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做牛马，我毁你家”的旧价值系统健全与崩坍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三人行，必有我师”，“泛爱众而亲人”，“有教无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都是《论语》中记载的孔子原话。其中蕴含“人人平等”的思想，距今两千五百多年。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出自《孟子·尽心章句下》。其中蕴含“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距今两千三百多年。

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也，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这事记载在《史记·商君列传》。《韩非子·有度》直言：“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后人将之通俗表达为“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其中蕴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距今两千二、三百年。

“情意合同，俱有悦心”，出自《素女经》，意思是“男女做ai，得情投意合，都有意愿才行，谁都不能强迫对方”。其中蕴含的“男女平等”思想，形成于战国至两汉年间，跨度几百年，距今两千年左右。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在秦末喊出这句口号，发动大泽乡起义，把“生而平等”理念付诸于颠覆大秦帝国的实际行动，距今两千二百多年。

以上表明，中国人提出“人人平等”的观念，比西方启蒙思想家卢梭、《独立宣言》、《人权宣言》超前两千多年。

只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孔、孟被中国历代王朝尊为至圣先师，他们的“平等”言论及理念却从未普及，也没触动奴隶、封建等级制度一丝一毫。倒是真龙天子、男尊女卑、三纲五常、从一而终、雷霆雨露莫非天恩等观念深入人心，禁锢了天下人的思维，而且越演越烈，渐趋极致。

所谓“超前”，或许是滞后。人类社会的原始阶段，自“神之子”出现，各人类群体都以他为核心，协作竞争，共同存活。每个群体只能有一位“神之子”，像行星绕着太阳转，卫星围着地球转，这合乎自然法则。否则会令出多门，导致群体分裂；而且“神之子”也不允许他人分享其“神性”、“神力”。

也就是说，自那时起，除了“神之子”，人类群体中的其他人在“人本体”，或曰“人格”上，是平等的；只是分工不同。虽然人类群体间经常互相攻伐，甚至群“神”混战，但终会“神”归其位，恢复一“神”至上，多“神”旁从的稳定。

之后越来越多“部落”合为一体，以国别归“一统”，每个国家也只有一位“神之子”。只是在这过程中，与“神之子”关系最近的掌权者，连同“神之子”在内，为了世世代代最大化占有、瓜分其统治范围内的“财富”，才炮制出不平等的价值体系，并将其基本观念渗透到每一位子民的内心深处。

无论孔、孟、韩非，还是“素女”，他们表达的“平等观念”，都未触犯“神之子”的超然地位。商鞅执法，也绕开“君嗣”，使其老师代为受刑，没有人认为这不公正。就连造反领袖陈胜，只质疑“王侯‬将相”。对始皇帝的“神位”，他没冒犯。

理论家、立法者、性权威、革命家，都没认识到，人类需求的驱动力围绕“神之子”旋转，所形成的“不平等价值体系”，会将各个国家的等级制度，推向多么极致的程度。他们关于“人人平等”的观点、零碎话语片段，仅如一头万年成长的滔天巨兽身上的跳蚤，无需抖落，也妨碍不了其加速膨胀的趋势。

从源头梳理，“神之子”主要分三类：一类因为他创造的“个人群体价值”展示在群体眼前，被群体赋予了“神性”、“神力”；这类“神之子”直接领导群体，持续创造相应价值，拥有越来越稳固的群体拜服的权威。

另一类“跳大神”似的装神弄鬼，自戴“神”光环，但其武力、智商、情商、德行等不足以领导群体。这类“神之子”具有很大欺骗性，必须与领导力卓越的他人合作，才能维持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后来很多国家延续了宗教领袖、世俗领袖共治的权力结构及传统，根源于此。

第三类由于体表特征独特，比如身上长羽毛，膜拜“鸟图腾”的群体认为他是“神鸟”转世；头上长角，膜拜“鹿图腾”的群体认为他是“神鹿”转世；过度肥胖，膜拜“象图腾”的群体认为他是“神象”转世……这类“神之子”通常被“有心人”抬上神位，作为傀儡供奉起来凝聚人心。直到现在，与“神童转世”类似的神位传承制度依然存在。

