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美洲、欧洲和非洲的人口全部聚集在一起，在一个月之内挪动了一下——中国的很多乡村和三峡深处的西沱古镇乡村一样，被彻底掏空——连抬灵柩的8个青壮年人都找不齐——“娘，儿回来了……”——村庄的田地中央，隆起了一座新坟。

中国“打工潮兴起”

“告别了年迈的爹娘，拥别了读书的儿郎；背起简单的行囊，走出熟悉的村庄……”

当这首饱含深情的《农民工之歌》在耳边响起的时候，很多人都会为农民工的艰辛付出而感动流泪。

仿佛一夜之间，南国一个贫穷破败的小渔村忽然变成梦幻般绚丽的大都市，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也唤醒了亿万农民的渴望与梦想——

打工去，赚钱去!

农民们扛起简单的行李卷，从乡村的泥泞小路出发，跋涉到长沙、贵阳、重庆、武汉、郑州等中西部地区的大小车站，然后买到向东向南的车票，扛起行李就出发......

于是，在21世纪门槛上的中国，形成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奇观：亿万脸色黝黑的农民工，汇集成全球最壮阔的“候鸟群”，一年一度，春节前“回巢”， 春节后“南飞”，在中国版图上像海浪一样潮涨潮落、涌来涌去……

据《中国震撼》一书中的数据显示，迁徙的“候鸟群” 每年超过20亿人次，仅2010年春运的客运流量就达到25亿人次。换句话说，就是把美洲欧洲和非洲的人口全部聚集在一起， 在一个月之内挪动了一下。这其中，还不包括那些自己骑着摩托车回家的农民工。

这场旷古的人口大流动，源于20世纪充满诱惑与生机的“中国之梦”！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试图通过市场经济的方式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此时中国又恰逢全球产业转移，中国因而成为“世界加工厂”。工业化创造了大量非农就业机会，呼唤着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于是，世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民工潮应运而生，在神州大地波澜壮阔地涌动。

人口流动加速传统农村社会的解体

但是，或许没有多少人意识到，正是这个令人振奋的“中国之梦”，同时造就了人类历史上一个范围最广、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世纪之痛’。

始于清朝末年的“走西口”、“闯关东” 和“下南洋”，是中国近代三股大的移民浪潮，但就人口流动规模而言，也不超过今天一浪高过一浪的外出打工潮人口的百分之一。

据统计，中国每年有2.3亿农民工常年外出打工，到2020年，这一群体超过2.5亿人。

今天，20世纪末风靡国内外的那一首凄怆的西北民歌《走西口》，至今仍在中国西部地区的很多乡村反复演绎——“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苦在心头，这一走要去多少时候，盼你也要白了头……”

“一亩地， 头牛， 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对家的理解。然而，在今天中国广袤的曾经美丽迷人的乡村，已经几乎看不到三代代同堂的那种温馨场景了。始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农民大规模流动，不仅带来中国几千年传统小农家庭的断裂崩离，也从根底上加速了传统农村社会的解体。

田地里弓背劳作的老人，家门口守望的孩子……在四川河南、安徽、湖北、广西等外出打工大省的乡村，这样的景象随处可见，成为21世纪前后中国乡村的缩影。

被“打工潮”掏空的西沱古镇

重庆市石柱上家族自治县西沱古镇，因地临长江三峡南岸的一个回水沱而得名。早在明清时期，这里就“水陆贸易、烟火繁店、俨然一郡邑”。狭长的古镇，一条青石板路沿长江岸边往上延伸，像一挂云梯，越来越高，一直蜿蜒盘旋到山顶上。街道两旁都是层层叠叠的土家民居吊脚楼，还有“孔子庙”、“禹王宫” 等古建筑。道路越往上越难走，到了街头，一条青石板路便分成若干的阡陌，连着零星破败的房屋、麦垛和村庄。

每年春节，古镇和附近的村子显得格外地热闹，家家屋顶飘着炊烟，空气里弥散着土家腊肉浓浓的香味儿。男人们吐着满嘴高粱酒的醇香，满面红光地吆喝着“二筒，放炮，伏……”老人们也搬出藤椅坐在破旧的老屋前晒太阳，女人们则大多在家里忙碌着办过年菜，孩子们穿着新衣在路上追逐嬉闹，或两只手捂着耳朵放爆竹……

