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高考，因为疫情影响推后一个月，高考再次与七七事变纪念日相遇。

好多年没有在这个特殊日子举行高考了。记得1987年的高考，上海作文题目是《50年前的今天》。

今天就要说83年前的今天了。

不妨随小编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体会一下那些为民族生存而拼搏的民族脊梁的精神吧。

1920年代的宛平城航拍。

宛平在北京西南方向，是西南进京的必经之路。当时东、北两面都已经被日军占据。1937年，日军选择从西面、南面进攻，形成合围之势。

从北京城去卢沟桥，在宛平城东关文子山，会遇到赵登禹将军的墓地。

1937年7月26日，赵登禹师长奉军长宋哲元之命，赶赴南苑负责北平防务；7月28日，赵登禹与佟麟阁副军长在乘车集结途中，被日军伏击，两人同时壮烈殉国，赵登禹时年39岁，佟麟阁时年45岁。

佟麟阁使用过的字帖和砚台：

全面战争爆发一个月内，两位高级将领殉国，预示着这场战役的惨烈。

卢沟桥，这座完工于金朝明昌三年(1192年)的古桥，见证中华民族复兴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的开启；这些久经沧桑的石狮子，应该还有记忆。

岁月并未抹平宛平城墙上的弹孔：

抗日战争纪念馆坐落在原宛平县衙所在位置：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纪念地标志：

基辛格在《论中国》中说：“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

从九一八开始，这些最勇敢的人就站出来，毁家纾难，不惜牺牲，保卫国家。

在中国人民抗日纪念馆珍藏的书信和文物中，让我们感受他们的力量。

（以下人物均以离世年份为序排列）

爱国绅士于登云

1932年，爱国绅士于登云（？——1932年）为捐助东北抗日义勇军，被日本宪兵逮捕。就义前夕，给儿子于渤留下遗书：

“成儿知悉：你年已不小，本拟父子天年，未想半途分别，你之命，父之运也！所望读书尽心，务必前途。侍母要孝，勿劳其生气，以便领你们兄弟姊妹过日子。”

于登云祖籍山东文登大水坡，清朝时祖父迁居东北开荒，落户于吉林省磐石市朝阳山镇。20世纪20年代毕业于朝阳大学法律系，曾任吉林省蛟河县税捐局长。

1931年9月21日，日军占领吉林城，9月23日侵占蛟河、敦化。于登云不能亲自上战场，就暗地筹粮筹款资助抗日力量。

1932年2月8日，中共党员李延禄宣布成立“中国国民救国军”，于登云积极联络蛟河、敦化、吉林等地的农、工、商、学等各界爱国志士，为国民救国军筹集捐款，购买棉服，提供情报，支援该军攻打敦化等地。

3月，于登云因资助抗日被日军驻吉林宪兵队逮捕关押。3月23日，于登云等13名爱国志士被杀害于吉林城郊九龙刑场。其妻带领子女逃往关内，投奔亲友。

2010年7月1日，于渤将保存近80年的父亲遗书捐赠给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吉鸿昌将军：“恨不抗日死”

吉鸿昌（1895—1934年）将军的戎装相，一身正气、大义凛然。

1933年4月、5月，日军越过长城，进逼平津，并侵占察哈尔省多伦、沽源等地。同年5月26日，吉鸿昌同冯玉祥、方振武等抗日将领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先后收复康保、多伦等失地。由于日蒋的联合绞杀，同盟军失败。

1934年11月23日，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以“叛国罪”和“叛党罪”判处吉鸿昌枪决。11月24日，吉鸿昌英勇就义。

临刑前，吉鸿昌以树枝为笔、大地为纸，写下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抗日战争纪念馆珍藏的吉鸿昌就义前给妻子留下的绝笔信：“红霞吾妻鉴：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死，我死您也不必过伤悲……”

赵一曼烈士：用“实行”教育儿子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能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这是革命烈士赵一曼（1905—1936年）在牺牲前写给儿子的遗书。

“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被党组织派往东北进行抗战工作。1935年11月，在与日军作战中，赵一曼负伤被俘。日军屡屡动用酷刑逼供，赵一曼仍坚贞不屈。

1936年8月2日，在英勇就义前，赵一曼留下了这封遗书。

张自忠：殉国雪耻

张自忠（1891—1940年）将军一直追随冯玉祥。西北军改编为第29军后，张自忠任三十八师师长，参加过著名的长城抗战。

1935年6月，国民政府同日本签订“何梅协定”，河北和察哈尔省内的东北军、中央军全部撤出，只剩下29军。

1935年12月，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张自忠任察哈尔省主席，并于次年兼任天津市长。他当时得到的命令是“忍辱负重”，不主动打仗，也不放弃领土，与日军做长期周旋。

七七事变后，29军将士奋勇抗敌，但由于敌众我寡，局势不利，南京电令29军撤到保定。宋哲元给张自忠留下少数部队维持治安，带着主力部队悄悄地离开了北平。

张自忠流泪说：“你们走了，我恐怕要被骂成汉奸了！”

与日本人周旋一段时间后，8月8日，北平沦陷。9月3日，张自忠逃离北平。

之后的抗日岁月中，张自忠曾率部在台儿庄战役中重创日寇坂垣师团，获得临沂大捷；收复枣阳桐柏，获得鄂北大捷；还获得过襄东大捷，被老百姓称为活关公。

1940年5月枣宜会战爆发。5月16日，在湖北省宜城十里长山南瓜店，张自忠率部与敌作战，陷敌重围，弹尽力竭，身中数弹壮烈殉国。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报告张自忠殉国经过的电文：

