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辛丰年先生

2005年8月8日，辛丰年先生教孙女弹琴。（黄哲/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2月23日《南方周末》）

小档案：辛丰年，原名严格,1923年生，江苏南通人。1945年参加新四军，1949年参加渡江战役，后随部队到达福建，曾担任福州军区军报《解放前线》副主编。1976年平反后，主动提前退休。在军中自修英语、俄语。63岁开始学钢琴。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期为《读书》《音乐爱好者》《万象》等杂志撰写音乐随笔和书评文章，著有《乐迷闲话》《如是我闻》《处处有音乐》等，译有《千千万万中国人》《阿·鲁宾斯坦缤纷录》《莫扎特家书》。2013年3月26日去世,享年91岁。

小引

1997年春，偶尔跟书友沈文冲聊起辛丰年。“啊，严格啊，很有意思的老头。下次有机会，我带你去他那。”他很淡定。

我这才知道辛丰年的真名叫“严格”。这名字也怪。

这年年尾，文冲兴致来了，“我们去严格家看看老先生吧！”

“听说他很怪，带我去不要紧么？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没什么，老先生说话，你多听就是了。他会喜欢你的。”

……多年以后，严锋对我说：“我爸爸不肯离开南通去上海住，很大程度上，就是南通有你和你们这帮朋友在。”

是不是太重了？吃惊之后，我很感动，也很自豪。其实，能为我那么喜欢和敬重的先生做点事，本身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何况其他。

先生原名严顺晞，问他名字的由来，说不上来。“我们兄弟，还有叫严承晞、严应晞，好像承天府、顺天府、应天府，可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又不是在这些地方出生的……”

这几个地方可都是“龙兴”之地，先生的父亲（编者注：严春阳，直系军阀孙传芳部下，曾任淞沪戒严司令兼警察厅长）可真会抢风水。

1926年底，先生的父亲下野。先生说：“我父亲下台后买了好多书，大多是理工科方面的，比如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有上下两册精装的《科学大纲》，记得还有本《古生物史》，我们几个在他那里乱翻，特别爱看这本书里的那些恐龙什么的插图，很有趣。”

先生终其一生都对科学充满浓厚的兴趣，为未知的一切充满强烈的好奇心。严锋（编者注：辛丰年之子）也是，以至于后来以大学中文系教师的身份，长期担任著名的科普杂志《新发现》中文版的主编。

1933年春，先生一家从上海迁回南通。不久，先生的父亲去范彦彬家里借了张古琴，不知是想学琴还是打算仿制。

这大概是先生和他哥哥第一次看到古琴，很好奇。玩得太疯，不小心把琴摔在了地上，坏了一只“冠角”。两个小朋友吓坏了，以为父亲要责骂，没想到父亲没说什么，自己动手把琴修好了。

“你父亲还会这个？”

“他‘多能鄙事’啊。他会。”

想起来了，先生的父亲早年沦于下位，据说可能是个文盲，为了谋生，干过许多差事，走投无路才去当兵的，没想到从此发迹。有这样的苦出身，动手能力强，不奇怪。

先生说：“他的文化都是后来学的。后来还会替人算卦，有人说，挺准！哈哈！”

先生全家迁回南通前，父亲带着先生与哥哥，在四马路悦宾楼宴请王蘧常。王蘧常送了一幅写在红色洒金纸上的对联，先生记得是：“菩萨心肠，英雄岁月；故乡山水，与子婆娑。”先生的父亲信佛，先生五六岁起在父亲指导下读的书除了《三字经》《千字文》《论语》，还有《金刚经》《心经》等。“菩萨心肠”，盖此之谓也。

先生的父亲去世时，王蘧常也到南通上门祭奠并送来挽联。他在崇海旅馆（或有斐馆，先生记不准了）住了一两天，先生曾与哥哥特地去拜望。

先生有篇《六十年前的惜别——忆先师王蘧常先生》，是我怂恿他写出来的。问他文章里为什么不提王蘧常与父亲的这些往还，回答是：“和我父亲这样一个军阀交往，对王先生不太好吧？”后来补了个短短的附记，还是提了一下“先生亲自来江北吊唁”，仅此九字。

1938年春，南通沦陷，先生一家躲到乡下石港去。石港旋即沦陷，先回南通城，再迁往上海，住三马路。先生从此再也没受过正规教育，自学生涯从此开始。

先生到处找书读，常去四马路的开明书店和生活书店。在开明书店“揩油”读书，读的最多的，是《青年自学丛书》。先生说：“我对开明书店的感情很深。那时候失学，在《青年自学丛书》里学到了很多东西。”至于他冒冒失失地和夏丏尊通信，已经写在《仁人与志士》一文里，很有味道。

