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中国整个时局发生巨大的变动。日本帝国主义大大加快了他们企图独占中国、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的步伐，并将侵矛头进一步指向华北，使中华民族同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急遽上升了。这一年，国民党政府先后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达成“何梅协定”等，把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量主权拱手让给日本。

国家博物馆陈列的《八一宣言》：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0月1日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

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个宣言对推动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极作用。

国家博物馆陈列的瓦窑堡会议决议《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1935年12月17日到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25日，会议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瓦窑堡会议是从十年内战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变时期中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表明党中央克服了长征前一段时期内“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不失时机地制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抗日战争纪念馆陈列的《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1936年8月10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这是一次重要的决策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等问题的报告。会议还决定在党内发布“秘密文件”，就是9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指示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指示提出，“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们目前中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抗日战争博物馆，1936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的信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抓紧对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上层统一战线工作。9月，他派自己的秘书张文彬到西安同杨虎城谈判，达成了互不侵犯、双方在防区内取消敌对行动、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等协议。

到1936年深秋，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关系进一步改善，步调更趋一致。在西北地区，已经初步形成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新局面。

西安事变蒋介石藏身处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政变，扣留了蒋介石和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十多名军政要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抗日战争纪念馆陈列的西安事变第二号外《张学良、杨虎城暨西北各将领救国八项主张》

张、杨在西安事变后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

国家博物馆陈列的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给周恩来的指示

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17日到达西安，立刻同张学良面谈，且于当夜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报告国民党中央军刘峙部已以五个师入潼关，逼渭南。

抗日战争纪念馆陈列的《致国民革命军黄埔同学书》

“西安事变”爆发后，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尽快形成，1936年12月29日，红军将领徐向前、陈赓、左权、曾希圣等黄埔同学发出《红军将领黄埔学生致国民革命军黄埔同学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实际上接受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标志着“联蒋抗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