不管哪一类“神之子”，其本质是人。人有弱点，人有不足，人会犯错，人会消沉，人会迷失，人会狂躁、人会衰老……既已“封神”，这些“人性”、“人力”就不能经常暴露在群体眼前，令群体“小”看。

主观方面，“神之子”不可能永久德才兼备，创造名实相副的“个人群体价值”；客观方面，天灾人祸处理不当，会折损他的光芒。再加上群体扩大后，即使他意愿十足，也没足够精力辨识群体的每个人，分工每个人，奖惩每个人，给到所有人“归属”与“自尊”需求的满足——这些都促使他退居幕后，由其亲信、老铁、代言人、支持者等层层拱卫，不断强化对群体的统领。

增设“防火墙”，能巩固“神之子”的神位，但改变不了他如“凡人”一样生老病死、寿终正寝的自然法则。如果把他的“神性”、“神力”像武侠小说构思的“传功”那样，传输到另一个“凡人”身上，又很难让群体心理接受并信服。

不过，通过遗传，传承到他的亲子身上，则很容易取信于群体。毕竟，每个人与自己的亲子四目瞅瞅，都会观照到彼此相似的特征。这不需要“跳大神”来骗信，也无需苦口婆心劝信，或武力压服——神位世袭传承，是“神之子”与群体将心比心、水到渠成的社会选择。

如此，“神之子”及其“拱卫者”代代相传，成为群体的统领阶层。随着生产力发展、物质财富有节余，在人类需求针对宜生“生活空间”以及其中具体需求对象的“信息级”无限满足、“宇宙级”无限扩张的矛盾驱使下，他们必然会将节余财富尽量捞到自己的“袖筒”里，同时借此无限放大“神之子”的光芒，增强“拱卫者”的世俗地位与权力。

主客观合力的必然趋势，令“神之子”及其“拱卫者”逐代演变成国家的统治阶级，其他人则被层层边缘化，演变为被统治阶级——同时，大同小异的“不平等价值体系”并等级化的奴隶、封建制度，不约而同在世界各国次第形成并健全。

关于私有制的产生、人类不平等的根源，前人早有深刻阐述。本篇特意补充说明的是“神之子”的超现实作用，以及围绕他发生的人类需求与客观需求对象之间无限矛盾的驱动力。

在这一趋势下，所谓“禅让”，或许是“篡夺”。因为即使“神之子”有意“禅让”，他的“神性”、“神力”也无法“乾坤大挪移”给其他“凡人”，其“拱卫者”也绝不肯轻易让出核心权力和既得利益。除非另有人通过劳苦功高的“个人群体价值”加冕了“神”光环，并联合自己的“拱卫者”、从属者，在群体的拥戴下将他推翻，取而代之。

“不平等的价值体系”依然必须打着“神”的名义来洗脑。统治者于是炮制各类“神”创造人的神话传说，统一明确：人类由“神”创造，须绝对服从于“神”；人类生而具有“原罪”，须吃苦受累赎罪；大部分神话传说都认为人类是泥土造的，先天命贱，只配世世代代从土里刨食……

世界各国的此类神话传说中，中国的“女娲造人”构思得最技巧：女娲照自己的模样，先用泥土抟了一些人。后来抟累了，就扯藤条沾泥浆挥舞，落到地面的“泥点儿”都变成了人——抟出的人天生富贵，成为主人；甩出的人天生命贱，成为奴隶。这样就为凡人统治阶层的世代富贵立下了“神理”依据，诱导奴隶心甘情愿服从奴役，放弃反抗。

类似“女娲造人”的神话传说攀附在“神之子”脚下，明确了旧价值体系立基的根本原则，即“与‘神’创造人的原材和手法相照应，个人的价值天生具有高低贵贱的差别”。

依照此原则，不同细分人群的价值，又以什么标准来衡量呢？本来，与“神”相通，把握“神”的变化，洞透“神”的内心，聆听并传达“神”的指示，据此厘正群体的价值取向，厘清价值标准（主要包括衡量、分配、交换标准），组织价值创造及应用，合“理”裁判价值，是“神之子”的担当。

