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杉《唐宋茶文化和茶器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及影响》上

唐宋茶文化和茶器

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及影响

刘明杉

作者简介：刘馨蓬，本名刘明杉，女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从事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研究。主要研究方向是明代物质文化史，即通过破解明代绘画及各门类文物中隐藏的历史信息，揭示明代的社会文化现象和历史发展规律。

高丽青瓷于20世纪初发现于朝鲜半岛开城及江华岛附近，在古代东亚窑业中，它是中国周边国家中生产时间最早、烧造质量最优的青瓷，在世界窑业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1909年11月，朝鲜王朝的离宫之一昌庆宫对公众开放，成为韩国最早的近代博物馆，主要展示王室收藏的瓷器、佛教造像、绘画等文物艺术品。日据时期，昌庆宫博物馆改名“李王家博物馆”。该馆由日人末松熊彦和下郡山负责，他们购买了大量当地的青瓷、金银器、绘画、佛造像等古代文物，其中不少为京畿道开城附近高丽王朝时期墓葬中出土的盗掘品，一些墓葬盗掘现场还被当时的日人拍摄下来，如京畿道江华郡内可面外浦里传高丽庚陵盗掘遗迹（图1）[1]。该馆征集的另一部分文物来自全南、忠北、黄海道海州等地的墓葬中。高丽青瓷及其窑址的早期调查者主要是日本人。1914年，末松熊彦等人在全罗南道康津郡发现了高丽青瓷窑址[2]，此地是接受中国窑业技术最早和最重要的窑址。半岛光复后，韩国和朝鲜学者又在临黄海诸道发现窑址近20处。仅就康津郡而言，日据时期朝鲜总督府博物馆在康津调查确认了100处窑址，半岛光复后中央博物馆追加确认了53处，1991年海刚陶瓷美术馆又增加了35处，可见其全盛时期的烧造规模之大。

图1 京畿道江华郡内可面外浦里传高丽庚陵盗掘遗迹

在7世纪中叶的新罗时代，佛教的东渐将饮茶之风从中国带入朝鲜半岛。新罗人饮茶方式仿效唐人煎茶法，主要盛行于寺庙，茶器用唐朝烧制的青瓷或白瓷。8世纪上半叶，饮茶成为新罗王室贵族、僧人和文人士子的生活方式。忠清南道扶余郡的国立扶余博物馆中藏有一批1943年出土的唐代金属器和青瓷（图2），它们是铁茶碾、青铜净瓶、鐎斗和青瓷茶碗，这些显然是唐代僧人使用的生活器物。高丽时代（公元918—1392年）茶文化发展到全盛时期，从王室贵族到皂隶庶民都有了饮茶习惯，除了民间开设的茶馆以外，儒、释、道阶层对茶更是青睐有加，留下很多富有禅意的茶诗。在高丽王室的倡导下，儒士、僧人积极吸收中国茶文化，融合禅宗信仰、儒道伦理及本民族传统，形成官府茶礼、儒家茶礼和佛教禅宗茶礼。高丽人从宋商处买茶，客至献茶成为待客的最高礼节，客人也把将茶饮尽作为对主人的尊仪。10世纪中叶，随着中国青瓷技术的东传，朝鲜半岛窑工模仿唐代茶碗，烧制出青瓷茶碗。饮茶生活方式的普及，使高丽对茶器的需求大增，这既促进了中国瓷器和茶叶向朝鲜半岛的输出，也刺激了高丽窑业的发展，高丽青瓷更以精湛的技艺赢得宋人的认可。高丽土产茶称“脑原茶”，而在该国上层社会，则以点饮宋皇室专享的“龙凤茶”、“腊茶”为时尚，并逐渐形成相应的茶仪。即使高丽宫中一时没有从宋归来的使者带来龙凤茶，仍要以茶作燃灯会、八关会等仪式。高丽王为了在庭院楼阁中或凉亭内饮茶，积极修建相关设施，毅宗（公元1146—1170年）修建的养怡亭顶上铺设有精美的青瓷瓦，这又将茶与青瓷关联在一起。高丽王室贵族对宋朝茶文化的推崇和引领，直接影响其青瓷的艺术风格，并带动了本土化镶嵌青瓷的发展。高丽人饮茶形象在流传至今的绘画中几乎没有保留下来，不过从宋、辽绘画和墓室壁画描绘的情景中，也能推测出高丽人的饮茶场面。可以说，中国瓷器与茶、高丽瓷器（尤其是青瓷），是当时中国和朝鲜半岛物质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物证。