在经历煎熬、残缺与守望之后，春节，成了中国乡村一年之中最欢乐的时光。外出的男人女人们都回家过年，孩子有了父母，老人有了儿女，丈夫有了妻子，妻子有了丈夫，温馨和快乐洋溢在平素凄清寂寞的乡村。

西沱镇是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内最大的长江口岸，在6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着2万多土家儿女。镇上外出打工人员占到全镇人口的46%，占青壮年人口的85%。而在这其中，一个家庭男人出去的占到75%，夫妻双双出去打工的比例相对较小，但也超过50%。其中，留守儿童大约4300人，占全镇儿童的72%左右。

土家族有句民谚，叫“三十的火，十五的灯”。在当地的传统里，大年初一是不能出远门的，在正月十五元宵节，既张“灯”又结“彩”，蒸“十五粑”，赶“毛狗”，村村寨寨燃起堆堆篝火，男女老少围着篝火跳“摆手舞”。

但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这样一家人坐在饭桌前团聚的温馨是如此的短暂！等不到元宵节！在初一这天，离镇较远的村子里的很多农民就早早地起床，提着塑料蛇皮口袋，装些衣服和食物，然后踏上崎岖的山路到儿几里之外的镇上搭长途汽车，或到码头坐轮船，走向那个每天可以挣几十元血汗钱的地方。

年复一年，他们就像群候鸟一样， 匆匆地悄无声息地来，匆匆地悄无声息地去，因为，他们害怕晚了工期，到外面找不到活儿做，而初一，仅仅是一个开始。

乡下人最忌讳初四出门，认为“四”、“死” 同音，不吉利。从初二到十五的十多天中，绝大部分出远门的农民工都离开了家，在村口、车站、码头，到处是一幕幕揪心的离别，无数外出的男男女女红着眼圈:“好好照顾孩子!”“好好照顾老娘！”“好好读书”……他们甚至没说声“再见”，就不得不挤上开往沿海的列车，开始新一年的漂泊！

而无数农民工这一走，就是一年、两年，五年、十年，甚至有的永远就再也没有回来。而在远去的背影身后，是孩子撕心裂肺地哭喊，是男人或女人的眼泪，是老人无奈地嗟叹！

短短的几天，就像一场暴风雨掠过，中国的很多乡村和三峡深处的西沱古镇一样，被彻底掏空……

被“打工潮”掏空的龙潭古镇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叫茶峒的小山城时便有一溪……”这是沈从文小说《边城》的起始句。一溪， 便指酉水，上游在重庆市的秀山、酉阳。

1923年夏，沈从文在西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龙潭古镇住了将近半年，他笔下的西水河两岸，恬静而幽美——

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只需注意，几有桃花处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处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

2008年春节，当笔者来到龙谭镇刘家家坪村时，村子里却显得异常冷清，路上看不到几个人。老村长说，10年前刘家坪是这一带的富裕村，全村有1300多人。从1998年起，这里的年轻人大都出去打工了，有的甚至举家迁徙，现在村里剩下500多人，大多是老弱妇孺。村里有人过世，连拾灵枢的8个青壮年人都找不齐。

老村长指着几幢从破烂的土墙瓦房丛中矗立起的小洋楼，告诉我说，这里都是各家用外出打工的钱盖起的楼房，但是因为长年在外，没有几家真的搬进去居住，即便搬进去，也都外出打工了。再往山上走，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走得只剩下三四户也很平常。

走在村子里，偶尔，可以看到一些回家过春节的农民家大门上贴着的春联儿，表达着主人美好的愿望:“门对青山千里秀，家居福地四时春”，除此之外，能看到听到的只有蔓延的荒草、枯萎的树木、腥臭的水沟、生锈的门锁，还有断断续续响起的上坟的鞭炮……

打工人一路徒步乞讨回家过年

对于川、渝、湘、鄂、黔、以及中国中西部地区大山深处的那些外出打工的农民来说，即便是春节，他们每年回家的路，却又是那么的漫长!

