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pku箫的科技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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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药神》大火之后，对于药品价格与药企“善与恶”的讨论越来越多。我国也在不断通过医保谈判、带量采购、“两票制”等新政策从多维度上控制药价。那么，给新药制定高昂价格的药企，究竟是善是恶？

我记得本科的时候在实验室学习，当时学校在宣传“易制毒化学品”的管理，我很认真的问师兄：“师兄咱们真的能在实验室做出DuPin吗？”师兄说“能啊，你看用这个玩意和这个玩意加一起搅拌一夜，再这样这样，就能得到大名鼎鼎的XXX了！”还没等我惊讶，师兄又说“但是咱们不做那玩意儿，做那玩意利润率哪有做药高！”

什么是药物的成本？

在任何给任何物品定价之前，首先要获知物品本身的价值。但是，药品的“价值”比一块糖，一瓶饮料的价值要更宽泛。

首先是药品本身的生产成本，根据我的专业知识，目前上市的小分子药物成本一般不会超过每片1元，疫苗类产品一般不会超过每支20元，生物药（如蛋白质，抗体药物等）一般一支不会超过200元。需要注意的是，正常情况下，药物的生产成本是远远达不到这个数值的，我都取了上限值。

记得本科的时候做实验，一个师兄拿着一瓶化合物跟我说“这玩意儿是XX公司刚上市的新药，现在卖100多一片，一片1毫克，我这里面有1克多（他兴奋的晃了晃瓶子），师弟要不要来点尝尝？”

第二部分是药品的研发成本。对于一款新药，一般情况下的研发成本是“10年，10亿美金”。在药学领域有这样一句话，一个药学人的梦想，不是发表了多少文章，授权了多少专利。最牛的药学人，是能够说“我上市了一个药，救了多少患者“，但是这样的药学人，万中无一。这部分成本我们仍然按照上限计算。

第三部分是药品的专利成本。虽然一款新药获得专利授权后，专利保护期可以长达50年。但事实上，多数新药在上市3年左右就会被竞争对手放置，甚至被一些药企“抄袭”。比如《我不是药神》里面从印度买药，就是因为印度药企可以抄袭专利而不被处罚。因此，实际上一种新药的专利价值基本在药物上市的3年内就会消失。

药品的定价策略

在经济学和药学的交叉学科中，有一个专门的学科叫做“药物经济学”，这个学科研究的就是如何给药品定价。

以美国吉利德公司上市的抗丙肝药物索磷布韦为例，作为世界上第一款能够完全治愈丙肝的药物，索磷布韦的定价策略也成为了药物经济学中最经典的案例之一。

在对索磷布韦进行定价时，定价团队首先考察了不使用索磷布韦的丙肝患者需要使用的治疗方式。研究发现，在不使用索磷布韦的情况下，患者无法根治丙型肝炎，只能通过药物延缓病情发展，经历肝炎——肝硬化——肝癌的病程。最终只能通过“肝移植”手术来延续生命。

而传统抗丙型肝炎中最昂贵的治疗，就是最后的肝移植手术，在美国，一例肝移植手术需要花费大约40万美金（约合250万人民币）。因此，索磷布韦一个完整疗程的价格最终被定为了32万美金——肝移植手术的80%。

可以看到，在药品的定价过程中，药企不仅要考虑药物的所有成本，做到“不赔钱”，同时还会通过精巧的定价策略，最大限度的从患者身上榨取利益。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药企是邪恶的。但是，这种“邪恶”也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如果没有巨大的利益诱惑，怎么会有无数人前赴后继的开发药物，与人类疾病作斗争？又怎么会有无数的资本力量来支持不断的新药研发？

我们不如这样想，在一款新药出现的时候，就像新手机刚上市，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总是要付出额外的代价的。但是3到5年之后，随着药物的不断仿制，药物价格自然明显下降，实在不行，50年后专利过期的时候，一片药物的价格会从数百数千元之间降到几元。

无论我们怎样批评药企的定价策略，但不能否认的是，药企的研发和坚持推进了科学的发展，帮助人类克服了一种又一种疾病，给无助的患者带来的希望。

即使这份希望现在很昂贵，但是，总比没有希望一片黑暗要好一些。毕竟，“希望”的价格不可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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