图2 唐代金属器和青瓷 国立扶余博物馆藏

一、 中国向朝鲜半岛输出瓷器和制瓷技术

中国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589年），朝鲜半岛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鼎立。百济与中国南朝往来密切，这使中国南朝越窑青瓷等产品通过明州港输入朝鲜半岛。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和国立文化财研究所于1971年共同发掘了位于忠清南道公州市的武宁王陵，该陵出土了大量中国南方窑系六朝瓷器。武宁王陵是具有确切纪年的墓葬，可知在中国南朝时期，瓷器已被当作外交国礼，成为南方各政权与百济之间官方交往的物证。此后新罗联合唐朝，实现了朝鲜半岛的统一，统一新罗（公元668—935年）与唐朝关系更为密切。9世纪初，新罗因王位争夺政权动荡，庆州中央政府势力衰弱，地方豪强实力大增，很多新罗人为避时乱迁居唐朝。唐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新罗人张保皋（原名弓福）与好友郑年结伴来华，在徐州投军，屡建战功，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擢升至武宁军小将。唐文宗大和二年（公元828年）张保皋返回故乡青海镇（今韩国全罗南道菀岛），被任命为青海镇大使。他利用故乡有利的地理条件，以此为据点发展海上贸易，成为东北亚海上贸易霸主。为满足朝鲜半岛对中国青瓷的需求，并以青海镇为中转站，实现将青瓷出口到日本牟利的目的。张保皋从中国越窑引进制瓷技术，仿照越窑的龙窑形制，在家乡建窑场烧造青瓷。因产品带有明显仿烧越窑青瓷的特征，故韩国陶瓷学界将其称为“唐式青瓷”，这是朝鲜半岛烧造青瓷的起点。

统一新罗王朝末期景明王二年（公元918年），后高句丽弓裔王部将王建起兵，建高丽王朝，定都开城。9世纪末至10世纪上半叶，高丽青瓷处于成长期，此时的产品在造型、釉色、匣钵、窑具、装烧技术等方面皆仿中国越窑。高丽政府在窑业管理制度上也效仿中国，吴越灭国后，北宋初年朝廷在越窑置官监理窑务，文献记载见南宋人周密所著《志雅堂杂钞》：“大宋兴国七年（公元982年）岁次壬午六月望日，殿前承旨监越州瓷窑务赵仁济，再修补吴越国王百纳雷威琴。”[3]“殿前承旨监越州瓷窑务”一职，隶属于当时为皇家内廷服务的机构“宣徽院”。高丽政府采用北宋那种以生产商品瓷为主，同时承担官府订单的越窑、定窑、邢窑、耀州窑、钧窑、景德镇窑等窑场“有贡则进，无贡则止”的官方优选制度。如全罗道高兴郡立原面云垡里等窑场有粗、精两类产品同窑共烧的现象，可知此窑场与官方的关系与中国相同，即土贡关系。这在两国瓷器铭文上也有体现，如中国浙江慈溪上林湖晚唐低岭头窑址发现刻有“官”（图3）、“官样”铭（图4）的青瓷碗底标本。另见浙江省博物馆藏北宋晚期定窑“尚药局”铭盖盒（图5），高7厘米、口径7.3厘米、底径5厘米。该器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12世纪高丽青瓷“尚药局”铭盖盒（图6）器型相同，高9.3厘米、口径7厘米、足径5.5厘米，宝物第646号。北宋定窑“尚药局”瓷盒是皇家内府用器，由宣徽院掌管监烧。“尚药局”隶属殿中省，负责皇帝和宫廷的生活起居。高丽在职官制度、组织结构上也因循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16“官府”中有“药局”条，记“自后通医者众，乃于普济寺之东起药局，建官三等；一曰太医；二曰医学；三曰局生。绿衣木笏，日莅其职。高丽他货皆以物交易，唯市药则间以钱宝焉。”[4]可知高丽也建有服务王室的医药机构。此“尚药局”铭高丽青瓷盒，印证了上述文献记载。高丽官府对各种绝艺进行垄断，“高丽工技至巧，其绝艺悉归于公。如幞头所、将作监，乃其所也。常服白纻袍皂巾，唯执役趋事则官给紫袍。亦闻契丹降虏数万人，其工伎十有一，择其精巧者留于王府，比年器服益工，第浮伪颇多，不复前日纯质耳。”[5]朝鲜半岛西南海岸的全罗道、京畿道等窑场，多由官府直接监理，成立“瓷器所”统一管理全国窑业，从事窑务管理的人员称“窑直”。从官府对窑业技术的垄断来看，由中国浙江等地传入朝鲜半岛的匣钵技术，长期被封锁在京幾道、全罗南道康津郡及附近全罗北道高敞郡等地，其他地区仅有零星分布，这造成高丽官窑与民窑产品在质量上存在很大差距。

