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儿童刊物、回村里开班，我是怎么供自己上完西安联大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经过数年努力，我被西安联合大学（今西安文理学院的前身）录取。尽管是个专科，但我还是蛮高兴的，毕竟那时录取比例不是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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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走进大学，面对新环境，我除了兴奋和激动，更多的是忧虑。年迈的父亲身体有点残疾，母亲又长年患病，随时有可能住院治疗，所以我必须想办法，依靠自己的力量，凭着自己的能力，尽量为家里减轻负担，顺利上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

大学生活，并不像高中那样，不少学生开始注重起形象，在吃饭和穿着方面讲究起来，平日交际也多了不少。但我当时经济上捉襟见肘，每月除了学校发放的三十块零五毛钱生活补助之外，父亲每个月再给我十块钱作为接济，这十块钱也是父母从牙缝里抠出来的，因此，我尽量不向父亲开口。每天除了学习之外，我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图书馆里。

宿舍里舍友们一个个都邀请同学朋友给自己过生日，有钱的就在小饭馆里摆一桌子，没钱的就买几扎啤酒和几种小零食，在宿舍里庆贺一下。每次我就悄悄抽身钻图书馆去了，人常说“有钱的喝红了脸，没钱的红着脸喝”，我不想做那种“红着脸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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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做生意也是受人启发。平时在宿舍吃饭休息时，总会有外校学生来宿舍推销小商品，什么袜子裤头小镜子梳子牙刷洗头膏等等不一而足。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利可图，但做的人那么多，感觉我也可以试试，体验一下。

其实，真要做起来，我确实还抹不下面子。正好遇到元旦假，我从同学处借了钱，放学后直奔西安康复路批发市场，打算批发一大包袜子，趁着放假这两天，回家走村串巷，赚上一把。

早就听人说西安康复路是西北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百闻不如一见，好老天！只见这里人山人海，川流不息，商贾云集，好热闹啊。第一次做生意，我没有经验，仓促批发了一大包成人袜子，坐上回家的汽车，一路上心情特兴奋。晚上回到家拆开包装，才发现，上当了，弄回来一包儿童袜子，而且质量一般。我不敢告诉父母实情，决定想办法把这些东西卖完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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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早早就骑着自行车跑出去，卖了整整两天，嘴唇被寒风吹皴裂了血口子，生疼生疼的，喊得嗓子也有点哑了，总算卖完了。回家关起房门仔细盘点，仅仅赚了十块钱。只要没赔本就算万幸了。吃一堑，长一智，我决定今后再找机会，继续干。

第二次就是机缘巧合了。

我们学校中文系，创办了一本名为《宝葫芦》的小学生月刊，由于经营模式老旧，发行不畅，积压了不少过期的书。有一次，给我们讲《古文选读》课的丁乃宽老师在课堂上透露了这个信息，我就开始盘算起来。

在一个周末，我跟丁老师联系好，赊账取了刊物，以每本一毛钱的价格，先拿了二百多本带回家。第二天一大早，我啃了两个馒头，带上一瓶热茶，骑上自行车驮着那些书，向离高陵县城较远的船张小学赶去。抓住小学中午放学吃饭这段不足两个小时的时间，以每本三毛钱的价格出售。不说学生，就连小学老师也认为值得一买，一位语文老师看了看，说：“这书跟新书没有啥差别，没看过的就是新的。”他给自己孩子买了十本。很快，我就卖了一百多本。在后面的三个多月时间里，我利用周末，蚂蚁搬家似的，售卖过期的《宝葫芦》杂志。既给《宝葫芦》杂志社清理了垃圾，减少了损失，又为自己赚回了好几个月的生活费，真是一举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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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联大，我不仅学到了知识，而且开阔了视野，逐渐认识了外面的世界，我的心也慢慢地“大”了起来，也开始了第三次创业。

上大学的第二年暑假，我在家乡开办了初中文化课补习班，这也是对大学生在城市里做家教的一个翻版和创新。当时父亲有点儿悲观地说：“你这样招收学生，谁会来？估计不行。”我笑着说：“走着看吧。”结果，在初中学生放暑假的当天，我亲自到学校门口，把事先印制好的宣传招贴发出去，就招收了五十多名学生。三天后，在册学生人数达到八十多名。

我进行了统筹规划，按年级分两个班授课，又雇了一个朋友帮忙，自己兼校长和班主任于一身，每个学生每月只收十五块钱，给学生进行新课及暑假作业辅导，解决了农村学生一到放暑假学习没人管，作业不会做无处问的难题。一位家长跟我说：“你给咱们村里人及附近人办了一件天大的好事，也是惠及后代的好事，家长们给娃出这个钱心里高兴，觉得值！”

经过一个月热火朝天的忙碌之后，当我手里捧着七百多元的劳动报酬时，那种幸福、激动、兴奋和喜悦，无以言表。后来每年暑假补课，在临潼县我们那个比较偏远的村子，似乎形成了一个习惯，最重要的是帮农村孩子养成了自觉学习的理念。同时，提前步入社会实践，为我后来毕业实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西安上大学的三年，刺激了我，让我把虚荣和自卑变成了争胜和自信；磨练了我，使我养成了逆境求生，永不退缩的钢铁般的意志；成就了我，教我逐步走向成熟，学会理性思考，辩证分析眼前的事物，为我的人生奠定了基石。最终，我供自己上完了大学。

作者 | 缄默 | 西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