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曲只应天上有——古典乐评人辛丰年的传奇一生

辛丰年(1923-2013)，本名严顺晞，后改名严格，通州石港人。古典音乐评论人、作家。

1945年开始在军中从事文化工作，1976年退休。20世纪80年代以后，为《读书》《音乐爱好者》《万象》等杂志撰写音乐随笔，驰誉书林乐界。著有《乐迷闲话》《如是我闻》《处处有音乐》等十余种作品。

正在看乐谱的辛丰年先生

他把钢琴谱塞进行军的背囊

辛丰年——Symphony（交响乐）的谐音。

文如其名。在中国，只要涉猎古典音乐的人，无人不知辛丰年。《辛丰年音乐笔记》被认为是最合适的古典音乐入门读本。吴祖强曾经这样评价：在中国评论古典音乐，辛丰年是最权威的。

以“辛丰年”之名，驰名书林乐界。其原名“严格”，鲜为所知，而“严顺晞”之名，所知者更是寥寥。

有一种说法，严家是年羹尧的后人，为避难把“年”改为“严”（南通话中这两个字发音相同）。

他的父亲严春阳是孙传芳的部下，1926年期间，曾任上海淞沪戒严司令、淞沪警察厅长等职，后又兼任商埠卫生局局长。石港人称其“严大将军”。北伐军迫近上海前夕，严春阳自行解职，在上海淡水路法租界里做起了寓公。

辛丰年的大儿子、复旦大学教授严锋在《我的爷爷严春阳》一文中介绍：发达的时候，严春阳在老家石港镇上（今天石港中学操场西侧），建了一幢别墅，“这也是石港历史上第一幢现代化的大楼”。

这座洋楼，严春阳生前未曾住过，他打算“下野之后，将其做成医院，造福乡梓”。然而，这一切未能遂愿。抗战期间，南通沦陷，这座楼成为难民收容所，后又成伪军团部。解放战争中，则被国民党占据。《南通县文史资料》这样记载，“敌军（指国民党）大本营设在镇东南角严春阳家的楼房里”，因为战争，这座楼也基本被毁。

严锋说，这所故居，辛丰年“和兄弟姐妹们也仅仅住过一次”。

辛丰年从4岁到10岁时，一直在上海生活，家庭教师中有复旦大学教授王蘧常先生。1937年抗战爆发后，辛丰年在家自学，在教科书中读了关于贝多芬《月光曲》的故事，从此迷上音乐。

对于自己的军阀家庭，“辛丰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羞耻感和赎罪心”。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南通有一个名叫“青年艺术剧社”的小团体，以地下党员曹从坡为主聚集了一批进步青年，其中就有辛丰年。

1945年4月，年仅22岁的辛丰年，从南通经上海辗转至苏中解放区，参加了新四军，并自行改名“严格”，以示脱胎换骨之意。

为什么要参军？辛丰年生前有过回答，他说，“主要是受到《罪与罚》的影响，书里没有写革命，但写出了当时人间那么多不平，让人看了非常激动，就成了我追求光明的动机。”

在那些艰苦转战的岁月里，辛丰年一直对他的音乐忠心不二。每到一个地方，他就拿着笔记本到处采集民歌。他甚至偷偷地与尚在国统区的家人取得联系，托人把钢琴谱带出来，塞进行军的背囊里。

从通州到如皋、海安至盐城，从苏州到杭州，从厦门到福州，辛丰年随军走到哪里，就将音乐追寻到哪里。

带着扁担在新华书店扫货

年轻时的辛丰年

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以赤子之心面对“美”，都能怀抱热情赞叹生命，辛丰年留给读者的，不只是欣赏古典音乐的门径，更是一种面对世界的态度。

新中国成立后，辛丰年在福州军区政治部下设的文化部中任干事，还曾当过福州军区军报《解放前线》的副主编。

然而，到了“文革”，辛丰年却因“混入军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的罪名被开除党籍军籍，撤销一切职务，从福州被押往江西住“牛棚”，1970年被发配回南通，在当时的南通县石港区五窑公社砖瓦厂劳动改造。

其时，辛丰年的妻子因病去世，他把大儿子严锋带在身边，3岁的小儿子严锐放在常熟妻姐家。在严锋眼里，辛丰年的工作很累，“刚去时是一个很冷的冬天，父亲的工作是用手工做小煤球，供厂里的工人取暖”，后来，“是用大铲子把煤屑铲到泥土搅拌机里，这是轮窑制造砖瓦的第一道工序，是很累的力气活。”

严锋回忆，有时候夜里醒来，会听到父亲的叹息声，“他以为我睡着了。他一直是很坚强的人，在我面前从来不会表现出苦闷，对周围的人也很和气。”

“文革”前在福州的家里，辛丰年曾买过5个电唱机，下放劳改的时候，他竟将其中一个剥掉外壳，把机芯藏在纸板箱里带到了乡下。“还带了几张唱片，但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听过。或许把它们带在身边，对他更多的是一种心理安慰。”