“娘，孩儿回来了……”

2008年2月15日晚，经过40多天的长途跋涉，浑身上下臭不可闻，衣衫褴楼，蓬头垢面，已与乞丐毫无分别的欧春明终于回到了湖南宁乡县白玉塘村的家中，但是他的一声“娘”，竞吓晕了整整四年没见面的年过六旬的老母亲。

欧春明时年39岁，上有70多岁的老父亲和60多岁的老母亲，下有一个1岁正读初二的儿子，妻子在儿子年仅2岁时因病过世，一家仅靠儿亩田地过话，日子过得十分艰辛。2008年的春节，因在广东东莞工地上讨不到工钱和路费，他只好在年前开始长途跋涉步行回家。

顶着凛冽的寒风，欧春明沿着附近的铁路轨道开始往北走。饿了，就从极箱里捡剩莱剩饭吃；渴了，就捡别人丢弃的剩矿泉水；困了，就蜷缩在立交桥下、地下通道等不起眼的地方……身上的毛衣烂了，碎成一块一块的片片儿，鞋子穿得露出脚趾，脚下很快就磨起了水泡，他就用捡来的破布简单包扎一下后，继续向家的方向走啊走......

一个星期后， 欧春明终于走到佛山。在后来的日子里，他沿着高速公路往湖南走，一路也是风餐露宿。 他曾想搭车回家，但都遭到了拒绝。沿着高速公路，走了大约半个月后，欧春明终于来到了湖南境内。此时，起泡、溃烂的双脚已经基本上失去了知觉，只感到一片麻木，走路只能一点一点地往前挪。头发早已纠结在一起， 双唇也因长时间没有营养而溃烂了。沿路捡的两件毛衣已经破烂不堪，捡来的鞋也都磨穿了底，相对于广东来说，湖南寒冷的天气对他更是严重的折磨。

到了湖南郴州后的一天，他突然听到四周都在“噼里啪啦”地放鞭炮，才意识到过年了，大年初一到了，而自己呢？肚皮饿得发慌，还没找到食物，这一个春节，仿佛触手可得，却又离他是那么的遥远！

第二天，饿得几乎快撑不住的欧春明无奈之下，只得跪在路边向行人乞讨，讨得4元钱后，他连忙寻找卖东西的店子。4元钱让他足足吃了两天带热气的东西。

就这样，靠着沿路乞讨，他开始慢慢慢地往家挪，走到家里时，母亲发现了他，却对着征征的他问:“你找哪个啊？”然后，母亲连惊带悲竟被吓得晕倒。

打工人回家过年成永别

“爸爸妈妈，等挤上火车后，我再给你们打电话！”

2008年春节，一场罕见的雪灾让广 州火车站返乡的人潮更加汹涌，正当花季的湖北籍少女李红霞归心似箭，临走前，她兴奋地给家里打电话。

没想到，这却成了李红霞的遗言。

2008年2月1日，距离农历春节还有5天，由于雪灾， 京广线瘫痪，广州火车站已经滞留20多万人，几乎成为这个星球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

晚上9点，人潮突然汹涌，李红霞被旁人的行李包带绊倒。那一刻，汹涌的人潮将她踩在了脚下，她再也无法发出任何声音，正如她和她的农民工同伴们一直以来所表现的那样，辛苦而沉默！

当李红霞被发现时，她已经没有呼吸。她的头发又脏又乱，耳朵和眼睛全是血，一股血从鼻腔一 直挂到嘴角，嘴唇紧抿......

李红霞的家里有7口人，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爷爷年过七旬，父母亲在家靠务农为生，二哥长期患病在床，小弟还在读初中。李红霞上了半年初二后就辍学，然后南下到广州打工，那一年，她仅17岁。

“她年纪太小，在广州打工一年没回家，太想家里人了!”李红霞的弟弟回忆，“如果姐姐不赶在春节挤进广州大车站，她或许可以活下来，与我们吃上一顿团圆饭……“

然而，如今已没有“如果”。在江汉平原“呜呜”吹响的寒风中，李红霞的老家湖北监利县的一个村庄的田地中央，隆起了一座新坟。

李红霞去了，但在打工的道路上，走着的人却不知为什么越来越多……

作者/谭凯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