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小镇，沥海轧花厂的食堂

不是摆噱头，在上世纪物质匮乏的六七十年代，在我们这个盛产棉花的江南小镇上，作为惟一一个国营棉花加工厂，我们厂子的食堂与镇上机关、医院、学校和其他企业的食堂比起来，明显是姚明与潘长江比高低。这长一大截的依仗，并不是我们厂子拥有多大权力，而是天生有一个特殊的副产品——杂质。

杂质者即棉花加工后留下的棉籽壳、剩绒和数以亿计的棉蚜虫的总称。棉籽壳和剩绒既是生火烧饭上等的燃料，沤沤烂烂又是强劲的基肥，而状如“米胖”通体肉红的棉蚜虫，更是饲鸡养鸭的最佳饲料。凭了这几乎全身是宝的杂质，食品厂、豆制品店的猪肉、豆制品，粮管所的面粉和油，不用凭票便时不时地补充到我们食堂的餐桌。而附近生产队、农场的新鲜果疏、鸡鸭蛋鱼更往往是半买半送。物美价廉且花色繁多的饭菜，是我们厂子食堂令无数人“羡慕妒忌恨”的金字招牌。也因此，即使那些平常不在厂子住宿和就餐的职工，中午或傍晚回家，一手拎两壶热水，一手端一碗食堂打的小菜，踌躇满志地一步晃三晃，无师自通地成为我们厂子职工（包括我们这些从小在厂子里吃饭打菜、习惯地把父母工作的厂子称为我们厂子的职工子弟），招摇过市的标准架式。



有道是民以食为天，而食堂的这爿天，作为集体用餐的一个惯常场所，与分散的家庭用餐虽然实质都是一个吃，但其独有的形制、状态以及其功能和魅力，在吃过食堂饭者的经历和心目中所刻烙的滋味、感受和印记，怕是百姿千态，非一言能道尽的。围绕食堂，更确切地说围绕食堂的饭菜生发的种种故事、轶闻、美谈抑或纠结，亦仿如那花色繁多的饭菜，不乏色香味，亦具酸甜苦辣。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工作的一个乡村供销站共10个人，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尤其是食堂办得挺有滋味。这滋味倒不在于食堂的饭菜，而是隔三差五会有下午那一顿“点心”。我们食堂的炊事员许师傅不像一般乡村医院、信用社、供销站的炊事员，大多找一个农村大妈、大嫂，许师傅原是镇上一家饭店的面食师傅。凭了这一路手艺，往往下午三点来钟，大家正饥肠辘辘、神衰力疲之时，一声余音绕梁的 “肉包子来啦！”让整个店堂都如打了鸡血。那肉包子馅多、皮薄不说，咬一口鲜香浓腻的汁液更是满嘴喷射。许师傅有一个保留节目，每当有员工调动，他都会做一顿品种丰富的面食，搞个饯行宴。那年我被调到一个海边的渔村供销站工作时，许师傅搞的那个饯行宴，可谓极尽面食制作之能事。除了肉包、花卷、糖馒头外，还专门炸了油条，而最后端上来的那碗手工汤面，更吃得我大汗淋漓、涕泗并流。当然这涕泗既有为美食所沉醉，也有为情感所沦陷。用许师傅的话说，大家难得同事一场，分开了吃顿面食，也是情意绵绵留个念想。

都说人生两大得意穿华服、吃美食，而相比穿在身上的华服，吃进嘴里的美食，毫无疑问更会留下深刻的印记。这既如张爱玲所言“女人走进男人心里的通道是胃”，是民以食为天的形象佐证；更在于诸如当年我的饯行宴这般美食所蕴含着的情感元素。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以食为天的“天”，岂仅仅只是指物质的追求和享受？

二十多年前，我在县城的一家贸易公司食堂搭伙，记忆中有一在公司拉货的中年汉子食量奇大。拉货工的收入本来就不高，加之食量又大，所以那中年汉子一般不买食堂的饭菜，而以吃面为主。他的吃面与别人不同，自备一只近乎小脸盆大的面盆，且一次性打两碗。吃面忌涨，别人都是打好即吃，而他打好后每次都搁上十多分钟，待涨透后才吃。“这样能多吃点、多吃点。”一边听他不无尴尬地解释，一边看他捧着近乎一脸盆的面呼啦啦地吞咽，成为当时那个食堂的一道风景。这样的风景与坊间流传新兵在连队食堂吃饭得先盛半碗然后再盛满碗的秘诀，恰如滋生于食堂的一曲双簧，虽不乏时代的印记，但给人的感慨亦一言难尽。透过这样的双簧，也使我们明白一个道理，所谓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只能是填饱肚子后才会有的讲究。而回视以往抑或注目当下，一些差强人意，包括就餐者意见、牢骚满腹的食堂之所以仍能生生不息，系住底裤的那根带子，恐怕也是首先得混个饱。

其实食堂办得好与差，产生的效应真的不仅只是物质层面的。仍旧回到我们厂子。因为是棉花加工厂，或加工过程中机器火星的引燃，或谁不小心丢了个烟蒂，我们厂子每年都会有一两场大小不一的火警。那年冬天的一场火警真的让人慌了，整个剥绒车间都是一片红。惊恐之中大家谁都不敢上前一步。不知谁喊了一声：为了食堂的肉包子、炒排骨、绿豆汤，冲啊！一语惊醒梦中人，职工们有的淋一桶水浇湿全身，有的裹一条湿被子，争先恐后往火场冲……

民以食为天，得民心者得天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家企业也好、一个机关也罢，若得到了食堂，离得“天下”怕也不远了。