亚裔美国人集中在夏威夷、纽约和加利福尼亚等非摇摆州，削弱了他们对两大政党的吸引力。

亚裔美国人倾向于收到最少的传单，也最不可能成为登门拉票和其他形式政治外联的对象。在亚裔占总人口14%的纽约市，时任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从未参加过在唐人街举行的官方活动。

“由于我们在政治版图中所处的位置，由于我们是一个较小的人群——一个以移民为主的人群，一个英语不占主导地位的人群——因此很难针对亚裔美国人拉票。”黄吉娜说，“至少直到最近，两大政党都没有投入大量资源来针对亚裔美国人拉票。”

这种情况可能正在改变。根据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屿居民数据中心(AAPI Data)的数据，亚裔美国人的投票率从2016年总统大选的49%跃升至去年创纪录的60%。（印裔美国人以71%的投票率领先，而菲律宾裔选民以54%落后。）

在佐治亚州，亚裔美国人不仅帮助拜登赢得大选，而且帮助民主党在今年1月举行的第二轮投票中以微弱优势拿下该州的两个联邦参议员席位。其中一位当选的参议员是拉斐尔•沃诺克(Raphael Warnock)，他是自重建时期（Reconstruction era，指1865年至1877年美国内战结束后试图重建的时期——译者注）以来第一位来自南方的黑人民主党参议员。

亚裔美国人中西部进步组织(Asian-American Midwest Progressives)执行董事Grace Pai曾前往佐治亚州待了两个月，领导一场针对亚特兰大及周边地区10万名亚裔选民登门拉票的第一线竞选活动。她注意到两大政党都为那场竞选聘请了工作人员，展开针对亚裔和太平洋岛屿居民(AAPI)的拉票活动，这是他们以往未曾做过的事情。

“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她表示，“当我们谈论亚裔美国人选民时，我们这个社区实际上使用多种语言，为了接触这些选民，你必须一方面开展多语种工作，另一方面进行长期组织。你懂的，你不能仅仅凭着一份翻译的传单，就登门要求人家投票给某人。”

居民自卫队“守护天使”在纽约唐人街

Grace Pai指出，亚裔美国人选民往往更关注具体议题——如医疗保健、教育，现在还有安全——而不是对某个政党的忠诚。她估计，亚裔美国人政治组织的数量在过去五年至少增加了两倍。这些组织的目标是在社区内部构建长期存在的关系——而不仅仅是在选举期间存在。

其中一个组织是在2012年奥巴马总统连任竞选期间发起的“崛起的1800万人”(18 Million Rising)。当时特雷文•马丁(Trayvon Martin)等年轻黑人男子接连被谋杀，引发了一场关于身份认同和政治的辩论。该组织希望创建一个在线平台，让具有政治意识的年轻亚裔美国人——尤其是居住在洛杉矶和纽约等多元化社区以外的人——可以建立联系。其活动经理之一Laura Li在她的成长时期曾梦想拥有这种政治家园。

“我成长的过程中有点孤立，这也是许多亚裔美国人的经历。”Laura Li表示。她的父母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马里兰州银泉(Silver Spring)安家。

父母最终在餐馆和酒店工作——这种生活与“模范少数族裔”神话相去甚远；按照这种神话，东亚裔人士在美国普遍成功。Laura Li将她在成长期间在高中族裔和种族等级制度中的地位描述为“接近白人”。

“我认为很多移民的孩子，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才积累了解释自己体验的语言，并开始理解自己的经历如何与我们成长的环境相关，”Laura Li表示，她的话呼应了苏佩拉布对自己在得克萨斯成长经历的描述，“我会说亚裔美国人正在经历一轮政治觉醒。”

克服成见

这种觉醒可能是复杂的。例如，苏佩拉布的父母难以理解女儿为什么要反对关于亚裔勤奋和聪明的“积极”成见。“他们很难理解这里的微妙之处是，任何种族化成见都为其他成见留下口子，因此都可能有害。”她说。

在6月举行的纽约市民主党初选中，纽约泛亚裔民主党俱乐部支持的一些市议会候选人胜出，其中包括来自皇后区的韩裔美国人Julie Won和来自布鲁克林区的孟加拉裔美国人沙哈娜•哈尼夫(Shahana Hanif)。在51个席位的市议会中，她们很可能跻身于创纪录的六名亚裔美国人之列。

但是，在支持市长候选人时，尽管父母是台湾移民的政治新星杨安泽(Andrew Yang)在选票上，纽约泛亚裔民主党俱乐部却出奇地保持沉默。在几个月时间里，民意调查显示杨安泽在竞选中处于领先地位，显示他有可能成为美国最大城市的第一位亚裔市长。最终，布鲁克林区区长埃里克•亚当斯(Eric Adams)成为11月纽约市市长选举的民主党候选人。

尽管如此，苏佩拉布和她的一些进步派朋友并不满意。在他们看来，杨安泽的温和政策立场说明，作为一个从政者，他过于渴望在基本上是白人“兄弟会”的政坛成为那个装点门面的亚裔。对他们来说，仅仅代表亚裔是不够的。

“这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关键的一年，”她解释道，“这是我找到自己的声音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