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起源于五代十国，在南宋时期开始大范围流行。到清朝建立时，虽有统治者尝试禁止，但终究被士大夫们死保下来。

缠足在明清盛行并非偶然，因为从文化底蕴来看，这种变态行为也称得上是源远流长。早在东汉末年诗文中，就表达着女性小脚的审美倾向。比如著名的《孔雀东南飞》就盛赞“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唐朝诗人韩偓也在《屐子》中赞美小脚是“方寸肤圆光致致”。

很快，真正使小脚审美成为病态行为的南唐后主登场。李煜本人的军政水平虽然不行，却可以在江南的宫廷里为所欲为。为了欣赏曼妙的舞姿，他就下令宫人用帛缠足。等到赵匡胤的汴梁禁军南下，这种野蛮风尚又被完整的保留下令。除了纯粹的审美需求，缠足对女性的人生束缚也为士大夫阶层所看重。基于内卷化的礼教观点，妇女被认为应当足不出户，而缠足无疑能大大降低妇女的出行便利。于是，这样的陋习又在南宋被再次发扬光大。

关于缠足的风靡程度，历代文人都有过相关记录。例如在元明两朝，不仅士大夫家庭会严格执行缠足，连底层的编户小民都有争相模仿。满期的征服者在入关后也发现，除了京师、粤、吴、皖、云、贵等省市有相当多的人不遵从，其余各省汉民莫不缠足。更要命都是，文化对立也使缠足的象征意义得到加强，成为士大夫坚守儒家传统的政治符号。至于孔孟先贤是否知道缠足，董仲舒这样的成功者能否严格执行，反倒是不重要的事情。

清朝早期的顺治和康熙皇帝，都因看不惯缠足而严禁满人和官员家属效仿，违反者甚至会被判处流放。但行政命令的效果始终有限，且统治者本身也不敢激起更多冲突，便逐渐放松了缠足禁令。这种默认民间风俗继续发展的后果，就是在清末造就出遍地缠足、难以禁止的乱象。

终于，事情在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也有了转机。洪秀全以传教的形式创立拜上帝教最初是受到基督教传教手册《劝世良言》的启发，虽然洪的拜上帝教与传统意义上的基督教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在一些基本教义上还是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

一方面，在基督教信仰中，身体被认为是上帝赐予的，是灵魂的承载，两者缺一不可，主张爱护自己的身体。使徒保罗为哥林多教会所写的书信中提到：“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当西方传教士来华看到中国女人双脚缠裹成金莲状时无不震惊，他们认为“天赋双足”，脚的形状大小是上帝所设计的身体的天然构造，而缠足则“完全毁坏了大自然赋予女人的优美和对称。女人的优雅体态和美丽举止使得他们的步履如诗如画，平坦了许多魅力，但我们常常忘了，这其中的秘密，就蕴藏在他们的‘天然’双足中，而这正是女人理当拥有的神圣权利。”缠足无疑是对上帝的侵犯。

受此观念的影响，拜上帝教的教义中也宣扬身体为上帝所造之理念，《天理要论》载：“人之身体亦乃奇然：手足百骨，五官腹肠，血源千条，毛发万支，目明耳听，手足动摇，血气常行，饮食自消，奇哉巧哉，人之身体乎！且也万人有身，大概相似，惟面各异，声说不同，故彼此不认差。其天下事亦不乱，况父母生之，不能主意，或男女之善恶皆不先知，是则此事自何而定？岂非上帝降生造化而然哉？”

因此，解放女性身体，恢复双脚的自然生长无疑是直接受到基督教义的影响。

太平天国早期成员都来自广西客家聚集地，均天足健步，且大多跣足。定都后，她们纷纷出任管辖女馆的各级女官，因为赤足泥腿，所以被江南士子讥笑为“大脚蛮婆”。太平天国又以歪解的基督教作为外衣，使其对缠足行为有着相当抵触。在由其散发的《天理要论》中，明确提到身体是上帝的杰作，显然与随意摧残身体的缠足思维存在巨大对立。

此外，传统思想也为反对缠足提供了更多理论支持。这是由于南方的地形非常破碎，让客家妇女只能和男性一起承担辛苦的劳作或打猎活动，自然不会为追求风雅而去无聊到缠足。

于是在两种思想的影响下，太平天国开始在各解放区实行放足政策。1853年3月，当他们攻陷江宁城后，就开始禁止当地妇女继续缠足。到这年6月，更是颁布出正式的放足令。此后，类似的风潮也迅速扩展至湖北、安庆、镇江和扬州等地。基本上是太平军打到哪里，放足令就被推广到那里。一度也让坚守腐朽文化的士大夫们如丧考妣。

然而，放足令的执行始终无法坚决而果断。即便是在最为严厉的初期，擅长女红的绣锦营也可免于放足。到了天国势力衰微的1856年，区分两性的男女官制度解体，导致大量成员逃亡。迫于现实压力，天京当局不得不解除女馆对治下妇女的管束。同时，主政的东王杨秀清也越来越倾向于联合江南士大夫阶层，导致对缠足的彻底松懈下来。

杨秀清的这种暧昧态度，无疑和太平天国的猛烈作风有不少出入，以至于产生夸张的坊间传闻。汪堃在《盾鼻随闻录》就说，东王喜欢将童男阉割后再换上女装和缠，以此满足自己的特殊癖好。虽然实情难辨，但是也从侧面说明了杨秀清的与众不同。

1857年，太平天国对缠足的禁令便不了了之。作为精神领袖的天王洪秀全，曾在《天父诗》中带头反对缠足，推广范围却只有自己的深宫宫大内。因此到1859年时，残存的天国势力都不再有空负责禁止缠足。