先生说：“在青年会图书馆，看过一本对我有很多启发的书，就是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里面有一句话‘老狗吴稚晖在大革命中如何如何’，我很震动。在原来的脑子里，觉得吴稚晖还是可以的。这帮助我了解革命史、当代史，打破了原先的很多糊涂的地方。”

曾经问先生：“当初为什么想起来要自学英语呢？”

“啊，那时候我迷司各特的小说。看到一套红色精装的英文原版司各特小说全集，想读，就开始自学了。”

1940年年初，先生彻底服膺于西方严肃音乐还没多久，忽然听到百代公司出版、卫仲乐演奏的古琴唱片《阳关三叠》，才发现中国音乐里还有古琴这样了不起的天地。

正好这时，先生认识了长自己几岁的李宁南，经常向他请教自学时遇到的数学难题。而这位李宁南，恰巧是琴人，老师是徐立孙的得意弟子陈心园。他帮先生借来古琴一张，要来《梅庵琴谱》一册。之前，先生已经把王光祈的《翻译琴谱之研究》看得烂熟，一经李宁南的讲解，豁然开朗，没多久就把《梅庵琴谱》中的大部分曲目都按照王光祈的方法移植了，自学起来。李宁南也常常来示范几首曲子，略加指点。半年下来，梅庵十四曲，先生学了十一曲，只剩下最后三曲《挟仙游》《捣衣》《搔首问天》没学——其实《挟仙游》的主旋律还是弹出来了。

这年暑假的一个夜晚，在人去楼空的南通中学堂宿舍，无拘无束的氛围中，陈心园、李宁南为先生连奏数曲之后，又弹了《平沙落雁》，最后齐奏《风雷引》。这次会琴，先生回味了一辈子。好几篇文章里都写到，跟我也说了好多次！

七十年前的先生是啥模样？还真有记录。章品镇的文章里回忆说他“从上海回（南）通本来就少熟人，加之性好孤独，闭门读书，决不与人接触，当时有人说他偶尔外出，两目直视，挟书疾走，绝不旁观。人称严二文人。是说他一天到晚只是看书……”

说实在的，好像和晚年差不多。不过章品镇强调的是，如此“严二文人”，也被他们这帮进步青年拉出来从事进步文艺活动了。

先生这样的人参与搞话剧，上台跑个龙套都忘记摘手表，每被我们津津乐道。不过这是后来的事。1943年他第一次参与搞的话剧《雷雨》，竟能在著名的更俗剧场公演。

这一次，章品镇负责灯光，先生负责配乐，丰富的唱片收藏派上了不少用场。其中鲁妈再至周家，如进梦境，先生配的是舒曼的《梦幻曲》，效果好极了。大家交口称赞。

三天下来，卖座甚佳。

抗战后期，南通地方有着敌伪背景的《北极》半月刊和《江北日报》副刊，被地下党与一帮左倾青年暗中掌控。领头的是章品镇。

1944年7月，《江北日报》副刊《诗歌线》也被章品镇接手了，先生不但天天在章品镇那里帮他编辑，自己也开始创作新诗。这批写诗的人里，后来成名的是沙白和丁芒，但章品镇一直觉得，先生和郑注岩写得最好，只是他们后来都不写诗了。

——对此，先生不以为然。有次转述章品镇的评价给严锋听，“你章伯伯还认为我和另一个人写得最好！”脸上完全是没法理解加自我解嘲的表情。

1985年出版的《中国四十年代诗选》收入了一首先生的诗作《关于云》。

徐惊百，南通人，徐悲鸿和宗白华的学生，抗战后期在家中养病。十多年前他的日记整理出来，先生的名字频繁出现，多半是借唱片还唱片，借书还书——先生借的美术书刊最多。徐惊百说，这些年轻人“显示了青年人至纯的热情和友谊”。

有意思的是，日记里写到两张唱片。1944年4月2日他们第一次去看徐惊百，留下了“十一张很好的片子……片子中有贝多芬的《月光曲》”；1945年1月3日，先生还过去《我们的新世界》——我问过先生，说应该是《新世界交响曲》的误记。

《月光曲》引领着先生走上爱乐之路，《新世界交响曲》是在先生的葬礼上播放的作品。

1945年4月先生投身革命，改名“严格”。

问过他这个名字的由来。回答是：“这名字也是没办法才瞎取的。严肃、严寒都已经有人叫了，我哥哥叫严正，我只好叫严格了……”

先生的友人顾迅逸，1946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南通惨案”烈士。我看过他的照片，英俊。

有天聊到先生的老同学徐天倪，先生说：“这人是个……花花公子一样的人啊！”便说起徐天倪抢顾迅逸女朋友的旧事，“我曾经问过他（徐天倪），他竟然说：这个可不能退让。”

“可按照现在的观点，抢别人女朋友可不算什么不好的事……”