图3 唐代晚期浙江慈溪上林湖越窑碗底“官”字款瓷片

图4 唐代晚期浙江慈溪上林湖越窑碗底“官样”铭文

图5 北宋晚期定窑“尚药局”铭盖盒 浙江省博物馆藏

图6 12世纪“尚药局”铭青瓷盒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朝鲜半岛西南一带海岸线长、平原多、物产丰富，与中国之间海上交通便利，具有积累财富和接受先进文化的自然条件。该地区已发现京畿道杨州郡长兴面釜谷里窑址、京畿道龙仁郡二东面西里窑址、全罗北道镇安郡圣寿面道通里窑址、全罗南道康津郡大口面一带窑址、全罗南道高兴郡豆原面去垡里窑址、黄海道松禾郡云游面周村窑址、黄海道峰泉郡圆山里窑址等。尤其是全罗南道康津郡，因具有适宜制瓷的瓷土原料、木材燃料和水源。又临近海岸，有将瓷器运到庆州、开城等地的水运条件，遂成为中心窑场，主要烧造碗、盘等生活用瓷。如这件10世纪康津郡窑场生产的青瓷碗（图7），高6厘米、口径14厘米、底径4.7厘米。胎质粗松、釉色黄绿，斜腹、玉璧底。属于高丽青瓷创烧期的标准器，与中国越窑同时期同器型产品的特征相似。对比韩国康津大口面龙云里高丽青瓷窑址（图8）和中国浙江慈溪市桥头镇荷花芯晚唐越窑青瓷窑址（图9），可以看出高丽青瓷的窑炉形制与中国越窑皆为依山而建的龙窑，都是泥点叠烧、M形匣钵装烧、支钉垫烧等多种装烧方式并存。

图7 10世纪高丽青瓷碗 康津郡窑场烧造

图8 韩国康津大口面龙云里高丽青瓷窑址

图9 中国浙江慈溪市桥头镇荷花芯晚唐越窑青瓷窑址

10世纪下半叶至12世纪，高丽青瓷技术日臻成熟。此时的中国处于唐末、五代、北宋时期。高丽窑工借鉴吸收中国各地主要窑口的技术，在装饰技法上不仅吸纳越窑刻、划工艺，还将唐末长沙窑彩绘、铁彩画、题诗，五代至北宋耀州窑模印、刻划、贴塑等技法融入进来。所烧产品胎质坚密，胎土多呈灰色或灰黄色，瓷化度不高，分量适中。釉面呈半透明状翡色，几乎无开片。晚期多数器物胎质粗松，分量稍轻。釉面肥润，多布满不规则的致密小开片，有云母状光泽。釉色以粉青和翡色为主调，极少数精品呈青翠色，多数为淡天青色，粗品釉色青中泛灰。高丽太祖王建与中国五代十国各政权交好，后梁乾化二年，后梁太祖朱温赐高丽“金棱琉璃碗十只，银棱秘色筛锣二面”，王建在《谢信物书》中写道：“金棱碗，越瓷器并诸色药物等，皆大梁皇帝降使赐贶，……金棱含宝碗之光，秘色保青瓷之响。”[6]11世纪初，高丽青瓷还是仅限于贵族阶层使用的奢侈品，庶民百姓家只用铜器皿。《宋史·高丽传》载，北宋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高丽郭元来贡，自言“土民家器皿，悉铜为之”[7]。五代至北宋早期，进入高丽的越窑青瓷和定窑白瓷等产品专供王室，故数量虽不多，品质却精好。北宋中期以后，朝廷为抗衡辽国而极力拢络高丽。高丽使称“国信使”，在北宋受到高规格接待，所到之处当地知州或通判出城迎送。还在明州至汴京途中修建亭馆，高丽国信使沿途费用由当地官府负责，神宗熙宁年间又设同文馆接待。北宋末年，高丽贡赐事宜一度由总理全国军务的枢密院管辖，宋朝大量丝绸、瓷器等通过贡赐贸易进入高丽。该国不仅有来自宋廷赏赐的定窑、汝窑、官窑等，也有通过民间外贸渠道交换来的磁州窑、当阳峪窑等中国北方民窑瓷器。北宋中晚期越窑衰落，北方青瓷耀州窑兴起，进入高丽的越窑青瓷减少，耀州窑青瓷增加。耀州窑青瓷、定窑白瓷、磁州窑黑白花瓷器、景德镇窑青白瓷、当阳峪窑绞胎瓷等众多宋瓷品种进入高丽后，为其窑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技术支持。

