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揭阳生祠文化摭谈

　　生祠是中国古代为表达孝道或感恩文化而为健在的人营建的祠堂（普通祠堂立神主牌位，生祠立长生禄位）。立生祠是东亚地区的一种普遍的民俗信仰，大致起源于汉代。潮汕祠堂文化肇始于北宋咸平二年（999）潮州府城公立韩文公祠，南宋年间潮汕民间有少数官宦人家开始营建“家庙”，从明朝嘉靖年间开始，潮汕祠堂文化进入繁荣期，揭阳生祠文化可能产生于明代中期。据载，明清时期揭阳先后建造了十多座生祠，多数为公立，在县治榕城，祀莅揭名宦（另有学宫“名宦祠”，合祀揭阳历代名宦）；少数在乡间，由所在村落族姓私家建造，祀其父祖或族外恩人。这些生祠，有的表现了传统的孝道和感恩文化，有的反映了揭阳当时的封建吏治文化，是揭阳地方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载，揭阳的第一座生祠可能是明代弘治年间（1488～1505）为纪念揭阳县令车汾而建造的“车公祠”（该祠原在观音仔路）。车汾于弘治九年（1496）至十五年任潮州府清军（亦称“清戎”，明代卫所兵制）同知（副职），任间纂修《潮州府志》。弘治十二年兼任揭阳县令，他离任后揭阳士庶在榕城建生祠纪念他，去而见思，应是颇有官声政绩。明朝后期县治有一座生祠称“曾公祠”（祠原在进贤门旁），祠主曾应瑞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至天启二年（1622）任揭阳县令，离任翌年邑人即为其立生祠。为其生祠撰写《曾公生祠碑记》的则是他的继任者知县何望海（天启三年任），该碑文载曾令“莅揭五年，政甚肃，令甚一，事甚简……造福宏多。”乾隆《揭阳县志》载其“秩满擢监察御史，士绅咸悦，建生祠祀之。”可知曾令莅揭，甘雨随车，确有惠政。明代天启六年（1626）始任揭阳县令的冯元飚，能平寇决狱，重视地方教育，爱民好士，史有“东南健令”之誉（见明代黄锦《冯侯祠记》）。他在任期间，当地士绅就倡议为其建生祠，但冯令谢绝众意，转而倡建榕城韩文公祠。因冯令在揭阳的政绩极佳，他离任后，揭阳士庶还是将韩文公祠后面的“文启书院”改建为“冯侯祠”来纪念他。这可能是明代揭阳县治最后一座公立的名宦生祠。

　　清代揭阳县治为邑令建造的第一座生祠当为“张侯祠”，祠主是顺治四年（1647）署任（代理）揭阳县令张晓。是年九月清军攻占揭阳县城，清军统帅车任重下令屠城，随军的候任县令张晓苦求劝阻，并且捐出自己薪俸犒赏清军，使揭阳县治免遭屠城之灾。当时在城士庶感念张令恩德，纷纷捐献钱物准备偿还，张令不受，人们遂将这些钱物转购大屋二所，立为生祠，一祀张令，一祀车帅。雍正初年，揭阳县城有一座祠堂叫“潘李侯祠” （祠原在双峰寺左侧）则兼具普通祠堂和生祠的性质。它原来是一座纪念明代揭阳知县、名宦潘维岳（万历七年至九年任）的普通祠堂，雍正二年（1724）李运景任揭阳县令后重修此祠。李运景莅揭间“首兴文教，厚于爱士……时称廉平。”其时揭阳士庶又认为李运景“文章、政治可与维岳相埒（相同）”。李令卸任后，揭阳士庶对他颇为怀念，便在潘侯祠中增设李令的长生牌位，与潘令合祀，并将祠堂改名为“潘李侯祠”。清代康熙五十八年（1719）至雍正元年（1723）揭阳县令孙公瑜，在任期间颇有惠政，邑人拟为他建生祠，孙公瑜闻知后坚辞不允。祠堂建成之日，孙令则将生祠改为书院（在韩祠右，佚名），此举又是揭阳地方史上一段官民良好互动的美谈佳话。

　　据载，明清时期民间族姓建造的生祠现有五座。明代的这类生祠目前只发现位于榕城西门的“许氏庶祖祠”（两进夹一庭格局，建于1637年），祠主为明代揭阳先贤许班王祖母贞勉余氏（许公望之妾，卒于1642年）。清代的这类生祠则有四座：其一是位于揭阳空港经济区炮台镇桃山村中的“吴公祠”，为三开间的“下山虎”格局。它是清代乾隆元年（1736）揭阳桃山和玉滘两地谢氏为感谢时任潮阳知县吴廷翰秉公判还谢氏入揭始祖宋末爱国诗人谢翱等祖墓而建造的生祠。其二是“姚公祠”，位于登岗镇西淇村，为三开间“下山虎”格局，是清代道光年间该村一陈姓富户为感谢时任揭阳县令姚柬之（道光十三年即1833年始任）为其家族平冤而建造的生祠。这两座祠堂均为揭阳地区至今尚存的民间族姓为感谢良吏而建造的生祠。另外两座生祠是清代民间族姓为自己健在的父亲营建的：一是位于揭西县凤江镇凤湖村的杨氏“舜祖公祠”（两进一天井格局，建于清代咸丰五年即1855年），由祠主杨昌舜（1785年～1856年）的次子杨鸿桂为庆祝父亲年过古稀且五代同堂而建造的。一是位于榕城元鼎路的“王氏辅祖祠”（两进一天井格局，建于光绪丁丑年即1877年），是由祠主“名丰”商行老板王兴辅的4个儿子为其建造的生祠。该祠堂的木雕、石雕和贝灰雕精美独特，是潮汕民间传统工艺中的瑰宝。

　　明清时期揭阳的生祠建筑，或湮灭难闻，或残破不堪，只有个别保存下来，以致无法进行全面的考察。这些存载的生祠，数量虽少，却是揭阳地区珍贵的地方历史人文遗产，应该加以重视和保护。

作者:谢若秋

来源:揭阳日报（2015.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