但是，随着生产力、生产关系发展，国家建立，逐渐一统，“神”被人类想象得超越时空、至高至伟，无所不能、无所不包，自然界、世间万物、人类社会都在“神”的掌控范围内。其中富有的变化无穷无尽，蕴含的规律深幽玄奥，人类与之互动的经验代代积累，存盘人类经验的“文化出品”汗牛充栋。“神之子”对他“老爸”越来越看不懂了。

“神”的“天道”，于他越来越成为只能孤独注视的“瑶琴”：中国古籍记载，伏羲做琴、神农做琴、黄帝造琴、唐尧造琴；舜定琴为五弦，文王增一弦，武王伐纣又增一弦为七弦。弦越多，奏出的音律越复杂——弦无时无刻不振，琴穿越亘古广宇而鸣——“神之子”便如听音的“牛”，内心泛起的往往只有茫然与焦灼。

所谓“天道“，或可为“人道”。“神之子”力有未逮的听“音”、聆“秘”，一些精力旺盛、思维力强大的智者便主动代劳。他们从揣摩“天意”切入，探究天、地、人的关系，著书立说，开宗立派。其中卓有成就者被后人推崇为圣人、先贤；学说对“神之子”拱卫给力的，被请为座上客，尊为天师、国师；影响力最广泛深远的，逐渐封“神”，成为迄今依然深入人心的各大宗教的创始人。

中国的“神之子”及其拱卫者最聪明，他们视最高神位为禁脔，杜绝任何凡人染指。不管多么普世的学说、理论、教义，只会被他们断章取义地利用，教化臣民驯服、顺从。

中国的圣人、先贤也越来越乖巧，他们总结“天道”，类比人伦、人情、个人价值等，拱卫“神之子”的神位，劝其恩威并施，以求长治久安。这类思考至西汉董仲舒集为大成。之后两千多年，中国人的思考就在董夫子抛出的“天人感应论”的圈子里打转。

“三纲”、“五常”、“三统”、“三正”、“性三品”诸说，是董夫子精心构筑的“神学体系”的支柱。通俗拣要提点，其中主要包含如下价值观点：

天是超自然有意志的人格神，君权神授，所以“天子”最尊贵；天地阴阳是最根本的“神理”法则，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所以君比臣贵，父比子贵，夫比妻贵。

世间万物由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运化而成，所以人际关系中，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伦理及相应显现的人品最贵重；反之则贱格，为人所不耻。

王朝可能会更迭，但天命不可违。所以只要新王朝的新“天子”改正朔，易服色，该王朝就会重新享有天命。所有“凡人”只能俯首认命，掏心掏肺地竭诚拜服。

“天子”之外，“凡人”分圣人、中人、小人三类：圣人生来性善，小人生来性恶，中人可善可恶。性善的圣人相对贵重，是天生的统治者；中人的天性可以教化，逐渐变善，或可进入统治阶层；小人是贱命、贱料的“斗筲之性”，即自私狭隘，光知道争抢毫厘微末的利益，所以只配接受圣人的统治。

这样的个人价值衡量标准，比孔夫子主张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移：半途而废）”，以及孟夫子提出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更增一“弦”。依照此处表述，仨“夫子”的本意是从人性角度，认为应该由个人天赋及其后天体现出的性善恶、意志力、劳动力倾向的价值，而不是由个人的出身、既定社会地位来衡量人之价值。

可是，要害在于，“圣人”只能提议，“天子”才拥有个人价值衡量标准的最终解释权。他偏偏喜欢将以上表述解读为个人的出身、既定社会地位命中注定，无法更改；“逆天改命”若不经他允许，天理不容；然后示下大力推广。仨“夫子”泉下有知，也只能感叹上天对他们的言论不公了。

依照曲解的个人价值衡量标准进行价值分配，所有人创造的国家、社会财富，“天子”及其拱卫者天经地义占有最丰厚的部分。“中人”拼命加入他们，争取多分得些；“小人”则靠他们赏赐、施舍，祖祖辈辈一成不变听天由命地落点残羹、剩屑。

与人的价值相对应的，是“自然物”的价值。曾经，人类群体各个把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以及山林海泽、飞禽走兽、蛇虫蝗鱼、谷果籽蔬等刻为“图腾”膜拜；一来敬畏它们的力量及威胁，二来感恩它们的奉献与裹腹。