高丽仁宗（公元1123—1146年）时期，青瓷烧造水平达到窑业史上的第一个高峰。高丽仁宗元年即北宋徽宗宣和五年，是年北宋国信所提辖官徐兢随给事中路允迪出使高丽。徐兢原籍安徽和县，早年迁居江苏吴县。他18岁入太学，宣和初年任国信所提辖。国信所全称管勾往来国信所，专掌接待辽金使臣和遣使辽金之事，朝鲜半岛事务也归此机构负责。徐兢博学擅书画，该使团在高丽国都开城逗留了一个月。归国后，徐兢将所见所闻写成《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此书由图、经两部分组成，对高丽山川地理、风土习俗、典章制度、物产资源等做了详尽记录，计三百余条，是了解高丽中期社会生活状况的重要史料，可惜图绘部分在靖康之变中佚失。书中记述了高丽青瓷釉色、器型、品种等方面的情况，并将高丽“翡色”青瓷与唐宋越窑秘色瓷和北宋汝窑瓷相提并论。“狻猊出香，亦翡色也。上为蹲兽，下有仰莲以承之，诸器惟此物最精绝。其余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8]目前尚未发现与徐兢所述完全吻合之器型，但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现藏两件香炉，分别具备部分特征：一件是高丽仁宗时期青瓷狻猊纽盖香炉（图10），国宝第60号，高21.2厘米、口径16.1厘米。“狻猊出香”、“ 上为蹲兽”，下承炉身，底设三兽足。另一同时期青瓷七宝透雕香炉（图11），国宝第95号，高15.3厘米、足径11.2厘米。上部出香处为透雕花球，“下有仰莲以承之”，仰莲式炉身下是一承盘，底设三兔足。“秘色”一词最早见于晚唐人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如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9]五代吴越钱氏政权控制了越窑窑场后专烧供奉瓷，因庶民不得使用，产品又秘不示人，且釉药配方和制作工艺皆保密，故名。正如赵令畤在《侯鲭录》中所载：“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之，故云秘色。”[10]汝州新窑器”指专供北宋宫廷的汝窑瓷器，窑址位于河南宝丰清凉寺。据考古资料可知，该窑场对落选品实行集中处理，已具备宫廷所设官窑的供御雏形。“下有仰莲以承之”形制的香炉,在北宋汝窑中有烧造。2000年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村窑址出土一汝窑香炉残件（图12），高13.6厘米，口径15厘米，底径16厘米，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藏。通体施纯正天青釉，仅着地处有一周露胎。上作子口，腹部模印三层莲瓣纹，束腰凸出三个乳钉纽，底座呈荷叶状向上翻卷。北宋政和、宣和年间，汝窑窑场被宫廷垄断，而此时期高丽青瓷也有相同器型（图13）。高丽王朝能在宣和五年之前就仿烧出造型和质量都类似汝窑的瓷器，说明北宋汝窑这种高端烧造技术也传入高丽，这使该国青瓷的质量得以比肩宋朝。

图10 高丽仁宗时期青瓷狻猊纽盖香炉

图11 12世纪上半叶高丽青瓷七宝透雕香炉

图12 北宋汝窑香炉残件

图13 12世纪高丽青瓷香炉

本文内容分别刊发于

2020年《形象史学》下半年

2020年《殷都学刊》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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