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的《盐铁论》——经济发展了，为何会形成奢靡之风？

《盐铁论》一书，看似讨论的是经济问题，其实涉及到当时西汉王朝的方方面面。代表朝廷的御史太夫桑弘羊提出，朝廷制定的相关经济措施，均输的前提是地方向朝廷缴纳贡物和税收粮资的方便。是为了朝廷根据用度，随时支配，减少往来京城再分配的繁琐。这样的目的是使百姓劳逸得当，可以随时购买所需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物资。而平准，是一种市场干预措施，实现对市场的掌控和调节，同时防止商人哄抬物价，使百姓各安其业，不为了物价膨胀而担心。上述这些经济措施，历代包括当今基本上仍在延续。

《盐铁论》

既然上述的经济措施，古今皆在沿用，自然有其合理性和有效性。那么为何代表民间的贤良文学儒生一方为何提出异议呢？这个异议在后世是否仍然存在？且看儒生如何告诉这些朝廷大臣，究竟政策的实施，到了社会底层变成了什么样子。儒生指出，远古时候设立“赋税”，是征收他们所收获的物品，不会强求他们交无法收获的物品。所以农民征收的是农产品，妇女缴纳纺织品。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要求征收他们不能收获和生产的物品，百姓只能贱卖农产品，再去换回朝廷征收的物品，来满足官员的要求。

文学曰：“古者之赋税于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农人纳其获，女工效其功。今释其所有，责其所无。百姓贱卖货物，以便上求。间者，郡国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难，与之为市。吏之所入，非独齐、阿之缣，蜀、汉之布也，亦民间之所为耳。行奸卖平，农民重苦，女工再税，未见输之均也。

汉昭帝时期举行盐铁会议

民间儒生一方，并非不知道朝廷实行相应的经济措施的必要性。他们提出反对这一政策的出发点，是政策制定后，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与政策本身相违背的事情，弄巧成拙。这样一来，百姓就会把怨恨加在朝廷制定的措施上。而朝野双方都知道，朝廷所谓的政事，本身就包括经济财富。因此御史大夫说，朝廷控制自然资源，管理关卡集市，掌握物价的调控，适时地开放市场，促进物资流通，根据需要物资的轻重缓急来治理国家。接着御史大夫所举的例子，无外乎，朝廷丰收年份储备物资，为了凶年恶岁时调配物资用来周济天下，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

大夫曰：“王者塞天财，禁关市，执准守时，以轻重御民。丰年岁登，则储积以备乏绝；凶年恶岁，则行币物；流有余而调不足也。昔禹水汤旱，百姓匮乏，或相假以接衣食。禹以历山之金，汤以庄山之铜，铸币以赎其民，而天下称仁。往者财用不足，战士或不得禄，而山东被灾，齐、赵大饥，赖均输之畜，仓廪之积，战士以奉，饥民以赈。故均输之物，府库之财，非所以贾万民而专奉兵师之用，亦所以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也。”

古代粮仓示意图

贤良文学一方则认为，朝廷储存物资和调配，并非王政自身的功劳，而是百姓“力耕”的功劳。因为没有百姓的耕种，就没有朝廷的物资储备。辩论到此，接下来是“以农强国”和“以经济强国”的争论。朝廷一方所有的观点都围绕发展工商业使朝廷国库充盈；民间一方所有的观点皆是认为农业的稳定，是一切工商业繁荣的前提；并认为“兴商抑农”，本身就是“退本进末”。农业是根本，工商业为了农业服务，是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的运用。农业解决百姓基本生活需求；工商业“导民以利”，使全社会趋利，造成是奢靡浮华攀比之风。

文学曰：“古者，十一而税，泽梁以时入而无禁，黎民咸被南亩而不失其务。故三年耕而余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此禹、汤所以备水旱而安百姓也。草莱不辟，田畴不治，虽擅山海之财，通百末之利，犹不能赡也。是以古者尚力务本而种树繁，躬耕趣时而衣食足，虽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穑者民之务也。二者修，则国富而民安也。诗云：‘百室盈止，妇子宁止’也。”

盐铁论现场

在儒生说的这段话中，提到了古代的税赋征收方式，那就是农民交十分之一的税，按照时节去湖泊鱼塘捕鱼，国家不禁止。这种情况下，耕种三年就有一年的余粮，九年耕种就有三年的余粮；税赋抽取一年余粮，大约还剩两年余粮。提到夏朝、商朝都是延续这种方式，而让百姓自家首先有足够的防备水患灾荒的余粮。儒生指出，如果百姓不耕种，即使占有山海资源，广开通商的渠道，还是不能使朝廷富强的，只有让百姓“家中有粮，心中不慌”，百姓自然就安宁的，天下安则社稷强。儒生引用《诗经》的话“百室盈止，妇子宁止”；意思就是家家户户都富足，妇女小孩都安宁。

儒生说的这些，是从百姓方面出发，并推论出，朝廷的长治久安，实际就是使百姓安宁富足的生活在国度里；安宁不生异心，富足不会反叛。所谓的“江山社稷稳固”也不正是如此吗。御史大夫桑弘羊发现了儒生言语中的漏洞，即儒生的建议就是国内自产自销，仅限于“朝廷对内”。然而江山土地所产有限，还需要从外界获取，这就是现在所谓的“对外贸易”。

桑弘羊相关

这阶段的辩论，两方看似在说同一个问题，其实说的又不是同一个问题。儒生的观点：认可朝廷加强内需，而促成的商业流通。提出应该以稳定农业为基础，采取物资流通的均输，最大限度地满足全国百姓的需求。御史大夫一方的观点，从朝廷层面出发，认为“治理一国非一家”，内需稳定的同时，还应该充实国库财政。这就涉及到“为国揽财”的问题，而制定的均输、平准等经济政策，根本上是为朝廷服务的。

至于朝廷一方在这时候把问题扯到“对外贸易”，其目的是“为国用，为我用”。而儒生在之后的辩论中，认为，对外贸易换回的物品，非本国自产，所谓“物以稀为贵”，贵则奢，这一方面就造成财富外流；另一方面又会“上行下效”，奢靡之风盛行，于民心和朝廷的长治久安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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