但人类掌握了渔猎、畜牧、稼穑的规律、技巧后，就以“征服者”的心态，把后者视为可以任意取舍的生活必需品及仓库了。动植物的魂灵被别称为妖、魔、鬼、怪、精、灵，丧失了“神性”。前者化身的“人格神”尽管在很长历史时期依然扎根在人类的内心，但在官方正统的思想界，它们隶属于“天”，逐渐失去了被独立膜拜的资格。

如此，“自然物”处于被人类支配的地位，其中的土地、矿山、林木、湖泽等及其物产，成为“财富”的基础组成部分。人工产品、文化出品本身就是人类创造的，自然任人支配。贯穿其中的人力资源、生产工具、生产工艺，也从属于“财富”被价值分配。货币（金钱），则作为“财富”的集中体现和价值（利益）交换媒介，自始至终都是价值分配的焦点。

“天子”及其家族占有国家、社会最多财富，其核心拱卫者凭世袭爵位次之，官员再次之。士、工、商阶层凭本事争取多分得财富，占人口绝大多数、合力创造国家、社会基本财富的农民阶级，反而经年累月、世代守望地挣扎在生死边缘，稍有天灾人祸便难以为继。

人分三六九等。个人的出身，决定了他的最大价值。皇家、王府、公侯‬、名门、世家、旺族的娃娃一出生，便先定名分，依照既有价值标准分配相应衣食住行所需，以及特定的奴婢、公中、月钱等。

其它不得不自食其力的阶层，以及土地里刨食吃的农人，出身寒微，社会地位低下，他们辛苦经年产出的“人工产品”或“文化出品”远不及富贵人家刚出生娃娃的“小JJ”更有价值。尽管如此，他们的产出还是被“明码标价”，或供公家、或交东家，剩余自用或交换，以维持生计。

“天子”以下，“夫子”们对“凡人”价值的衡量标准，无非上、中、下三等，极其粗略。但以此为纲，国家各个阶层、领域、行业、家族、交际圈内，沿个人、人工产品、自然物、文化出品四大脉络，都逐渐形成越来越细致的“等级式不平等”的价值取向、价值创造分工、价值分配及交换标准、价值应用机制等，并渐成体系。

无论多么细致的价值体系，其中关于价值对象的价值标准界定难免留下模糊地带，生出纠纷，而且很多具体对象的价值表里不一，真假、虚实难辨，且因时、因地、因人生变。

更要害的是，“天子”永远把所有价值对象的最终裁判权牢牢掌控在手心里。越是对其家族前途，以及关乎国家命运、国计民生重要的价值对象，越需要他亲自裁决。尽管他的判定常常不得不遵从“圣人”的价值观点及既定律法，但正如前面所述，他对“圣人”的“提议”拥有最终解释权，这几乎等于给了他可恣意妄为的判决空间。

“天子”无暇顾及或不屑为之的价值裁判，由其拱卫者，尤其各级官员根据职责及相关律法、习俗等判定。偌大国家、丰饶社会，总有尚未形成价值标准、官员也顾及不到的人与人之间的价值纠纷发生，它们只能由当事人自行解决。

个人的“价值观”主要包括他相对于客观环境以及其中具体的他人、人工产品、自然物、文化出品，形成的价值原则、价值取向、价值创造、价值标准（主要包括衡量、分配、交换标准）、价值应用、价值评价相关的观念、观点、认识等。

个人的意识心理好比一所大房子，其“依赖”与“独立”需求辩证满足形成的自然生死观是地基，“封闭”与“开放”需求辩证满足形成的生存发展观是往地基上持续增砖添瓦的劳动力，“性jiao”与“繁衍”需求辩证满足形成的伦理观是黏附他人的粘合剂，“归属”与“自尊”需求辩证满足形成的价值观则是“支柱”；其上“同情”与“共情”需求辩证满足形成的情感观如同穿棂绕墙的空气，或清新，或污浊，或流动，或凝滞……

价值观是人生经验的支柱性组成部分，它直接决定了个人的“归属”与“自尊”需求的需求偏好、需求对象，满足的方式、方法、结果等。国家的根本价值原则及价值取向，以及相应形成的主流价值观，则“支柱”着国家的发展、演变及未来前景。