真正的动机

放足令在具体实施层面，非常机械的一刀切模式也容易引起民间抵触。执行者丝毫没有考虑过对方感受，无论年老年幼和缠足与否，都要在放足令颁布后就立刻去掉裹脚布。但对于那些已经缠足多年的老妪来说，已经无法恢复原本的自然肢体，裹脚布反而是她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最后尊严与精神寄托。如此粗暴的要求立刻改变，自然不能获得大力支持，反而容易在其治下酿成新的文化冲突。

同时，太平天国为尽可能的挖掘动员潜力，经常以两性平等的口号迫使妇女们参军或服劳役。所以，如此大力度的推行放足，为的就是让妇女们可以被驱使劳动，而不能以缠足为理由逃避。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在城内大兴土木，除部署防务外，还对旧有的文武衙署与民间峻宇豪宅进行大规模的扩建或修葺，改作诸王王府等各级官邸。太平军的总兵力也扩充到十二三万人，且战事狭杂，军需事务繁重而又紧迫。为了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太平天国不得不征派大量民女来从事各种劳作。然而缠脚的妇女是不便做劳动力使用的，对于在广西的山村生活，劳动，战斗的大脚妇女们来说，劳动和大脚是不需要解释的极其正常和自然的事，加之她们在太平天国中拥有较高的发言权，极其自然的，太平天国断然禁止了缠脚的陋习。

“着其放脚。妇女解去脚带”，而且异常严厉地加以贯彻执行，规定“妇女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妇”可见为了解决劳动力问题而动员起妇女的力量，当然是太平天国禁止缠脚的根本原因。禁止缠足是专门针对江南女性的，由于太平天国推行的禁止缠足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所以没有过多考虑民女身心的承受能力，推行该法令的手段较为简单粗暴，当禁止缠脚的命令发出后，一到夜晚，广西的女子们就对女营中的妇女挨个进行检查，对于没有解开缠脚布的妇女，轻者用鞭打，严重违反者，甚至被课以斩断双脚的重刑。在种种强迫政策下，江南的妇女们解开了缠脚布。

当时，天京实行严别男女、拆散家庭的政策，全城民女按照军事编制，每 25 人编为一馆，解除了缠脚布的妇女们从事各种体力劳动：制造竹签，即竹刀，将竹子一头削成尖的形状，在平地或陷阱中密密地插上，给敌人的攻击设立障碍，作为阻止敌人进攻的一项有效防御措施。 搓麻绳，把麻分摊下去，按一定的定额征收，大家拼命的干活，手掌打起泡，手尖也磨出了血。 计量圣库的粮食，太平天国按人们的等级，性别，年龄，每星期按量从圣库分配粮食。分配这个任务是由妇女们承担的。运砖，这种砖不只用于土木建筑，也用于城墙垒砌，要塞加固方面。砍柴，最初，太平天国燃料的供应是由老人们承担，但是由于老人无法充分保证冬天的燃料，因此，也命令妇女们到扬子江中的沙洲上去砍柴。

曾有一士子对民女放足后立刻服役的痛楚状进行这样的描述：“出令戒缠足，违者遇之恚。轻者施以鞭，重且系以械；迁怒小过摘，抱怨苦旅派。鞋帮束脚松，鞋底触石坏，十指抵地行，奇痛胜蜂蛰。靡U又倾跌，此形实狼狈；臃肿又U恨此病非癣疥。”还有一则史料这样描述：“贼蛮婆皆大脚，驱妇女出城当差，谓江南女子脚小无用……着其放脚。妇女皆去脚带，赤足而行，寸步维艰，足皆浮肿，行迟又被鞭打。呼号之声，不绝于道。”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不能单纯津津乐道于天京城“一日万家缠足放”的所谓盛况。放足，本来是要让妇女的身体得到健康的发展，然而操之过急的行政命令式放足，却使得江南妇女饱受了放足之苦。结果不仅是让已经缠足的妇女非常痛苦，他们的男性家属也对此更为不爽。甚至于还没有缠足的青年女子，都会对缠足本身形成幻想。许多占领区内的家庭，都按照天国制度被强行拆散，随即分配到男女两国的队伍中服役。这就让坚持缠足有了非常现实的动力，远超文化象征本身所具备的基层属性。

结果，在放足令颁布的1853年，仅金陵女馆就在数月内逃亡了20000多人。那些不便逃跑的已缠足妇女，便以寻死对抗，甚至出现了10天内有千人自杀的凄惨情景。

大量的逃亡和反抗，显然不利于组织稳定。迫使杨秀清放开对女馆的约束，让妇女们能够回归家庭生活。没有了约束监督和驱使劳役，放足令的执行自然也就变得松弛。因此，放足令在太平天国的起伏，完全基于统治者驱使和奴役他人的需求。

后世有不少人对放足令的失败感到惋惜，认为这是女性解放运动的重大失败。但只要对历史稍有思考就不难看出，纵使太平天国最终取代清朝，也不可能让妇女群体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解放。中国毕竟是一个封建统治维持了近两千年的国家，洪秀全等领导人无可避免的受到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他们一方面提高妇女地位，推行妇女解放的政策，另一方面却不能完全摆脱历史的束缚。

至于缠足这种野蛮风俗的最终退散，还是进入20世纪后才有的事情。首先是清末新政中的废科举改革，将原本能掌握基层话语权的士大夫们打下神坛。接着到1912年3月，孙中山下令各省禁止缠足。

此后，随着各地逐步踏入现代社会，缠足之风才彻底消亡。虽然总有人会想着复兴此类传统糟粕，但至今都没有一个能真正成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