到1976年左右，53岁的辛丰年终于得到彻底平反。复员改成转业，完全恢复原来的待遇。当组织上征询意见的时候，辛丰年主动提出退休，他“想把‘文革’中失去的看书听音乐的时间补回来”。

退休手续一办完，辛丰年就拿起一根扁担，用补发的工资到新华书店里买书，从此一头扎进了古典音乐和书籍的世界。

从1978到1994年，辛丰年独自带着两个儿子，一直住在市区解放新村，一个40多平方米，没有厨房和卫生间、两间卧室和书房混用的小屋里。1986年，63岁的辛丰年，花2000多元钱买来了他平生第一台钢琴，开始自学弹琴。

父亲的选择，严锋这样理解：对于一个情感那样丰富的心灵来说，恐怕也只有音乐才能满足他的要求吧。

无论生活如何艰辛，辛丰年始终怀有一种对人间绝对正义的追求，一种刻骨铭心的悲天悯人的情怀。

在砖瓦厂改造的时候，在一个月拿23.5元“生活费”要养活三个人且自己的肚子也吃不饱的情况下，辛丰年和当地公社养老院里的一位孤老建立了很深的友谊，经常徒步好几里路去看望和接济他。

辛丰年就是那样一个极端的好人，好到音乐的程度，好到“此曲只应天上有”的程度。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经过好友章品镇的推荐，辛丰年开始为《读书》写稿，开设了《门外读乐》专栏。

梦想贝多芬的音乐响遍全城

辛丰年教孙女弹琴

伴随着《读书》杂志的一纸风行，辛丰年的漫谈古典音乐文章影响了无数人。

在音乐资讯贫乏的年代，辛丰年以美丽的文字传达音乐本身的美好，加之其博通文史，熟谙音乐典故，文字之中贯通着一种人生的通达之气，唤起了读者对音乐的向往之情。

《读书》杂志曾经盘点了20年来十大作者，辛丰年位列其间，其他九位作者分别是：丁聪、陈四益、金克木、董鼎山、王蒙、刘小枫、费孝通、陈平原、汪丁丁。

1994年秋，《读书》才女赵丽雅专程到南通组稿，来到解放新村，登门拜访辛丰年。后来，赵丽雅曾写《辛丰年与Symphony》一文，对此行进行了详述。

初见面，赵丽雅感叹，“他的谈吐、他的气质、他的风度，和他所热爱、所谈论的音乐，相差太远了”。面前的辛丰年，完全是“一个老农形象：一身褪了色的旧军装，包括褪了色的军帽和褪了色的球鞋。”

严锋曾以风趣的笔墨写道：“在辛丰年的读者圈子里——一支以大学生、音乐爱好者和白领丽人组成的风雅队伍，这些人大概宁愿把辛丰年想象成头戴无檐帽、嘴叼粗大雪茄的文人骚客，就像徐迟那么英俊——对不起，让你们失望了。”

让赵丽雅印象深刻的是，“这位当代隐者的居所，一桌、一架、一凳、一榻，唯陋而已。倒是中央一具黑钢琴，显得过于辉煌——像是陋室中的不谐和音”。

那次见面，曙色中，主客初会。从容对谈，直到黄昏。赵丽雅为之感叹，“他似乎不知为名也不知为利，脱俗而毫不知觉自己的脱俗。”

对于自己的音乐评论写作，辛丰年曾经这样谈到，“国内爱好音乐的人，能够接触的音乐资料太少了，因为我们出版的中文资料很有限。我做的工作假如可以算是音乐普及工作的话，就是从资料里‘批发’出来，然后自己消化消化，尽量地‘零卖’出去。”

严锋曾经在《我的父亲辛丰年》一文中，对父亲写作有过生动描述，“他写得太吃力。他总是一遍一遍地修改，每改一遍就要重新认认真真地用圆珠笔重新誊写一遍”。

诗人桑克在微博上写道，“睹其文字，未闻乐声，即可想象音乐之美”。这是一代读者的共同记忆。

2013年3月26日中午12时20分，享年90岁的辛丰年老人在家因突发疾病辞世。

辛丰年老人去世前，严锐用手机播放了两首作品给他听。第一首是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老人激动地打起拍子来。第二首是陈歌辛的《蔷薇处处开》，老人边听边讲起陈歌辛的生平，兴起处哼唱起来。他说：“想不到我临死之前，还能听到这么美好的音乐。”

辛丰年曾经梦想，城市里到处都在播放贝多芬的音乐。

人生的一幕一幕场景，悲剧的、喜剧的、无悲无喜的，都只是平平常常的经历，尽可化作一道长长的水，绕山而流。这正是“辛丰年”指挥的“symphony”。

（本文原载于2015年1月7日《南通日报》，原题为《辛丰年：此曲只应天上有》，所配部分照片由辛丰年的小儿子严锐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