人类社会的原始阶段，各人类群体生存艰难，成员相对平等，都以“个人群体价值”为主要价值取向，群策群力、共享劳动成果图存。但“神之子”的超然地位滋生“不平等”的人体细胞，感染并带动世界各地的人类群体，朝“等级化”的国家执拗地演化下去。

本着“不平等”的价值原则，个人出身及其所有、可支配、附属的“财富”，取代“个人公共价值”，成为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取向。

其中的“价值创造”在“天子”的“神力创造”之下，被分为“劳心者创造”和“劳力者创造”两大版块。前一版块趾高气扬，主要被统治者占据；后一版块当牛做马，由被统治者任劳。

两大版块内各有细分。“劳心者”中，歌功颂德、俯首帖耳、经世济用并当官的，最受“天子”器重而春风得意、飞黄腾达；个性太强的，即使孔、孟都不受待见，到处求官、次次碰壁，只能以办私学糊口终老。董仲舒属于受待见的，因一份奏章差点被汉武帝砍头，从此不敢再乱说话，一样干回老本行，以教书谋生。

其余曲艺、诗歌、小说、杂谈类文艺作品，及医药、农工、畜牧、园林等相关的民生作品，都属于“劳心者”创作的“文化出品”，极具存盘人类经验的“精神财富”价值。但作者很难单独靠此致富、显贵，除非学以致用，创造出与之匹配的“物质财富”。

如此，再加上价值衡量、分配、交换的标准都偏向“天子”及其拱卫者为核心的统治阶级，价值观念的解释权、价值裁判权又都掌控在他们手里，历朝历代的国家财富不一股脑儿流到他们的“袖筒”里都难。

有文字记载的人类社会的文明史，整个儿以“等级式不平等”的个人出身，以及与之对应的“物质财富”为价值取向，“支柱”起越来越健全的旧价值系统，席卷着国家财富向“神之子（天子）”为代表的统治阶层流淌。

一如前述，“神之子（天子）”越来越听不到“老爸”的“琴音”，“圣人”阐释的“天道”他只利用其中强化他的家族“神统”，及他个人至高无上权威的部分，而淡化其中灾异警示、勤政爱民的部分。

既然无法从“神”那儿得到“归属”与“自尊”需求的满足，他便悄无声息地躲到幕后，由其“拱卫者”立成层层“防火墙”，一味攫取国家、社会的最大“财富”来彰显其权威，增强其“依赖感”、“安全感”，实现其“自尊”需求的偏执满足。

史书上不缺“文王”、“周公”。但纵观史书，即使杰出帝王的所谓文治武功，也主要是把超越前人的土地财富据为己有，把世俗权力越来越集中到自己手里，直到对治下所有臣民的个人财富、身家性命都可以随心所欲生杀予夺的程度。

“天子”如此，王公贵族、将相官员、豪强地主等上行下效。其中要害在于，在“价值应用”方面，他们并未将财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是挥霍在穷奢极欲的个人享受及浪费方面。酒池肉林、羊车望幸、石崇斗富、玉体横陈、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等历史典故，成为统治者贯穿数千年的此方面写照。

如此“价值应用”及其它价值行为恶性循环，持续激发阶级矛盾，导致王朝更迭。最要害的是，人类社会自始至今，世界各国都在形成国家制度、法律和军队、司法、监狱等执行机构配套的国家机器，以保障旧价值体系逐步细致、深入地健全，并逐步把它推向极致。

它们共同影响社会风气，侵占所有人的心脑，铸成颠扑不破的价值观念，蔓延至人类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方方面面。

数千年以降，所有人都认为“等级式不平等”的旧价值体系天经地义：皇帝的亲妈、后妈、老婆或孩子过个生日，全天下的奇珍异宝即蜂拥而献；王孙公子哪怕落魄如鸡，只要亮出身份，贫寒小民即纷纷把赖以活命的“家藏”奉上；个别如刘秀、刘备那样的皇家远亲，穷的当裤子都有众豪杰万千民众舍命追随，直至他们开国称帝……

旧价值体系内，子民的“归属”与“自尊”需求的满足，只能相对于“天子”，或通过“天子”的代言人，主要指官员，传达圣旨、圣谕、敕令等而实现。

在价值观一致、既有价值体系的框范下，“天子”与子民的“归属”与“自尊”需求，可以自由辩证转化着相互满足。比如又一年开春，“天子”号召春耕，子民影从。在这一过程中，随着春耕顺利开展，“天子”感觉脸上增光，与子民越来越心连心；子民也感觉有面子，与“天子”越来越心连心。