日军起初将其浅葬在陈家祠堂后面山坡上，并树一木牌：“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

第33集团军38师师长黄维纲奉命，将张自忠遗体抢运出战场，后转运重庆，国民政府为张自忠将军举行隆重的葬礼。

38师还派人在浅葬处立了一块石碑，刻有：“张上将初葬处 1940.5.16”字样。

该石碑是湖北省襄阳区峪山镇农民陈广华，于1952年在政府分给他家的农田里发现的。石碑高69厘米，宽33厘米，厚9厘米，重46.5公斤。

2000年，张自忠将军的女儿张廉云同志前往湖北襄阳在陈家集村看到此碑，2007年6月22日入藏于馆。

1943年4月30日，张自忠将军之弟张自明来到了将军生前浴血奋战的地方。在张自忠牺牲的地点，张自明将两块留有将军血迹的石块带回，并请石匠刻下“血石”两字，一直珍藏。新中国成立后，张自明将它捐献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左权：将军如虎，舐犊情深

1942年5月25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1905—1942年）在山西辽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机关突围转移时，血洒十字岭，壮烈殉国，时年37岁。

在写给妻子刘志兰的信中，左权谈论战争形势，痛斥日寇暴行，字里行间饱含着他对妻子和女儿的牵挂：

“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很多事了，她在保育院情形如何？你是否能经常去看她？…”

下面几位，是有幸活着见到日军投降的：

吉星文：“坚守阵地，坚决回击，坚持抗战到底！”

吉星文（1908—1958年）河南扶沟人，1922年随族叔吉鸿昌参加西北军，累升至营长，1933年长城抗战中因功升任团长，1936年调守北平西南宛平县。

卢沟桥事变中，他下令：“坚守阵地，坚决回击，坚持抗战到底！”打响了全民族抗战的第一枪。

遗憾的是，1958年，在金门炮战中，解放军一枚炮弹击中了金门国民党守军的司令部，其副司令被当场炸死，此人正是吉星文将军。当年抗日英雄，竟这样永别人寰，不能不是个悲剧。

英雄母亲邓玉芬

在抗日战争纪念馆展厅里，惟一的一尊单独的女性塑像是邓玉芬（1891—1970年）。

邓玉芬先后将三个儿子送到游击队，让丈夫和两个儿子参加地方抗日武装。亲人全都为国捐躯后，邓玉芬继续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和救治八路军干部战士和伤病员。

老人的孙子任连国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捐赠了邓玉芬为八路军伤病员制作干粮的炊具（煎饼鏊子）和她曾经使用的蜡扦子。这是现在仅存的两件邓玉芬抗战时期使用过的物品。

苟吉堂：全程见证、参与十四年抗战

苟吉堂（1898—1976年），四川宣汉人，1928年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苟吉堂作为东京中国留学生请愿代表之一，在东京街头举行公开抗议而被捕，关押在东京若松町宪兵监狱。

日方威逼利诱，说只要写悔过书，就可继续学习，苟吉堂断然拒绝。

出狱后，他将日本宪兵监狱的经历写在洗脸毛巾上：

回国后，作为第十三军参谋的苟吉堂参加了南口战役，之后参加了大小数百次战斗，其中较大的有：漳河战斗、子洪口战斗、台儿庄战役及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随枣会战、1939年冬季攻势、枣宜会战、豫南会战、中条山会战、桂柳会战、湘西会战、收复广西作战等。

1945年9月9日，时任中国第三方面军副参谋长的苟吉堂受邀到南京参加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亲眼见证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的历史性时刻。

2014年，苟吉堂将军的儿子、四川大学教授苟兴华先生将珍藏多年的这几件珍贵历史物证捐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永久收藏。

王建堂的死字旗：伤时拭血，死后裹身

1937年，国难当头，四川学生王建堂（1912—1992年）投笔从戎，组建“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

1937年秋，在王建堂出川抗战之际，年迈的父亲无法亲自到县城为儿子送行，于是托人交给他一面写有“死”字的旗帜，鼓励儿子为国捐躯，奋勇杀敌。

在安县出川抗战将士欢送会上，县长成云章向民众展示了这面“死”字旗。

带着父亲的嘱托，王建堂随川军踏上了抗日战场。背负“死字旗”，他在前线作战期间，参加大小战役数十次，四次负伤，每一次负伤都是用“死”字旗擦拭、包裹伤口，然后把沾满鲜血的旗帜收好。

他多次立功授勋，先后担任过排长、副官、连长、司令部参谋、副营长等职，并数次担任敢死队长。

他希望能活着、带着“死”字旗回去见父亲。但由于前线战斗激烈，部队转移较快，“死”字旗原件遗失。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展厅里的这一面，是20世纪80年代根据王建堂记忆复原的。

抗战期间，300万川军出征，64万多人伤亡，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冠。背负死字旗的王建堂是川军将士的代表。

死字旗，“父义子忠”，忠义之名震天下，至今让人崇敬。

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历史是一个永不落幕的大舞台。每个来到这世上的人，都有机会上台扮演一场。

“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文天祥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虽有人生际遇与时代机运之限制；但该怎样演好这一生的角色，究竟还是取决于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