“我可不是说因为顾迅逸后来成了烈士，抢他女朋友就不对。我是觉得，徐天倪哪儿比得上顾迅逸啊！”

我一边暗笑他老人家落伍，一边又不由得感动：“朋友都已经死了六十多年了，他却还为朋友的恋爱挫折不能释怀！”

（没多久我遇到了故事中的女主角，高寿而清秀不减。不久，听说她去世了。）

1949年，先生随军南下，一路写信给章品镇，谈途中见闻。章品镇见其信颇有新闻及史料价值，选择一些在自己编辑的《苏南日报·综合》发表。

先生得知，恐泄露军情，要求停载。遂罢。

先生在福州，经常想弹古琴，手痒，但苦于手边无琴。1956年前后，前线有缴获，其中有一些乐器，上缴军区文化部。先生看到一把夏威夷吉他，大喜。夏威夷吉他六根弦，是横着演奏的，指板上的“品”不是嵌上去的凸出的金属品，而是印以品位的线条，能奏出滑音。

先生调好弦，改动音位，把夏威夷吉他当古琴一般弹奏起来，弹了一曲《秋江夜泊》，觉得风味也不错！接着一口气重温了好几首古琴曲，好好过了把瘾。

替先生买到了茅盾的《我走过的道路》。先生笑着说：“有一年，茅盾到我们军区来，当时他是文化部长，军区举办舞会招待。有个同事和他跳舞，忽然冒冒失失地问：‘你怎么还不是党员呢？’茅盾很尴尬，苦笑着说：‘我是个可耻的逃兵哦。’事后同事讲给我们听，‘我是个可耻的逃兵哦’（模仿茅盾的口音），我们都觉得奇怪，不知道什么意思。现在读他的自传，明白了。”

脱党，是茅盾毕生的隐痛。

1957年，先生得假北返，去南京，住章品镇家半个月。两人多年未见，畅谈终日，每天早上清茶一杯，饿则大啖黄桥烧饼，快意异常。烧饼着实不坏，先生临行，还带走两篾篮。

三十一年后，章品镇在他的《告别青云港》一文里提到此事；四十四年后，他又在给我的信里感慨：“此种生活，平生难得！”

陆灏来看先生，一起吃饭。从文坛官司，聊到柯灵。

先生忽然笑：“曾经有人介绍柯灵的女儿给我做女朋友，可我们谈不来。”

有记者采访完先生，连连对我说，他总以为老先生家全都是关于音乐的布置，没想到除了钢琴几乎什么都没看到。我笑起来，想起从前曾经自作多情地幻想，先生的妻子大概与先生有共同的爱好才走到一起的吧。

而先生却说，妻子是个工人，经人介绍认识的，文化程度并不高。他们在一起没几年，妻子就去世了。

这些话都是轻描淡写的，没提他与妻子的感情有多深，没提他带两个孩子的艰辛，也没提他被人用枪押着去和病重的妻子见最后一面的场景——这是别人告诉我的。

是音乐在生活中，不是生活在音乐中。就如同与妻子的感情，是深情在生活中，不是生活在深情中。

“文革”开始，章品镇不断打探先生的下落，终于在南通市委组织部查到先生被遣送回原籍的记录，即请南通的故人邱丰去南通县石港区一带查找。邱丰骑自行车终日在石港转悠打探，终于在五窑砖瓦厂找到先生与严锋父子。

章品镇又写信给他与先生共同的熟人、南通县（后改通州市，今已并入南通市，为通州区）县委书记陈文林，告知查访结果。从此，先生的境遇逐步改善。

先生与钱仁康1949年在苏州见过面，第二次见面隔了二十多年。

一次和先生聊《钱仁康音乐文选续编》，先生盛赞，随即说：“刚打倒‘四人帮’不久，南通请钱仁康来。因为‘四人帮’有个谬论，说只有标题音乐能表达革命的内容，无标题音乐不能，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东西，所以那次就请钱仁康讲无标题音乐。我没去听。他住在‘刘少奇宾馆’（南公园），我去晚了，他太太已经睡下。我们聊了一会，不知怎么聊到了夏承焘。他忽然说：‘夏承焘也很风流啊！’我当时一楞，正说音乐、词，怎么忽然扯到风流不风流上去了？”

我曾和钱先生通信，他回信特地加上一句：“你在南通，认识辛丰年先生吗？”

没想到他们两人去世的日子，仅相差十一天。

南通某中学教师，嗜收藏，性热中，好趋附，与先生相识甚早。七十年代末，遇先生于途，说：“你家严锋作文写得不丑，什么时候我来帮他再辅导辅导。”

先生讲给我听时，难得地冷笑了一声：“我的儿子要他辅导！”

(此文系作者在2013年辛丰年先生逝世后不久，根据日记写成，本报拟分两次摘登，此为第一篇。——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