在新价值引进，导致价值观不一致的前提条件下，“天子”与子民的“归属”与“自尊”需求，也可以辩证转化着相互满足，但要克服一些困难。如其“依赖”、“开放”需求迎对非适宜的环境变化、新型饮食的挑战实现满足一样。

如果“天子”得到“神”的启示，将连月大雨，就此号召某地子民开一条大渠，以泄洪水。有些子民认为这耽误他们耕种，不肯奉召。相对于这些子民，“天子”或强迫他们奉召，满足自己的“自尊需求”；或认同他们，任其耕种，选择“归属需求”的满足。子民则因为不奉召或被强迫，其“归属”与“自尊”需求的满足备受压抑；亦或“天子”让步，还认他们为子民，其“归属”与“自尊”需求因此都得到了满足。

还有一种可能：“天子”通过劝说、封赏、惩戒，恩威并施，使不奉召的子民转换价值观念，信服并积极参与到开渠事务中来。随着开渠顺利实施，“天子”与子民共同创造着越来越多全新价值，他们的“归属”与“自尊”需求都辩证转化，并相辅相成实现满足了。

旧价值体系健全后，尽管阶级分化越来越严重，但各阶级都认为“等级式不平等”天经地义，也都以个人出身及与身份相匹配的“物质财富”为首要价值取向。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主要集中在“人工产品”的价值衡量、分配、交换标准认定，尤其在统治者对被统治者“超标”的巧取豪夺、剥削蹂躏方面。

“天子”与其拱卫者属于同一利益集团，共同捞取天下财富，照理应该相互自由辩证转化地“归属”并“自尊”。但是，他们的价值观往往处于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互动的变化过程中。

其对立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财富”的价值衡量、分配、交换标准认定及相应价值裁判方面。个别励精图治的“天子”，牢牢把握着天下最丰厚的“财富”，却处处限制其拱卫者对天下财富的捞取，甚至把他们的既得财富从“袖筒”里掏出来，赏给被统治的子民——“天子”以为他是以天下为己任，其拱卫者只当他是暴君、篡位者，恨不得立即除之而后快。

聪明的“天子”，擅长掌控其中的价值平衡。对于其拱卫者、被统治的子民，都恩威并施、推拉抬压，在确保其统治稳定的前提下，推动国家财富持续增长，并相对平均地分配、交换。只是，他再聪明，也挡不住旧价值体系整体崩坍的人类社会螺旋上升的趋势。

旧价值体系发展到极致，无论“天子”劫富济贫、矫枉过正，还是宽仁纵容、徇私枉法，都会危机他的统治基础或支柱。他的心与臣民的心只会距离越来越远，逐渐失去臣民内心的“归属”，直至所有臣民与他离心离德。

王朝末期，任凭“天子”如何英明，怎么努力，他都难实现其“归属”与“自尊”需求相互转化的充分满足。表面上举国臣民山呼万岁，其实只剩下失去亿万民众内心“归属”的“虚荣”外壳。而他本人，其需求的满足或越来越“封闭”地“依赖”所拥有的巨量“财富”，或偏“归属”、“同情”一线需求满足地，扎到 “返真”、“崇拜”等更高层级需求的满足中去。

如此发展只会导致王朝更迭、循环往复。给旧价值体系致命一击的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科技文明到来，世界各国子民的内心逐渐了失去对“神”的膜拜。

“天子”的“神性”、“神力”来源于“神”，更来源于子民的内心对“神”的膜拜。旧价值体系是借着这一根本，从客观环境及人类需求中汲取“能量”，才加速成长起来的滔天巨兽。其根本斩断，“能量”枯竭，滔天巨兽也必然消亡。

只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更加复杂，宗教的延续，资本崛起，都令其前景扑朔迷离。旧价值体系尚未完全退却，新价值体系方兴未艾。当下人生活在人类诞生至今未有之大变革的时代，其“归属”于谁？“自尊”又何方发展？答案在心，应者如尘；正当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