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仍需要疯子发明家

英国发明家克莱夫•辛克莱爵士最近去世，正如网上评论所说，“恰到好处的疯癫劲儿使他成为真正的怪才”。

ZX Spectrum个人家用电脑的堂吉诃德式英国发明家克莱夫•辛克莱爵士(Sir Clive Sinclair)最近去世，大家的悼词读来令人鼓舞。对无数用户来说，辛克莱在1982年推出的那台廉价而笨重的机器，是他们这辈子第一次领略到电脑的神奇可能性。“绝对的天才，恰到好处的疯癫劲儿使他成为真正的英国怪才。”英国科技新闻网站The Register纪念页面上的一条评论写道。

辛克莱的失败和他的成功一样出名。但这似乎只是增加了粉丝对他的钦佩。说句客气话，他的C5电动三轮车和便携式电视机都超前于时代了。说句不那么客气的话，它们都是糟糕的产品。话虽如此，这位发明家对技术的迷恋和他那永不生锈的乐观态度激励着无数其他人大胆实验和梦想。

尽管我们喜欢多姿多彩的个人故事，并对豪杰人物在创新中的作用津津乐道，但越来越多的研究似乎表明，他们在创新过程中的作用基本上是次要而偶然的。如果张三今天没有发明这件设备，那么李四很可能会在明天发明。从这个视角看，技术进步是一个近乎机械式的进程，是微小、渐进、集体进展的积累，而不是个人灵感的突然闪现。

一个最好的例证是，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几家不同公司和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借助相同的基础科学知识，开发出几种不同的疫苗。这与音乐家布赖恩•伊诺(Brian Eno)的理念一致，即创意社区的集体产出（他称其为scenius）比任何个人的天才都更加重要。

这一思想流派得到麻省理工学院(MIT)一组研究人员撰写的一篇新的学术论文的支持，他们的依据是有关30个技术领域在过去大约30年取得改进的经验数据。“有很多突破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同一时间在同一领域有那么多活动，以至于总有人会想出办法。”该论文的作者之一阿努拉格•辛格(Anuraag Singh)表示，“长远而言，这种创新模式相当恒定。”

耐人寻味的是，这个MIT团队使用这些数据推出了TechNext，这是一项软件服务，旨在预测1757个技术领域未来有望取得的改进。他们提出，最令人惊叹的进步将出现在软件和网络技术领域，而最慢的进步将出现在硬件领域：突破物理定律的极限是格外困难的。尽管论文作者强调他们无法预测新技术的采用率，但他们认为，全自动驾驶汽车不太可能很快在城市道路上行驶，而区块链技术的改进速度可能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快。

此类研究凸显了人们有时在发明与创新之间画出的界线。突破性的技术发明不会立即带来有利可图的创新。的确，成功的创新往往来自于以新颖方式将已知的技术融合在一起，以提供更好的服务，或设想一种替代业务模式。从优步(Uber)、Spotify，到达美乐比萨(Domino’s Pizza)，各种各样的创新公司都体现了这一趋势。

然而，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New York University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教授梅利莎•席林(Melissa Schilling)不认同杰出个人在创新中不重要的观点。她承认，没错，增量式的技术改进也许主要以可预测和程序化的方式受到驱动，但这只说出了故事的一部分。在她的书《奇才》(Quirky)中，席林探讨了八位突破性创新者的特征和弱点，包括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玛丽•居里(Marie Curie)、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和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她发现这些人几乎都出于本能是孤独、狂躁的怪人，与众人格格不入，驱使他们的是目标和天生的勤奋。

“突破性创新来自不循规蹈矩。它必须打破现有范式，”她告诉我，“找到一个不循规蹈矩的人比找到一家不循规蹈矩的组织容易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准备为自己的创意而战的局外人更有可能创新。”

辛克莱也许与席林书中的那些创新者不在同一个水平上。尽管如此，他有着同样的强烈渴望，希望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并有所作为。可能需要一个专家社区来收集创新的火种。但有时需要那样一个人来提供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