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音乐——关于《音乐门铃》和它的作者辛丰年

音乐是个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的行当，有关音乐的文章，最好还是音乐界的人士来写。眼下这本《音乐门铃》的作者，是一个没有接受过半点音乐教育的彻头彻尾的业余人士，但是我却曾在不同的场合，听到过不少专业音乐家对他谈音乐的文章啧啧称奇，褒誉有加，这是怎么回事？

老乐迷辛丰年确实是有资格谈音乐的。他对音乐的痴爱，用惊天地泣鬼神来形容也不算太过分。他的家庭同音乐毫不搭界，他的青少年没有什么音乐氛围，更糟糕的是，他连初中二年级都没有上完。60多年前，他读到一本丰子恺所著音乐普及读物中关于《月光曲》的描写，心向往之，想方设法买来唱片，这一听非同小可，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开始了自学音乐的生涯。一开始的时候，他向同学借了一只小风琴，买了开明书店出的《洋琴学习法》和《洋琴名曲选》，摸来摸去，竟然硬是把《月光曲》给磕磕碰碰地摸出来了。辛丰年的哥哥有一把从来没有拉过的小提琴，他也拿过来，没有什么教材，就知道丰子恺《音乐入门》上提到过的“GDAE”的定弦，慢慢地也能拉一些“故乡的亲人”之类的民歌了。这还没完，他又开始自学古琴……

但是辛丰年心中还有一种更大的音乐，那是历史和理想的声音。他自学音乐，也自学唯物主义，积极参加抗日青年组织的地下活动，最终偷渡到了解放区，参加了革命的队伍。在那些艰苦转战的岁月里，辛丰年一直对他的音乐忠心不贰。那个时候，他非常相信巴托克关于民歌是音乐真正的灵魂的说法，部队每到一个地方，他就拿着笔记本到处采集民歌。当形势开始好转的时候，他偷偷地与尚在国统区的家里取得联系，托人把一些钢琴谱带了出来，塞进了行军的背囊。1949年，部队解放了苏州，他专程去拜访了刘雪庵先生。刘先生就是《何日君再来》的作者。那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刘雪庵先生正在苏州社会教育学院给学生讲授和声课，教室就是拙政园里一个四面环水的亭子。辛丰年立在亭子外面，一直听到下课人散，然后进去向刘先生请教，问了他一些关于中国和声的问题。在苏州他还拜访了钱仁康先生，向他借了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曲》的谱子回去连夜抄写，可惜还没有抄完部队就上路了。

解放后，辛丰年在福州军区文化部和报社工作，他还是把省吃俭用的钱和所有业余的时间都用在了书和唱片上。文革中，因为家庭出身的缘故，辛丰年吃尽了苦头，被开除党籍和军籍，遣送回原籍劳动改造，在一个公社砖瓦厂里铲煤和拣草根，月薪24元。就在那最艰难的日子里，辛丰年依然痴心不改，竟然把电唱机的机芯藏在一只纸箱子里，辗转千里，和几张死也不肯抛弃的老唱片一起带到了改造地。我那时候有幸和他在一间颓破的草顶屋子里生活过几年，房屋的墙壁被煤油炉熏得漆黑。后来我们般出来不到一个月，那间屋子的西墙就倒塌了。我还记得，如果是上日班的话，到了晚上，辛丰年常常会拿出他自学了几十年的小提琴，拉圣桑的《引子与回旋》、德尔德拉的《回忆》、舒伯特的《小夜曲》，而窗外则会聚拢不少好奇的眼睛和耳朵。

也许是受了辛丰年的影响吧，我后来也变成了一个音乐爱好者，我也接触过不少喜欢音乐的同好，可是我确实没有遇到过一个像辛丰年这样爱音乐爱得如此深切的人。他爱乐真的可以说是爱到骨髓里，音乐是真的渗透到他的灵魂里去了。不过，即使是爱乐成痴，是否就有资格来对音乐说三道四了呢？当然不见得。音乐是一个很特殊的东西，它是给人“听”的，不是给人“说”和“读”的，很可能是世界上最难“讲”清楚的东西。很多谈音乐的文字，我觉得真是越说离开音乐越远。但是辛丰年的文字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拉短了我们和音乐的距离，在他的笔下，抽象缥缈的音乐变得可触可感，平易近人，让我们可以从容出入。无论如何，辛丰年的文字不是一般的文字。那是一种日常、亲切、朴素而又感性的文字，一种饱含乐音的文字。我有时会想，这样的文字固然是深厚的文史功力锤炼得来的，但会不会也是因为长期受了音乐的浸润而获得了乐器般的音色？辛丰年谈乐的文章会让我们产生这样的幻觉：也许语言文字和音乐之间的鸿沟并没有我们想像得那么巨大。我们有理由珍视这样的文字。

从新世纪的标准来看，辛丰年的音乐口味不是没有问题的。他对现代派的音乐坦言“听不懂”，对某些音乐家的看法也失之偏激。由于历史和物质条件的限制，他听赏的范围不算很广，一部作品可以几百遍地听，但是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则知之不多。这里面也是有太多的无奈，因为即使是到了90年代，他还是主要依赖磁带、收音机、和自己的弹奏。还有一点有争议的是，辛丰年谈的不是抽象的象牙之塔中的音乐，在他的音乐文字中有太多的历史和个人的感受和想象。我自己算是“纯音乐”派，认为音乐最高的境界就是音乐，同其他东西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知道，辛丰年之热爱音乐，同他爱历史、爱生活、爱人类是一个意思，所以我尊重他对音乐的理解。

（《音乐门铃:辛丰年乐话》，吴维忠选编，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